吴福辉在《海派文人笔下的北京》中分析了海派文人对于北平文化既欣赏又批评的复杂态度，阐述十分精辟[28]。吴先生的文章是对海派作家群的北京印象的宏观观照，若具体到1927—1933年左右的海派文人来说，他们眼中的北京（北平）多带有黯淡、凄迷甚至沉沦的色彩，1927—1933年的《申报》上的文章即为此例。如《北京之新骗案》《北京的狗哭城嚎》《北平旅店宿妓秘密》《狗碎鸡零话北平》《灾官访问记》《不尽灾官滚滚来》《舞影花狂满旧京》《春光中之故都》《文化南迁》《肉的追求》《北平各大学吃排头》《北平印象记》……这些文章或描写北京城的清冷气氛，感叹北平风光不再的苍凉；或刻画丢权失势的“灾官”逃难奔命的狼狈相；或嘲讽长安街上的肉感女学生以及北平旅店里操皮肉生意的“媳妇儿”；或将北平与苏州视为同一精神范畴的闲散之地；或感叹古都居民贫富不一的生存状态……海派文人即使对北平“昔日繁华，都归歇绝”以及“荣枯大异”[29]的历史沧桑摆出惋惜的姿态，却总带有几分闲观赏玩的看客心理。
对于冷落中的北京，海派文人名为同情，实为奚落。上海大东书局发行的通俗刊物《紫罗兰》有不少这样的文章。在胡天农的《骗》中，“我”觉得“南京的空气和生活，非常简单而新鲜”，认为“北京近年的形势，大大的与前不同了；一般贪官污吏，可是更形放肆了吧？”又听闻北京的骗子为数众多、骗术奇高，怀疑上海层出不穷的骗案也系北京骗子所为[30]。从这里可见，作者对于北京、南京、上海的情感倾向是如此不同。梅溪的《紫罗兰茶叶店》以北京王府井大街的茶叶店招请妙龄女子做店员为例，说明在“万象沉寂的故都”，商家为了刺激营业而诉诸于情色[31]。帝都北京历来庄严肃穆，作者却故意让其显出金钱和美色交织的疮疤。刘恨我的《旧都新语》相对全面和客观，描写了北平的泥道沙路、旧片电影、跳舞大会、萧条市面以及八大胡同里的妓女，却也指出了王府大街东安市场的热闹，以及北平商人的道德较上海为优[32]。但总的来说，海派文人是认为“新都”胜“故都”的，如在上海街道的命名上竟有人提出，“北京更名为北平，而上海北京路依旧未改，似乎欠妥。”此人甚至期待上海的南京路也更名[33]。在《狮吼》杂志上，有人对北京官员尽情奚落：“北平平了，一万多的大官，中官，小官中大的官，芝麻的官，都饭碗打破，变成了东钻西钻向青天白日磕头的可怜虫。可是还想做他们的官梦，还拼命运动使北平还城为京城。可怜可怜这种愚蠢的人们。”[34](www.xing528.com)
海派文人大多亲南京而疏北京，除了上海和南京在地理上更加接近（同在长江流域）之外，更因为海派文人的精神结构与京派文化的内核实不兼容，而南京和上海则共享江南文化的因子。南京人叶灵凤当过“创造社小伙计”，却被视为“色调复杂的海派作家”[35]。他在《北游漫笔》说：“在这软尘十丈的上海住久了的人，谁不渴望去一见那沉睡中的故都？”看来，海派文人并不完全排斥北京的魅力；叶灵凤还游历了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参天的柏树”“高耸的白塔”“蜿蜒的堤岸”也能引发这个海派文人的遐想。但是，叶灵凤始终不能接受北京的市民文化，他“也爱一人黄昏中独坐在就圮城墙上默看万古苍凉的落日烟景”，然而“始终不爱那市场中或茶棚下噪杂的闲谈和羼走”。他尤其不能承受北京生活的素朴和简单：“在北京，黄牌的汽车，比上海租界内的S.M.C.三字还要有威风哩！我只好揩去我身上的泥，我还是回上海去尝S.M.C.的滋味罢。”[36]雄伟壮观的北地风情也许能够引起江南文人的审美愉悦感，而恬静古朴、远离浮华的北平民风却很难为时髦新潮的海派作家所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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