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四章中强烈要求，一种令人满意的科学认识论不应该阻止在多元论和一元论之间做出选择。认知的多元性至少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源于影响科学研究行为的文化视角和意识形态视角的多样性。第二种形式是在西方工业化社会的文化框架内进行的当代科学的一个特征。前者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西方科学中不同进路之间的各种关系和西方科学与在非西方文化语境中实践的科学之间的各种关系。这种多元性的维度担保了一种独立的研究，然而，本书并不对此加以讨论。[1]多元性的第二种形式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的注意。
尽管有不计其数的哲学家继续把统一看成是科学探索的中心目标，但现在，许多科学哲学家都接受不同形式的多元论。[2]帕特里克·苏佩斯在他所谓的概率的形而上学语境中，赞同对科学知识的多元论的理解。他认为，具有自己专用词汇的分支学科的倍增，把奥本海姆和普特南所设想的完全统一引入绝境。[3]约翰·杜普雷部分地根据生物学主张科学和相伴随的他称为混杂实在论（promiscuous realism）的形而上学之间的不统一。[4]南希·卡特赖特认为，甚至物理学也没有把这种预设的统一显示为一种理想。[5]然而，当代生物学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的多元论思维。
至少自从达尔文以来，生物科学一直是围绕理论和方法展开激烈争论的场所。而在20世纪初，这些争论相当普遍——例如，机械论与活力论，当前的争论往往在特殊的分支领域内进行，或围绕特殊的分支领域展开。进化论是围绕选择的单位和层次展开争论的场所。行为生物学不仅是关于先天与后天之争的场所，而且包括多条生物学进路——遗传学的、生物化学的和生理学的、神经学的——在一个整合的理论中，它们既可以调和，又不可以调和。在细胞生物学中，科学家对DNA的调节作用的范围展开争论。在生态学中，研究者们也对结论和得出结论所用的方法展开争论。尽管这些分歧既涉及实质性的议题，也涉及方法论的议题，但在任意指定的事例中，争论通常集中在某个方面。论战和争论是多元性特别显著的标志。然而有时，潜在地相冲突的理论或方法，要么没有引发争论，要么引发了研究者们自己都不会全部参与，或者只有相关领域内的一些成员参与的别的争论。这表明，不同的理论或方法是否陷入争论，取决于除了它们之间的差异甚至矛盾之外的各种因素。此外，探索的实践行为不等待这些争论的解决，也不要求在单个理论或方法上达成共识。这正是苏佩斯在他对多元论的简述中所指出的。
多元性、标准和认知目的：20世纪生物学中的事例
目标和标准是把认知共同体或研究共同体相互区别开来的一种方式。尽管对于所有的认知共同体来说，知识的目标确实是共同的，但就产生探索而言，这么说并不够具体。正如据说理查德·波普金（Richard Popkin）向科学家开玩笑说，如果一个人想要的一切是知识或真理，那为什么不去数一下他能在洛杉矶和圣地亚哥之间，或明尼阿波利斯与圣路易斯之间放多少个瓶盖呢？人们想要关于特定事物或事物集合的知识（或真理）。阐明这些是什么，已经变成了对它们作出某种（显然是肤浅的）叙述的承诺。[6]想要知道引起癌症的原因，就是承诺癌症和引发癌症的原因或癌症的病因是存在的。想要知道物质的结构，就是承诺物质是存在的并假定它有一种结构。虽然这些假设似乎极其少有，但它们是引导探索和在解释数据时发挥作用的假设。
假设在探索中发挥的作用意味着对科学理论和探索的认识论分析，必须包括对追求探索和评价理论与假说的社会语境和学术语境的分析。学术语境是由背景假设和研究型资源——设备、样品、实验方案——构成的。社会语境是能使假设和资源流传开来的一组制度和互动，也是嵌入这些制度和互动的更大的社会环境。前面几章概述的对有效批评的分析，陈述了这些制度和互动应该满足的（各种）条件。然而，满足这些条件，不允许把辩护或可接受性与实现辩护的语境分离开来。因此，关注社会语境和学术语境，对于了解任何给定断言的范围和界限来说是重要的。下面的例子举例说明，规范的定域认识论从它们的具体研究语境中的涌现和在它们的具体研究语境中的内在性。多元性在实质性断言中、在方法论中或在这两者中，是显而易见的。
生态学中的实验和测量
因为生态学求助于实验方法，所以，与不受干预的田野观察相比，关于所做实验的适当类型和实验的优点都产生了分歧。[7]近期的一个争论是，担忧全球两栖动物族群的减少。俄勒冈州的一个研究团队用两组青蛙卵做实验，一组受紫外线（UV）的辐射，另一组不受紫外线的辐射。免遭辐射的青蛙卵发育成蝌蚪的概率，远高于受到辐射的青蛙卵发育成蝌蚪的概率，由此，研究者得出结论说，UV辐射的增加是观察到两栖动物减少的元凶。反对者则断言，根本没有调查是否UV辐射随时间增加两栖动物的死亡率就上升，而且，只有对生态系统及其栖息者进行长期观察，才能查明在野外而不是实验室里引发死亡的原因。甚至在面向实验的生态学家中间，关于生态系统实验（比如，海里投铁，）和用模型系统的实验（像实验室里的两组青蛙卵，乃至更复杂、但依然进行和控制的系统）的相对价值，也存有分歧。在实际环境中，控制可变因素的生态系统实验，是更加现实的，而模型系统虽然被有意无意地简化，但却为辨别和控制可能的因果性因素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已知，不同的（和不同层次的）要素现存于这两种实验环境中，即使当一种实验环境有意成为另一种环境的模型时，对采用的效果的研究，相同的行动者也将会在不同的进路中产生不同的定量结果。生态系统进路的提倡者们称赞这条进路对评价和预测环境变化结果的价值。模型进路的提倡者们强调这条进路提供的相关参数的可重复性和可控性。
物种形成研究中的田野或实验室
大卫·马格努斯（David Magnus）在预示生态学家之间当前争论的一个案例中，分析了不同的方法论-认识论价值的作用，这个案例讨论的争论是，20世纪初在雨果·德弗里斯（Hugode Vries）的物种形成的突变理论的拥护者，和戴维·斯达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的隔离理论的拥护者之间的争论。[8]这个争论不仅是关于物种形成的理论之争，而且是关于生物学中的证据和方法之争。突变论者是实验主义者，而隔离论者是自然主义者，他们的分歧主要聚焦于对每种研究都正确的那种数据的可检验特征。实验主义者诋毁自然主义者的田野研究方法，赞同实验室中可能的实验控制方法。田野研究的结果与许多假说相兼容，但不能挑选出真正的原因。自然主义者并不否认实验的价值，但相对于田野研究的价值而言只赋予其辅助作用。实验室的实验结果必定在其有效性方面局限于进行实验的物种，而某些实验物种被认为是实验室的创造物，不可能反映自然界中发生的一切，而其余的实验物种，被认为只是多样化的自然界中的一个小样本，不能用来概括野外的过程。马格努斯把这些争论理解为反映了相冲突的认识论价值。自然主义者强调的对数据多样性的需求，表达了惠威尔的归纳一致（consilience of inductions）的必要条件：“在支持一个理论观点时，不同证据线索的趋同”。[9]另一方面，实验主义者们喜欢运用控制组描绘的实验室研究。他们接受认识论和自然界的简约性，他们具有的观点是，当自然界被通过机制的简约性来描绘时，他们能够“用一种有特权的证据线索来替代各种各样的证据线索”。[10]
马格努斯通过注意到下列观点总结了他的讨论：自然主义的理论观，对综合进化论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综合进化论中他们的认识论观点变得黯然失色。然而，后来，在综合论时期进行的简短讨论中的争论和当代生态学家之间的争论表明，这些相冲突的认识论观点依然在起作用，即使是打着不同的幌子。因为这些是关于如何权衡不同证据的争论，所以，认识论价值之间的冲突本身，不可能证据确凿地加以解决。反之，它们的吸引力确保了一方的卓越只是暂时的。这种认识论的过剩（epistemological excess）并不意味着赞同一方或另一方的决定是任意的，而是意味着在任何特殊情况下的判断，都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既不能通过回溯的方式来捕获到，也不能通过单一的认知规则来评价。因此，多元性描绘了这个探索领域内的认识论方面和实质性方面的特征。
科学史家尼古拉斯·拉斯穆森（Nicholas Rasmussen）关于电子显微镜的工作，提供了与不同的方法论假设相关的另一条不同进路的例子。[11]在20世纪50年代，两组研究人员，一组在瑞典一组在纽约，在用电子显微镜研究线粒体时，关于这些细胞器的内在结构产生了分歧。线粒体看起来呈细长的卵形。纽约组认为，察觉到的线粒体内壁的横脊（transverse ridges）是局部的——也就是说，没有延伸到贯穿整个内部空间——因此，沿着内部长度从头到尾留下了一个通道。瑞典组认为，至少一些横向的结构是横跨整个线粒体直径的层状膜，因而阻断了通道。这两个研究组对这些内部结构和外部或膜周围的关系也有分歧。[12]在结构方面的这些分歧，是在如何解释和评价电子显微镜的证据方面的分歧造成的。每个研究组都有支持其结构理论的显微镜照片。但是，显微镜照片产生了线粒体的不同影像。这些差异是运用不同的固定技巧和其他样本制备技术的结果。在关于哪一组影像更好的争论中涉及的相关问题有两个：一个问题是线粒体的真实结构是什么；第二个是问题是采用对结构的哪一种表征。一个研究组认为，应该根据显微镜照片的内在标准，比如，影像的清晰度来评价显微镜照片。另一个研究组认为，与其他来源（在这个案例中，是生物化学分馏法）的数据的一致性，至少是与确定在相冲突的影像中哪一张影像是对线粒体结构的最好表征同等地相关，也许更相关。这里，也不存在能够解决这种冲突的更高层次的认识论原则。这两种论证线索都代表了值得尊敬的认识论立场。
行为生物学中一种结果的多种原因
生物哲学家桑德拉·米切尔（Sandra Mitchell）考察了在社会昆虫群体中对劳动分工的各种说明。[13]有进化论的说明和个体发育的说明，在个体发育的或自组织的说明中有劳动分工的各种因果模型。一种模型诉诸个别群体成员中的基因的多样性，基因的多样性导致了对给定刺激作出不同反应的阈值，这又依次导致了劳动的分工。另一种模型提出，所有的群体成员天生具有完全相同的工作算法，但巢穴架构改变了所受到的刺激，因此，导致了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行为。尽管有些人会把这看成是需要通过一种选择来解决矛盾说明的问题，但米切尔认为，这些模型在这种意义上没必要被看成是矛盾的。它们都是理想化的，而且如此映射到一个理想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在现实世界中应用它们时，我们可以说每一种模型都可以应用，但应用的条件不同。一些物种以一种方式实现劳动分工，另一物种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劳动分工。因此，在社会昆虫中，不可能有单一的劳动分工模型。自然界以不同的手段产生了相同的结局。根据米切尔的观点，自然界的复杂性阻碍了一种统一的科学，而要求多元论。
发育生物学中的模型生物体
生物学家杰西卡·博尔科（Jessica Bolker），结合前面的三个事例描述了一种情形。[14]她关注的是发育生物学中的模型-系统进路。“模型系统”意味着，某个物种在发育生物学的语境中比在生态学中略有不同。在发育生物学中，为了达到开展研究的目标，用某些生物体的物种作为标准的实验模型。这些是已经发育了标准菌种，或以标准菌种为特征的生物体，使得在聚焦于生物体发育的不同方面，或者，聚焦于某些特征的发育（比如，光合作用的能力）的研究群体之间，能够就统一的话题进行交流。博尔科认为，实验的迫切需要制约了用作模型系统的生物体的选择。尤其是，首选发育速度快和增代时间短的生物体。较小的生物体（能在实验室里更容易适应），比较大的生物体更受偏爱。而且，其胚胎发育统一、因而更强烈地渠限化（canalized）和对环境扰动敏感的生物体，提供了从模型到一般化的更好的模型。但是，导致这些特征的进化压力，产生了使模型物种不能代表它们的类群的适应性。例如，母体效应可能在发育快的物种中比在发育慢的物种中更强，而且，在这些物种中细胞周期短，可能约束了基因的长度。体形更小的物种比其类群的更大物种，也可能已经经历过结构的简化或完全丧失，而且可能演化成新的形态。
博尔科引证了依赖这些更方便进行实验的生物体的几种后果。研究者们可能过分一概而论，（为了转述莫诺的理论）把对大肠杆菌或豚鼠来说是正确的结果延伸到大象。一旦一种特征或过程发育的理论模型，在一个或少数几个这样的模型生物体的基础上得到阐述，就可能忽视来自其他物种的相反信息，而且，失去替代发育路径的现有知识。只依赖少数几个模型物种，将无法完全代表自然界的多样性，发育和进化研究的可靠性也可能被颠倒过来。我们可以说，这些后果是从抵触多元论推论出来的。
凯文·拉特里指出，博尔科描述的现象遍布整个生物学研究。[15]他在引证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的观点时注意到，不同的生物体不同地适用于研究特殊的有机系统和过程，比如，蓝绿藻对于研究光合作用是理想的，鸽胸肌对于研究氧化代谢至关重要。拉特里继续指出，不仅首选的模型系统通常很可能并不代表它们的类群，而且生物学实验的条件，也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它们的话题：要么通过只有在实验室里才能得到的产品谱系，比如，肿瘤鼠，要么通过隔离组织和细胞系，以便它们与其生物语境中的要素的相互影响不会干扰研究。每个实验系统都提供了它模仿的自然系统的部分知识。
选择理论中的因果假设
C.K.沃特斯在分析选择单位的争论时，潜在地支持一种更强的多元论形式。[16]生物学家和生物哲学家已经论证了选择是对基因、基因型、生物个体起作用，还是对生物群体起作用。沃特斯断言，这些争论的双方也都是实在论者，他们做出了两个未经审查的假设：
1.对于任何一种选择过程来说，都有一种对有效的选择作用力和每种作用力影响的层次的唯一正确的描述。
2.族群层次的原因必须增强它们至少在一种语境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而且，不降低它们在任何其他语境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第一个假设深化了致力于在不同层次分析选择的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个假设被基因选择论的反对者们用来质疑这种观点。沃特斯对威廉姆斯（Williams）、道金斯（Dawkins）、索博（Sober）和路翁亭提供的案例和论证进行了分析，旨在表明不同选择的理论家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个领域及其环境进行了解析。这种解析不可能要求有唯一正确的断言，支持对作为选择作用力起作用的不同层次作出鉴别。强调真实环境的异质性的一个类似分析，支持沃特斯的论点：所有的选择作用力都是语境敏感的。如果它们都是语境敏感的，那么，它们将不会在所有的语境中都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而且，原理2也必须被放弃。他不是把选择层次的争论，看成是要求唯一解决方案的一场论战，而是拥护他所说的温和实在论，这就把上面的两个假设转化为如下的两个假设：
1A（TR）关于进行选择的那个层次的不同叙述，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准确地表征相同的因果网络。
2A（TR）族群层次的作用力，能够增加它们在某些语境中发挥作用的机会，而且减少它们在其他语境中发挥作用的机会。
1A（TR）有效地指出，选择作用力和被选择的单位，能够通过相同过程的不同理论得到不同的但同样正确的表征。而且，一个选择层次的拥护者，为在竞争的选择层次上消除作用力所运用的因果性原理（2），不得不被放弃，而在对领域和环境的分析需要它时，就不得不容忍基因选择理论。沃特斯的论证是，似乎要求唯一解决方案的论战情境，最好被看成是多种叙述可能是正确的情境。温和实在论实际上是多元论。
神经生理学中的多条进路
对大脑在行为方面发挥作用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例示。我在早期的著作中，分析了行为的生物学研究的两条进路：一条进路源于神经内分泌学，另一条进路源于脑生理学和脑的发育。[17]这两条进路，通过不同的问题、极不相同的实验和观察策略，以及脑结构和功能的不同模型来刻画。它们也可能被看成是符合不同的认识论价值：在一个案例中是范围的简单性和统一性；在另一个案例中首选的一组观察是适当的。它们出现了冲突，因为当从它们的实验室语境推断那些更普遍的问题时，它们支持人类行动和行为的不同概念。[18]然而，单独在实验室语境中考虑它们，它们可能被理解为解决了在不同探索语境中产生的不同问题。神经内分泌学的共同体对发现荷尔蒙的因果能力感兴趣，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用动物模型做实验，动物模型随生物体暴露出的不同荷尔蒙的变化而变化，然后，测试那些生物体的行为结果。聚焦于大脑皮层的神经内分泌学家和神经解剖学家，从事阐述最终能够叙述人类高层次的认知表现特征的大脑的发育、结构和功能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在推断人类行为时相冲突，但是，它们每一个都提供了关于大脑和神经过程的（部分）知识，即与它们的不同领域足以支持这些领域中的进一步研究相符合的叙述。
定域认识论
这些案例的不同特征举例说明了多元论论点的不同方面，多元论的论点认为，适当的多元性和认识论意义上可接受的说明或理论，能够在任何探索情境中通过各种不同的因素来产生。部分地构成一种给定进路或探索的学术语境的假设至少有两种：实质性的假设和方法论的假设。实质性的假设关注某人观察的世界的存在方式。这些假设可能是综合性的或过程性的。前者的一个例子是假设：物质世界是由在最基本层次上不可分的粒子构成的。近来有追随者的一种过程性假设是这样的假设：所有的生物发育都受基因的控制。沃特斯所讨论的关于选择单位之争的假设，是关于选择起作用的层次具有唯一性的实质性假设，诚然，也是关于因果性自身的本性的实质性假设。
方法论的假设一定与我们拥有的发展和获取知识的手段有关。它们的范围可能从一般的哲学观点，比如，承诺某种经验主义的形式，到关于各种数据适合于各种问题的相当特殊的观点：例如，田野观察与实验。生态学的争论以这些方法论问题为中心来展开，而且，每一条进路，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通过它对一种特殊的方法论策略的承诺所形成的。类似地，发育生物学中的模型系统的选择，表达了一种方法论特征的假设。另外的选择包括，用动物模型做实验与人的临床研究之间的选择、在生物体内与生物体外研究之间的选择，等等。其他的方法论假设关注，应该需要多少特定类型的数据，哪些类型的数据是相关的，应该要求根据各种不同的研究技术把哪些不同的数据糅合在一起。它们包括关于各种调查手段和实验方案会产生的数据的假设，以及关于这些手段和方案的可靠性的假设。显然，方法论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资源的可获得性，但是，这些并不足以使方法论局限于一种。
除了这种清晰的实质性假设或清晰的方法论假设以外，其他的假设关注我们所谓的知识形式，而且既是实质性的也是方法论的。这些包括理论或模型的性质，比如，简单性和统一性，它们有时被哲学家看成是认知的优点。这样看待它们，就是把它们看成是真理的标志。坚持把社会昆虫群体中的劳动分工，要么归因于基因，要么归因于像巢穴架构那样的环境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是表达了对统一性的承诺。这样一种承诺制约了（昆虫）行为的可接受的知识形式，要求说明模型包括能够被（作为结果）并入到一个更加综合的理论中的单一的因果性原理。
把诸如简单性和统一性之类的优点看成是认知的哲学家们，通常一直在探索对非充分决定性论证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不包括实质性假设，特别是能够被证明具有社会政治维度的实质性假设。[19]从多个角度来看，这种希望是虚伪的。简单性本身的理论优点包含了实质性假设——也就是说，世界是简单的假设。[20]理论的统一性优点也是如此，它假定世界是足够统一的，甚至用同样基本的理论原理加以说明。而且，正如范·弗拉森认为的那样，作为认知优点所提出来的那些优点，一般都不是通过任何单一的理论或模型可以最大限度地全部满足；因此在这些优点中必须另外引入一个平衡的优点。[21]但是，什么算作是正确的平衡呢？此外，我们能够表明，像简单性一样的优点携带了有意避免求助的社会政治维度。[22]最后，有一些共同体更喜欢替代的价值，而不是经常被引用为科学价值的那些价值。女性主义和环境主义的研究共同体，赞成像本体论的异质性那样的价值，用以反对简单性所暗含的统一性。拉里·劳丹在回应三位一体的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网络内的张力时，论述了研究共同体的价值是如何发生变化的问题。[23]因此，所谓认知优点充其量实际上是一个认知共同体能够联合的标准，即其成员接受为是他们的标准，而非普遍成立的标准。
对所有共同体都是共同的一个共同标准，是经验的适当性，也就是说，在观察意义上可确定的部分理论或模型的真理。断言这种标准的普遍性，并不是断言像最初显现的那么普遍。已知模型和理论是有偏好的，一个模型也可以在经验上是适当的，因而不包括一个要素与所模仿的整个领域的每个可观察方面都符合。该模型，除了可能有不在其表征清单内的总领域的已观察到的或可观察到的方面之外，不可能有与运用模型进路的观察仪器已观察到的或可观察的方面不一致的可观察的要素。这是不是该模型的一个缺陷，取决于我们对建构什么感兴趣。此外，任何进路都不得不设置在特定的测量语境中，确定经验的适当性真正所需要的精确性和准确性的标准。在生态学实验的自然环境中，研究所许可的误差线，比在一个受控制的实验室环境中的试验所许可的误差线，可能大得多。
其次，与此相关的是，要求经验适当性的关键在于，它对于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理解我们周遭的世界，即我们亲身体验并与此进行成功互动的这个世界——来说是很必要的。模型的可观察要素，在某种程度上跟我们希望与此进行互动的世界中的现象，或者，我们为了进行渴望的活动而必须进行互动的世界中的现象相一致，如果没有这样的模型，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成功的互动。而且，我们的互动是否成功，依赖于关于我们与此互动的那部分世界的特定目标。某人从悬崖上跳下，摔到地上，将会算作是成功还是不成功，依赖于其目的是飞翔还是达到下一个层次的下落目的。所以，当然只要一个共同体对与世界互动感兴趣，经验的适当性就会是重要的认知标准之一。但是，分享经验的适当性标准，并不意味着科学共同体将形成关于一个理论或一组理论的共识，或者，只要他们的其他价值或标准，尤其是确定经验适当性的应用范围的标准不同，他们就会以同样的方式解释或权衡经验的适当性。因此，在拉斯穆森的电子显微镜案例中，另一种价值——便携性或标准化——胜过了解读经验适当性的最自然的方式。
给定这样一种排列，某人能够把研究共同体或科学共同体理解为，是围绕实质性假设和方法论假设的选择而构成的。这些选择是研究目标和所继承的传统的结果。把它们称为选择，并不意味着它们是被从一种可能的分类中精心地挑选出来的，而是它们代表了一个可能的替代分类的子集，对这些替代分类的依赖，能够参考特定研究共同体的目标得到辩护，并且这些替代分类经过批评审查，得以幸存或保留。所有这些——实质性假设、方法论假设、目的和目标，以及把假设和实践与目的和目标联系起来的论证——都会受到批评审查、需要争论和辩护，而且它们都可能与一个共同体文化的社会、政治和审美价值，有着复杂的联系。
这样一组方法论选择、承诺或标准，可能被称为一个共同体的认识论。描绘这样一种认识论的特征，除了有赖于对各种数据的充分必要的标准和疑问给出答案的具体方法之外，还包括对许多要素作出具体说明。全部特征将包括对所探索的这种知识作出具体说明：因果的或过程的（比如，x是如何起作用的）；构成的（比如，y是由什么组成的）；分布的（比如，z在语境c1……cn中发生的概率有多大）；描述的（比如，一个生态系统中的物种数量，s的沸点）。此外，因果性问题可以要么是机制的，要么是历史的。对所探索的那种知识的具体说明也可能包括形式特征（比如，所探索的那种知识是多么的普遍）。这种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那条进路：把一种认识论应用于一个具体领域。对一个定域认识论的完备特征的描绘，也会对下列问题提供某种叙述：相对于所探索的那种知识而言，为什么所使用的方法被认为是适当的。这样一种叙述，除了可能也有实用的和专业的理由来选择具体方法或证据标准之外，还通常包括提到的实质性假设和认知价值。这些理由可能包括，可获得必要的设备、缺乏可替代的程序；它们可能包括可交流性和标准化的问题、在相关的共同体内接受，等等。
如果不要求方法论的规则和程序是自明的和语境依赖的，那么，正如前面所陈述的那样，它们的基本原理一定在于探索共同体（或其传统）的目的和目标。鉴别一个定域认识论的这些特征，尤其是，把方法与所探索的各种知识联系起来的假设和价值，不仅是挑选在研究论文中把数据与假说联系起来的方法和标准的问题，而且是从对探索语境的分析中重构它们的问题：相符合；叙述论战中的争论和调解；研究制度设置、优先权和约束。因为个人可能抱着各种动机来参与共同体的活动，所以，条理化的一条进路的价值和优先顺序，不能简单地根据个人的价值和兴趣来识别，但必须显示为既是普遍地或制度上被认可，也是有效的。一种定域认识论是信念、规范、目标和实践的一个动态的复合体。这些要素会随着共同体遇到的内外挑战的变化而变化。外在的挑战可能包括与其他共同体的互动；内在的挑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导致的：社会目标和价值发生了变化，或者，把特定的规范和实践应用于具体情境中，产生了与其他要素相矛盾的结果。科学探索不仅解答问题，而且这些解答本身揭示了新的研究问题，即一无所知的新景观。探索的这种动态性意味着，它的认识论必须为它的发展变化提供空间。
就这里提供的对认识的可接受性的这种叙述而言，一个理论曾经在共同体C中是可接受的，并不意味着C将不会在以后的某个时刻放弃它。此外，根本没有要求C的成员只因为它们显示为是偶然的，或者，缺乏坚定的支持而拒绝背景假设。除非经过批评论述，表明背景假设与C的价值、目标或其他假设相冲突，否则，根本没有义务放弃它们——只承认它们的偶然性，因而就丧失很大的自信心。另一方面，有义务寻求批评，所以，避免批评并不是认识的可接受性的担保者。[24]背景假设，连同所追求的价值与目的一起，是约束一个共同体的话语互动和经验交流的公共标准。这里的关键在于，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总的目标来说，它们是暂时的和次要的。共同体追求的这种知识、为此而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把哪种知识投入使用——引导提出共同体的标准。
定域认识论使我们在一个多元论的框架内，考虑由理论和模型的多元性所刻画的情境，而不是作为一个给定研究领域不成熟的标志。[25]一条探索进路是由一个问题和用来解答问题的一组研究方法来刻画的。问题和方法通常共同预设了一个理论断言，或者，最起码，预设了关于所探索的那部分世界的一个模型。[26]一种现象的不同进路，因而对应于不同的定域认识论，可能来源于方法论假设、原理或策略方面的差异，目标方面的差异，或者，实质性假设方面的差异，比如，研究领域的基本特征。从多元论的观点来看，通过不同的理论假设了解到的和通过不同种类的问题所提出的那些进路，产生了关于一种给定现象的不同知识。关于理论断言的争论是在特定的社会或制度条件下引发的，但不是只由于理论内容的不同而强加于不同进路的实践者的。迎接批评可能涉及，表明这种断言如何被共同体的知识生产实践的那些方面所证明，表明那些实践如何满足特定的目标，然后，也许对这些目标作出辩护，或者，对这种断言或这种实践的那些方面作出修改——例如，通过调节或限定其范围，或者，更改研究过程本身的那些方面。不同进路之间的争论，能够被理解为促进它们发展的批评互动，而不是理解为需要一个胜利者的一场决斗。
重温已解决的案例
在本章开头列举的那几个例子涉及相冲突的或未解决的问题。人们可以用布鲁诺·拉图尔关于雅努斯之脸（Janusface）的概念图像来论证，冲突和犹豫不决只表明，在这些案例中多元性是意料之中的。[27]在共同体对实验、假说或理论达成共识之前，多元性是不牢固的，而且正如拉图尔指出的那样，它依赖于科学家的行动。在形成共识之后，科学家的建构作用消失了，并且结果或理论就被视为是对自然界的一种必然的表达。正如拉图尔所说的那样，它被装在黑箱之中。对此不再进行争论，反而本身成为为了进一步理论化的附加实验的基础。其起源甚至辩护不再是问题。多元性和社会过程的运行，在不断发展的不稳定的科学中是预料之中的。但稳定化和黑箱化不仅是消除社会的痕迹，而且也消除多元性。证明强化了某种成就的社会过程，通常被当作是一种驳斥，当作有意证实：共识是不成熟的或误导人的，或者禁止成为证据。这样一种回应是前面几章讨论的那种二分法造成的。
综合进化论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都是20世纪生物学的胜利，我借此作出稍微不同的分析。它们都涉及解决争论、以某些假设或说明策略为背景形成共识，以及他人的赞同。然而，如果从一元论或统一论的观点来理解，那么，它们就会招致认识论的指责。多元论的进路能够使对这两种案例的解读更加宽容和更加适当。
综合进化论
1920年和1947年，一般被认为是标志着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德尔的遗传学整合为新的“综合的”进化论的开端和结束。在开始时，在对遗传过程和进化过程之间关系的理解方式中有许多障碍。这些包括学术障碍，比如，分类学者和物种形成的研究者，所采用的决定物种特征（与鉴别和划分相关）的标准根本不同，以及实验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之间的方法论分歧，还有制度障碍，比如，在不同专业的研究者之间没有互动场所。具有历史情怀的生物学家，对怎样综合或解决这些困难提供了不同的观点，相当于鼓励新一代科学史家重温这段历史。这些历史学家强调了许多要点，它们与这段时期的社会的进路和多元论的进路相一致。
约翰·贝蒂注意到了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Gould）对反对古尔德所说的“综合论的强化”的申辩。[28]古尔德是在物种形成的叙述中间断平衡论的优胜者，他说的“强化”的意思，是生物学共同体从接受各种渐变的机制转向把自然选择看成是唯一的或主要的机制：一种通常提到的“泛选择论”的观点。泛选择论者和随机漂变（random drift）的支持者，关于物种形成的一些中心案例的证据关系没有达成共识。首先作为随机漂变的例子来分析的案例，后来作为选择的例子来分析。泛选择论者把这些逆转视为拒绝非选择论机制的根据。随机漂变的支持者反对从少数研究案例（相对于还尚未研究的绝大多数案例而言）中作出概括。贝蒂接受一种规定的转向，运用这种争论来确立对假说的追求和接受之间的区分，个人与共同体判断之间的区别。个人肯定是有权根据证据的情况来接受泛选择论，而共同体则不是。对个体研究者而言，追求关于物种形成的具体案例的随机漂变（和其他假说），仍然是合理的，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应该对它的一些成员追求非选择论假说保持开放态度。由此产生的研究，要么将强化泛选择论的案例，要么将为继续考虑进化的非选择论机制提供理由。他说，这个共同体应该依然是多元主义的。
C.K.沃特斯关注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对进化机制的相当广泛的理解。[29]赫胥黎的著作《进化：现代综合论》是综合论的核心文本之一，许多章节具有诸如“进化的多样性”、“进化的异质性”、“进化的因素”和“物种形成的不同类型”之类的标题。[30]在这些标题之下，讨论了诸如渐进变异与不连续变异，即跳跃式进化，自然选择的作用与物种形成的其他机制，以及选择的各种类型之类的话题，而且，对其中的这个或那个话题的依附，归因于所讨论的研究者是来自古生物学、系统分类学、生理学、遗传学，还是来自某个其他学科。赫胥黎把理论的差异归因于研究进路的差异。许多种选择，在其效果上可能是对立的，即它们可以同时在相同的生物体或族群中起作用，但却不可以以相同的方式在所有事例中起作用或相互影响，这似乎也是赫胥黎的观点。[31]在赫胥黎看来，关于这种综合论似乎重要的是，消除了拉马克的和定向的进化进路。他很高兴承认多种机制和相互影响的因果系统，只要它们不涉及像在拉马克主义和定向进化论中起作用的那些貌似非物理主义的原理。
威廉·普罗文（William Provine）认为，这意味着赫胥黎没有提出他声称要提出的综合论。[32]沃特斯借鉴弗雷德里克·丘吉尔（Frederick Churchill）对赫胥黎的胚胎学工作的讨论，反而建议说，对赫胥黎来说综合论的成就在于，在不必从这些领域整合理论的前提下发现新的能力来汇集源自不同领域的结果——遗传学家的实验室发现和博物学家在野外对物种的观察。对于理解能够适应各种（多元性的）理论和机制的选择而言，这些汇集的结果能够被包含在一个很一般的框架内。
“综合论”的不同意义在这里是有争议的。根据乔·盖因（Joe Cain）的观点，这种模糊性，实际上能使得综合论者的最初小组共同工作。[33]盖因对促进和巩固以综合进化论而闻名的学术发展的制度发展感兴趣。包括遗传学、系统分类学、古生物学和生态学在内的不同领域的进化论者，成功地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进化思维的问题，而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成功地创建了基础架构——专业协会、期刊、明确的文本。这些制度创新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语境，不同子领域的专家，能够在这种语境中相互讨论和合作解决进化问题。然而，盖因认为，关于进化论现在属于什么，或者，关于遗传的综合论和达尔文的理论属于什么，根本没有形成共识。关于如何评价对综合论做出最重要贡献的理论，也根本没有达成一致。盖因作为历史学家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附和了赫胥黎作为参与者的观点：参与者对这些理论的解释依赖于他们对分支学科的定位。
盖因通过对下列著作的不同解读的描述，举例说明了这种观点，这本著作是乔治·盖洛德·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深受好评的《进化的速度与模式》（1994）一书，这是一本被广泛地看成是调和古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著作。这种调和的特征不是以统一的方式来理解的。遗传学家把它解读为，是确认（新的）古生物学是把遗传学原理演绎扩展到化石记录，因此，独立的古生物学发现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为遗传学提供的证实。另一些人把它解读为，是以证实古生物学和遗传学相一致的一种方式确认古生物学的原理和发现。还有其他人（古生物学家）把它解读为是很明显地确认，古生物学有助于对进化论的基本理解，特别是，与进化的速率相关，但也关注其他方面。这些解读——演绎扩展、一致性、独立但互补的原理——既举例说明了“综合论”可能意味着什么的不同概念，也举例说明了综合的进化论可能包括什么的不同概念。
盖因建议说，关于“综合论”的富有成效的含糊其辞，使得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能够围绕一组共同问题，重新组织进化研究：这些问题是，在关于它们的说明没有形成共识的前提下，把族群中的趋异和分离机制看成是物种形成和进化的核心过程。他们可能（像赫胥黎一样）一致反对拉马克主义或像“适应突变”一样的其他观点，尽管仍然强调不同的过程与总的观点相兼容。每个领域，尽管都为它的独特原理保留了中心地位，但也都利用其他领域中的某种东西。实验室研究者能利用博物学家的一些发现和策略，反之亦然。这种相互依赖，通过创建一种共同的基础架构，包括进化研究学会和《进化》杂志，得到开拓和支持。根据盖因的观点，这种结果最好被理解为是联合，而不是理解为整合或统一。进化论研究是联邦化，而不是中心化。
这种说明的多元性在今天还存在——既有关于划分早期综合论者的问题，也有关于通过在综合论的框架内产生的新知识，有可能提出的额外差异的问题。我已经提到过沃特斯关于选择层次和作用力的断言。在多元论精神的鼓励下，对多元性作出最佳理解的另一个事例，在卡拉·费尔（Carla Fehr）关于性别进化的著作中得到了阐发。[34]费尔认为，对性别进化有多种说明，这依赖于人们如何解释这个现象领域。她证实，“红皇后”（Red Queen）假说的说明和DNA修复的说明，两者都适用于性别进化。两者是矛盾的说明，但因为性别的进化能被看成是部分不同的、但重叠的现象领域，所以，它们每一个都对性别的进化作出了同样的说明。
双螺旋和中心法则
现在考虑20世纪生物学的另一个伟大成就，DNA双螺旋结构的鉴定。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不是工作在真空之中——既不在学术的真空中，也不在社会的真空中。对双螺旋的分析，其核心是一项合作研究。尽管没有一位人种学家，在卡文迪许实验室里记录他们的工作，但沃森和克里克本人证实了他们彼此互动的重要性。而且，到20世纪50年代初，DNA被认为是遗传信息的媒介、染色体的构成要素，虽然它的结构和机制当时还是一个谜。许多科学家试图解开这个谜，而且沃森知道，解决这个问题将会开创生物学研究的新纪元，也会使研究责任人一举成名。罗伯特·奥尔贝（Robert Olby）表明，分支学科的进路从1990年开始，如何解决所专注的基因信息传递媒介的结构和机制问题，以及如何限制个体研究者和研究共同体的视角。[35]这使它们能够解决部分困惑，但没有一条进路有办法来解决它的所有问题。
沃森描述了他自己感受到的这种竞争性的工作环境。[36]即便这种竞争形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创的，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浮现出来的关于这种结构的各种提议，也构成了他和克里克进行交流的部分学术环境。另外，它们依赖于半个世纪前的细胞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还依赖于物理学家移植到生物学导致的概念转换，当然，关键是依赖于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提供的晶体学图像。因此，产生对DNA分子的结构描述的工作是社会的，既有合作也有竞争。迄今为止，这个故事符合基切尔对科学研究的社会性的理解。然而，要是生物学家和生物化学家的更大的共同体没有为此做好准备，DNA还没有被认为是携带遗传信息的分子，遗传信息复制的难题在生物学家的心里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么，产生这种结构描述的工作就会被忽略掉。这些功能问题的轰动，首先导致了对双螺旋结构的几乎一致的直接接受。对这种结构描述的认可，和关于这种描述现在可解决的功能问题的重新集中研究，改变了生物学的面貌。尤其是，它加速了分子生物学新的分支领域的发展，这门分支学科不仅获得了独立的学科身份，而且至今已渗透到了所有其他的生物分支学科中。这种重新聚焦是由弗朗西斯·克里克所谓的中心法则来引导的：DNA产生了RNA，RNA产生了蛋白质（而且蛋白质产生了其余部分）。
中心法则的部分信条关系到因果关系的路径和信息传递的路径，根据中心法则，这在从DNA直达蛋白质的一个方向上扩展。DNA是生物体其他部分的信息来源，尽管它自身依然不受它的细胞和生物体环境的变化的影响。这种DNA概念似乎与当时根深蒂固的独立于体细胞变化的配子或种质概念相一致，但中心法则在体细胞中和配子细胞中扩展到DNA。正如弗朗西斯·克里克所表达的那样：“一旦‘信息’进入蛋白质，它就无法再离开。更详细地说，信息从核酸传递到核酸，或者，从核酸传递到蛋白质是可能的，但从蛋白质传递到蛋白质，或者，从蛋白质传递到核酸是不可能的。”[37]
虽然中心法则在1953年之后的一段时期，被认为是引人注目的和成果丰硕的，但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可。与巴里·康芒纳（BarryCommoner）和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一样彼此不同的研究者们，拒绝接受染色体物质由于某种原因与生物体的其余部分隔离开来的观念，拒绝接受它是生物过程的一个稳定的不变起因的观念。麦克林托克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物质，现在众所周知的DNA和RNA，在响应来自细胞环境的信号时得到了重新排列，这本身对器官和器官外的环境变化做出了响应。胚胎学家和后来的发育生物学家也抵制DNA的潮流。像简·萨普（JanSapp）[38]和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39]那样的历史学家讲述过这一边缘化的故事和后来这些研究者的证明。我想要强调的关键点是，尽管生物遗传媒介的结构和功能问题的进路的多元性，由于双螺旋的宣告被减少了，但多样性并不会因此而被排除。相反，差异的基本线索发生了变化，而且，进路的差异假定了围绕功能问题的不同方面。因此，在1953年前起作用的那些分支学科是生物物理学和实验的学科（比如，结构化学、胶体生物物理学、实验细胞学和细胞化学以及遗传学和高分子化学）的情况下，一旦这种结构的解决方案成为公认的，争论的轨迹就转向了遗传学、细胞学、分子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研究者们在DNA的自足性方面，被最明显地划分成不同的阵营。最近，仔细审视当代生物学的科学哲学家们已经表明，“基因”概念的多种理解是如何在不同的语境中起作用的。[40]
我已经对这两个案例给出了多元论的解读。拉图尔的雅努斯之脸的图像抓住了争论及其解决方案的一个突出方面，但前提是，这个方面从它嵌入的整个语境中分离出来。在1953年之前，基因可以是一个单螺旋片段、一个三螺旋、鲍林α螺旋、一个碱基排在外部的双螺旋、一个碱基排在内部的双螺旋。在1953年之后，基因是一个双螺旋大分子片段，碱基排在内部，磷酸基团排在外部。这个结构漂亮地回答了DNA、因而一个基因如何能够自我复制的问题，或者，至少部分回答“如何”的问题。关于基因如何准确地促成表现型的问题，现在可能专注于被如此理解的分子。但是，尽管有一些理由采纳中心法则，但这些问题也绝不是通过20世纪50年代可证实的说明来解决的。这个结构是黑箱，而不是过程。[41]说明是什么使得中心法则能够盛行起来，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技术和社会制度问题。[42]一个特定的研究小组中的临时解决方案，开创了一个极富成效的研究时期，尽管最终还是成为复杂生物学过程的牺牲品。即使中心法则不再像曾经所是的那样是有霸权的，但研究者们仍然，在他们理解主要依赖于其分支学科进路的细胞内过程和细胞外过程中的基因功能时，各持己见。而且，他们在理解基因结构时，也意见相左，但旧的不同已经被新的不同取代了。
综合论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相似的故事。当关于进化论的问题是什么和关于排除哪种进路达成了共识时，一组相互竞争的观点就被另一组取代了。在这两个历史事件中，这种转变经历了一个相对收缩的时期——中心法则和泛选择论的鼎盛期——结果却出现了再一次承认多个重点和多条进路。两者呈现出的图像不是完全封闭的，而是部分封闭的，或者，推进了收缩和扩张的循环的稳定化。在这两个案例中，还拥有精力充沛领导人——洛克菲勒的瓦伦·韦弗（Warren Weaver）和卡内基的约翰·梅里安（John Merriam）——的基金会，以推动新学科群或跨学科群的方式，来指导经费资助。而且在这两个案例中，研究者们都对战后物理学的卓越做出反应（尽管以不同的方式），并为生物学寻求类似的地位。[43]因此，对这两种转变的学术轨迹的全面理解，要求对所涉及的技术问题、制度问题和情感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具有敏感性。我希望我的论述足以表明，社会进路和多元论进路对20世纪生物学中的这两个开创性事件，提供了一种富有成效的视角。
多元性的模型(www.xing528.com)
一元论或统一论的哲学，要求所有这些不同的或有分歧的案例最终支持一种说明而得到解决，或者，模型（或者，应用模型的领域）都被限制在消除矛盾的范围之内。科学知识的分析和探索，建议我们如何对待这些例子呢？生态学、物种形成和电子显微镜的案例涉及关于它们的方法论和假设。相比之下，社会昆虫的案例和选择的案例涉及关于这一领域的实质性的假设，发育生物学的案例涉及的假设，既有方法论的也有实质性的，大脑和行为的案例同样如此。其中的一些案例以争论为特征，另一些案例则以和平共存为特征。
在生态学的案例中，人们能够把不同的实验进路理解为是由不同种类的问题驱动的——自然系统中的要素如何共同对特定类型的变化做出回应，或者，一种给定的变化能够对一个系统中的一组有限的要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不同的问题，对研究策略强加了不同的评价标准。在第一个案例中，人们想要理解，改变一个复杂系统中的一个参数能预计带来哪些变化。这并不要求确定一个系统中的任何特定要素如何对这种变化作出回应，而是确定这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发生改变。第二个案例中，某人可能是在确立一个指定的要素或物质，能够对一个具体的要素、过程或相互影响产生特定种类和定量的影响。这样一种影响能够在一个复杂系统中消失：要么被后来的过程所消除，要么被其他影响所掩盖。它也可能被后续过程和相互影响所放大。生态系统的实验和模型系统的实验，是为了回答不同的问题而设计的。他们对同样的物质赋予不同的影响或不同大小的影响，这不是一个要求给出解决方案的问题，而是一个要求容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争论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持续展开的批评互动过程，它既可以在不适当的时候阻止终止，也有助于确立（相对）确定性的极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的语境，来理解这些不同实验策略的拥护者将如何把他们与研究目标、生态学的学科、当前关于环境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关注，以及在他们进行研究的资助内或资助下的多种制度联系起来。
与生态学的例子所不同，关于线粒体图像的争论得到了解决。也许与直觉预期相反，提倡自由渠道的新的纽约小组，成功地使它的显微图被接受为标准，即使他们依据的显微成像标准较低。它们的图像模糊不清，但是，可识别的图像与来自生物化学的数据相一致。这个例子是有趣的，因为它证实了传统价值——越详细，因而大概准确——被另一种跨越不同学科的结果的可传递性和标准化所取代。这里有人可能会问，在什么情形下这些不同的价值是优先的，在把优先权赋予标准化的案例中，这些情形是什么。历史学家或哲学家不是假定一方正确而另一方错误，反而通过研究基于关于线粒体正确表征的矛盾立场的不同认识论的运行，可以起到更好的作用。因为标准化意味着表征的稳定化，和把我们的能力拓宽到作用于所表征对象的结果的稳定化，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压力，可能在生态学语境中产生了相似的动力。拉斯穆森表明，解决冲突并不一定意味着一种表征被确定为更接近于自然界，而是被确定为更加有用。效用在范式意义上是一个暂时的和语境相对的特性。
作为一名实践生物学家，博尔科关心的是，提供反驳她所觉察到的过分相信模型生物体的否定结果的实践建议。她的建议反映了一种多元论的观点。博尔科并不是在拒斥模型系统进路，而是在认可一种进路的多元性和进路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她更提倡支持和关注非模型系统中的发展研究；致力于模型系统的发展主义者，与致力于非模型系统中的比较形态学家和发展主义者之间的互动；并承认模型系统进路的局限性。这些也是从第六章概述的应用共同体互动的规范得出的建议。从替代视角支持和吸收批评的场合和学术权威的适中的平等性，转化为支持和关注非模型系统中的发展研究，并追求不同研究议程的研究共同体之间的互动。承认任何单一进路都有局限性，就是承认任何一个给定的框架和造成相同现象的多种进路的必要性都是有偏好的。
米切尔在她对社会昆虫案例研究的讨论中认为，自然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意味着，对社会昆虫群体中的劳动分工有多种叙述。然而，她的确认为整合最终是可能的：每一个因果性的故事，都是适用于特定物种或亚种的一个模型。对于每一个物种而言，都有一个唯一符合的模型。她的观点似乎是，自然界在对相同目标有多种路径的意义上是复杂的，但对于任何因果过程来说，都存在一种正确的叙述。即使没有一种对劳动分工的叙述能应用于所有的昆虫群体，但也存在对昆虫行为的一种整合的综合说明，其中，能够把巢穴架构和基因结构看成是达到共同目标的不同途径，它的每条途径都只有一种正确的叙述。这个案例支持了一种弱的多元主义。对任何因果性的过程而言，正是持有弱的立场才有唯一正确的因果性的故事。另一方面，正是拥有多元论才存在不止一个因果性的过程，因而，对不同昆虫物种的昆虫行为的给定形式的表述，不可能通过参考一个单独的因果性原理来说明。
相比之下，沃特斯认为，非常相同的现象能够以产生不同表征和说明的不同方式，即对因果性路径的不同追溯来着手处理。他当前的观点是，自然界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根本没有一种因果性叙述能够捕捉到影响单个生物系统的所有作用力，和在一个生物系统中的所有作用力。[44]在选择论的案例中，这是由于选择对这个领域的一种初始表征而不是其他表征造成的。这种初始表征（“解析”）限制了把哪个因素作为一种因果性的因素分离出来。从选择哪一种叙述能够最正确地表征自然界的角度来看，选择是任意的。从一个研究团队可能会有进一步问题的观点来看，选择可能不是任意的。但是，根本没有一种正确的方式来表征这种情形。陷入一元论的生物哲学家们，在发展支持一个层次或另一个层次的独特作用的论证时，已经加入了进化生物学家的队伍之中。沃特斯反而把这个例子用作在他的多元主义案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45]
在神经生物学中的多条进路的案例中，每一条进路都必须根据所探索的那种知识，和用来回答刻画不同进路问题的方法的适当性来理解。这个领域被设定为依赖于某人提出的问题。接触雌性激素或雄性激素的胚胎生物体，对行为b或能力c有什么影响呢？胎儿期的雌性激素或雄性激素，对大脑发育有什么影响呢？神经元的连接是如何形成的呢？不同的仪器、实验设置和理论假设的利用，取决于某人提出哪个问题。因而，由关于这些特定物质的效果问题所驱动的进路，与由关于神经元的连接问题所驱动的叙述相比，对大脑的发育和功能提出了不同的叙述。像关于选择单位和层次之争那样，这也是其重要性在它从实验室语境转移到社会语境时发生了改变的一种争论。研究脑生理学和大脑发育的不同进路，被转换成为关于人类行为本性的相互竞争的理论。[46]因此，对解决方案的需求，可能不是研究者运用的定域认识论造成的，而是在其他学科中（比如，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和普通公众中，使用和消费这种研究的人运用的认识论造成的。
结论
这些例子表明，叙述或表征的多元性能够以多种方式产生：对一个类似目标有各种因果性的路径；聚焦和强调一个复杂的因果性过程的某一方面，无论是由于明显的兴趣（对x有益的荷尔蒙是什么？）造成的，还是作为最初分析研究领域的结果；运用只需要表明设计其表明一个过程的那个方面的观察方法和实验体系，或者，运用在指定语境中不一致的表征都能满足的评价标准。找到一个唯一正确的叙述，将要求辨别在这些储存的多元论中每种多元论的唯一正确的出发点。但是，如果没有任意地终止研究途径，因而违反了第六章所阐明的程序准则的话，这就不可能是一个认识论方案。
对理解科学中的推理和辩护的结构感兴趣的哲学家，必须考察个案及其语境特征，这两者填充了这些结构，也产生了定域化认识论判断的效果。例如，在一种语境中，比如，工业生产，其中的兴趣是理解一个系统的属性和过程，以便建造有相同功能的复制品，或者，拥有相同的产品（比如，生产人类胰岛素的细胞系），就没有必要理解细菌DNA的不可表征性。在一种语境中，比如，河岸的修复或保护，其中的兴趣是理解一个系统的属性和过程，以便在它的“自然”状态中与它进行相互作用，成功的关键可能是承认以一个或少数几个模型为根据的偏好，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多种进路的需求。科学判断中表达的一元论或多元论，也许是总的研究目标造成的，而不是蛮横的形而上学的承诺。
我以为，多元论的哲学家也一定会说，把对测量和数据的描述从产生它们的语境中分离出来是毫无意义的，或者，某人只要这么做，就会创造一种有关评价与理解测量和数据描述的新语境。尽管一种进路中的矛盾需要得以解决，但根据我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本来就没有先验地要求：要么，研究同样普遍领域的不同进路产生一致的观察陈述或测量；要么在这些不同的进路中，只有一条进路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这种叙述否认，可能只有一种综合的、中立的观察语言能够记录所有的观察。这确实要求消除观察语言中的矛盾，但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把观察报告从它们的理论语境中分离出来。[47]另一方面，它们不一定是深陷不可通约性的征兆。相反，它们可能标志着：不同的进路对同样复杂的系统产生了不同的知识体系，其中，每条进路都符合于不同的知识体系，比如，麦卡托（Mercator）和彼得森（Peterson）的投影图，都形成了与地球的地形图相符合但却有区别的二维地图。当然，矛盾有可能通过未来的发展来消除，但原则性地规避形而上学的多元论或一元论，必须回避消灭或坚持不相容性的要求。
应用跨进路的唯一的普遍要求反而将会是，从对证据和证据关系的语境主义的分析中涌现出来的假设性规范，比如，“如果你希望，一种断言得到理性的辩护，那么，这种断言和/或促进它的进路，必须能够迎接批评”。不一致的、不相容的内容能够通过这些检验，但必须在参照评价它们的定域认识论的语境中对它们作出评价。并不是对这些定域认识论的要素的每一种组合方式都将是成功的。然而，这种检验不是符合于某一组更高层次的规则或原理，而是有助于共同体达到所追求的理解的一种认识论的能力。如果根本就没有完备的观点，那么，共同体（和共同体的成员）就必须解放思想，在各种研究进路中追求他们自己的认知-社会旨趣。如果任何一个共同体（无论是地方共同体，还是地方共同体的集聚），要去实现对它可能的最佳理解，那么，至少在达到科学的目标之前，需要多元论而不是一元论。当代科学的多元性提出的挑战，与其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挑战，还不如说是一种教育的挑战。面对自然界的复杂性和我们关于自然界知识的偏好与多元性，科学研究的价值被认为是制定政策指导方针的一种来源，那么，如何能够坚持科学研究的价值呢？尽管我不能从实践的维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相信，知识的社会进路为此提供了一些手段。
[1]关于一些初步的研究，参见Keller 1983，1992；Levins and Lewontin 1985；Longino 1996；所有这些人都讨论过西方科学中的多样性问题。关于讨论文化间的科学多样性的问题，参见Hess 1995；Nader 1996；Needham 1954；and Raina 1996。
[2]Kitcher 1993.
[3]Suppes 1984.
[4]Dupré 1993.
[5]Cartwright 1995.
[6]关于进一步的讨论，参见Longino 1990，第五章。
[7]关于一般的说明，参见Roush 1995；关于对生态系统实验的倡导，参见Carpenter，Chisholm，and Krebs 1995；关于模型系统，参见Lawton 1995。
[8]Magnus 2000a.
[9]Magnus 2000a.，115.
[10]Ibid.
[11]Rasmussen 1995.
[12]Rasmussen 1995.，396.
[13]Mitchell 1995.
[14]Bolker 1995.我感谢凯文·拉特里（Kevin Lattery）向我提供这篇文章。
[15]Lattery 1999.
[16]Waters 1991.
[17]关于更全面的说明，参见Longino1990，第6、7、8章。
[18]例如，关于内分泌学的进路，参见Ehrhardt and Meyer-Bahlburg 1981；关于其他进路，参见Bleier 1984 and Fausto-Sterling 1985。
[19]关于对认知优点的倡导，参见Quine and Ullian 1970； Churchland 1985； McMullin 1983。
[20]简单性可能意味着许多东西。无论人们赋予它什么意义，把简单性看成是一个理论的真理的标志，都假设了在所要求的一切意义上世界都是简单的。参见Longino1997。
[21]VanFraassen 1989.
[22]SeeLongino 1996.
[23]Laudan 1984b.
[24]正如我前面关于适中的平等性的评论所建议的那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直接问题。这项任务的复杂性并不轻视这种义务。
[25]这并不是说，正如库恩似乎认为的那样，由多元性刻画的情境从来不是未成熟的科学的一个实例，而是说，那种多元性本身不是这种不成熟性的证据。
[26]一个模型的这种预设涵盖了我（Longino 1990）所描述的对一个探索对象或说明模型的预设。
[27]Latour 1987.
[28]Beatty 1985.
[29]Waters 1992.
[30]Huxley 1942.
[31]Huxley 1942.，125.
[32]Provine1992.
[33]Cain 1993，1995.
[34]Fehr 2000，2001.
[35]Olby 1974.也参见Juson 1979。
[36]Watson 1968.
[37]引自Olby 1974，432。对这种法则的生动表述也参见Monod 1971。
[38]Sapp1987.
[39]Keller 1983，2000.
[40]最近的工作表明，有多个“基因”概念是通过理解基因的功能和结构问题的互动产生的，或者，“基因”概念并没有明确说明，恰好什么算作是一个基因。多元性甚至保持在分子层次。参见Magnus2000b，Waters2000以及Beurton，Falk and Rheinberger 2000的论文。
[41]哈金（Hacking 1992b）对实验室科学中的稳定化的叙述，似乎也适合这个故事。这个结构被稳定下来，但如何做到的观点依赖于考察它的运行机制的视角。
[42]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促进分子生物学的概念，然后是分子生物学的领域，而且它的自然科学部主任瓦伦·韦弗（Warren Weaver）被广泛地看成是在鼓励围绕中心法则进行有组织的主题研究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凯勒（Keller 1992）认为，在原子核、精子、细胞质和卵子之间无意识地得出类似的配对，以及秘密的语言，为中心法则提供了强化它控制研究者的情感输入。
[43]斯莫科维蒂斯（Smocovitis 1992）论证了一种不同的思路：这种综合论的研究，强烈地受到了维也纳学派及其学术同盟所提倡的统一科学的理想的激励。这个论点最近已成为激烈交锋的主题。参见Cain 2000 and Smocovitis 2000。
[44]这是沃特斯在和我交谈时的观点。
[45]费尔、米切尔和沃特斯的共同讨论，提出了关于因果过程的识别和个体化的一些有趣的哲学问题。
[46]当然，同一个人可能会卷入不同场合的讨论和论战中。
[47]我并不是在否认，在可观察量和不可观察量之间作出区分是富有意义的。然而，正如我（Longino 1990）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区分是语境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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