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范畴

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第一讲《引论》中指出：“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中国思想的三大主流，即儒释道三教，都重主体性，然而只有儒思想这主流中的主流，把主体性复加以特殊的规定，而成为‘内在道德性’，即成为道德的主体性。西方哲学刚刚相反，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它大体是以‘知识’为中心而展开的。它有很好的逻辑，有反省知识的知识论，有客观的、分解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它有很好的逻辑思辨与工巧的架构。但是它没有好的人生哲学。”他还说，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

《礼记·中庸》对此论述最为详备，提出了“尽人性”和“尽物性”的课题，并提出了“成己成物”之具体要求，最终归宿于“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至高至善境界。教育在此过程中起着极大的作用，它唤醒人发扬善性之自觉性，向着完善自我之方向迈进。体现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基本精神的范畴很多，如道与德、性与习、知与行、理与欲、义与利、善与恶、美与丑、真与伪、爱与憎、忠与奸、刚与柔、是与非、进与退等等，现简略加以论述。

（一）道与德。明于道而修于德。所谓明于道者，即是对人在宇宙发展中之地位与人之所以为人者有正确的认识，对人与物之关系，对物我之完善有正确的认识，从而推动物我完善以见自己之品行，使自己合乎道而发之为具体之品德。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中国传统教育重视维护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和谐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即《礼记·大学》中强调的“明明德”。德是道之体现，德是依据道而形成的品行和修养工夫。尽毕生之力以修德，使自己日渐于善以尽人之性，因人而及物，亦以尽物之性，使成己成物一体化，在致知中以明道，在事功中以立德。可见，中国传统教育认为人生之最大意义在于明道修德。

（二）性与习。性是一个标志人的先天本性的范畴，即指人与生俱来的本质或特征；习是一个表示人的后天经验活动的范畴，指人与人、人与物相互作用的活动或过程。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性相近”强调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相近的本质，因而都有达到理想人格的可能；“习相远”强调的是每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成就理想人格，最终取决于他后天的经验活动。熊十力先生把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性习关系论称为“性修不二”。他说：“天人合德，性修不二故，学之所以成也。《易》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成。’全性起修名继，全修在性名成。本来性净为天，后起净习为人。故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故吾人必以精进力创起净习，以随顺乎固有之性，而引令显发。”人如果没有天然具足的本性，就失去了为人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习”，即不从事于修为，则天性也不能显发。所以说，“性”是成人的先天根据，“习”是成人的后天根据，二者是内在地统一的。(www.xing528.com)

（三）知与行。“知”是道德教育的认识问题，“行”是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实践问题。知者，知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知道之所旨，知德之所归也。知者，行之先导也。行者，行所知也，行所求也，行其志也，行其德也。知与行一体也，知与行同原也。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是知行脱节。道德行为总是对知的实行。“行者不是泛然而行，乃行其所知之行也。”“致知力行，互相发也。盖致知以达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功深力久，天理可得而明，气质可得而化也”。（《南轩文集》卷十五《送钟尉序》）中国传统教育强调“行”在知行关系中的主导作用，但同时也很重视知对于行的指导作用。“知”和“行”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获得对外在客观世界的认识，而只是认识和躬行伦理道德，以实现主体的道德人格。

（四）理与欲。原出于《礼记·乐记》：“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天理者，自然之道也，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人欲者，亦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随人之生存而表现之欲望也。天理人欲同一体也。然群体之中，个体所表现之人欲，必得无害于群体，无损于个体，始可相安以生、相护以存。否则相争、相夺，天理与人欲就发展为对立之矛盾。解决之法无他，外以立法以资维系，内以唤醒道德理性，以为克制。自觉地以理制欲，持之以恒，则德称而道著，内洽于心而外适于群。

（五）义与利。义指思想行为符合人类的道德准则，利指利益、功利。《易·乾·文言》：“利者，义之和也。”认为义和利是统一的，一定的道德行为必然给人带来利益，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反对“不义而富且贵”。（《论语·述而》）孟子主张先义后利、以义统利，反对后义而先利，坚持培养“配义与道”的浩然正气。（《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则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董仲舒提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道德格言，还提出圣人应“为天下兴利”。（《春秋繁露·考功名》）宋明理学在把义利与公私联系的同时，又把义利与天理人欲等同，一方面强调“正义不谋利”，另一方面认为“正其义而利自在，明其道而功自在”，得出了“利在义中”、“义中有利”的结论。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特色，它升华为“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的人生观，确实给人以正面的价值导向，在培养崇高的道德节操、人生境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往往具体化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道德追求，由此形成了“以身任天下”的坚贞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