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巨匠老舍，伟大领袖邓小平，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些我们心目中的名人，他们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把善良付诸行动，如同花朵般默默地散发着馨香。阅读这些故事，让我们感受他们巨人般的光环下更朴素、更美好的灵魂。
（一）老舍先生[8]
老舍先生很好客，每天下午，来访的客人不断。作家、画家、戏曲、曲艺演员……老舍先生都是以礼相待，谈得很投机。
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联的同事约到家里聚两次。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酒菜丰盛，而有特点。酒是“敞开供应”，汾酒、竹叶青、伏特加，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儿。菜是老舍先生亲自掂配的。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我记得有一次有一道菜是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这道菜我以前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有一年，他特意订了两大盒“盒子菜”。直径三尺许的朱红扁圆漆盒，里面分开若干格，装的不过是火腿、腊鸭、小肚、口条之类的切片，但都很精致。熬白菜端上来了，老舍先生举起筷子说道：“来来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当时市文联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那是比看档案要准确得多的。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种习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温暾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以“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了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
老舍先生是市文联的主席，自然也要处理一些“公务”，看文件，开会，作报告（也是由别人起草的）……但是作为一个北京市的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他常常想着一些别人没有想到或想不到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有一些盲艺人，他们沿街卖艺，有的还兼带算命，生活很苦。他们的“玩意儿”和睁眼的艺人不太一样。老舍先生和一些盲艺人熟识，提议把这些盲艺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生活有出路，别让他们的“玩意儿”绝了。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他把盲艺人请到市文联演唱了一次。老舍先生亲自主持，做了介绍，还特烦两位老艺人翟少平、王秀卿唱了一段《当皮箱》。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牌子曲，里面有一个人物是当铺的掌柜，说山西话；有一个牌子叫“鹦哥调”，句尾的和声用喉舌发出有点像母猪拱食的声音，很特别，很逗。这个段子和这个牌子，是睁眼艺人没有的。老舍先生那天显得很兴奋。
北京有一座智化寺，寺里的和尚做法事和别的庙里的不一样，演奏音乐。他们演奏的乐调不同凡响，很古。所用乐谱别人不能识，记谱的符号不是工尺，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笔道。乐器倒也和现在常见的差不多，但主要的乐器却是管。据说这是唐代的“燕乐”。新中国成立后，寺里的和尚多半已经各谋生计了，但还能集拢在一起。老舍先生把他们请来，演奏了一次。音乐界的同志对这堂活着的古乐都很感兴趣。老舍先生为此也感到很兴奋。
老舍先生是历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当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说话。以前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汇编是把代表提案都印出来的。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
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
1954年，我调离北京市文联，以后就很少上老舍先生家里去了，听说他有时还提到我。
（二）“希望工程”牵动邓小平的心[9]
春 紫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身上。基于此，邓小平十分关心下一代的成长，他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深切关注和谋划着中国的发展和腾飞，关注和谋划着中国发展和腾飞至关重要的奠基工程—教育事业，尤其关注着贫困地区教育的严重滞后问题。为此，他不仅为“希望工程”题词，而且还为“希望工程”匿名捐款。邓小平的此举引出一连串意想不到的良性反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和政治影响力。
为“希望工程”题名
改革开放的强劲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更吹绿了神州大地上的教育园地。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股春风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重创的教育事业很快恢复了生机，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可是，不容忽视的是，作为我国教育发展“重中之重”的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依然进展缓慢。我国每年仍然有400万名青少年主要由于经济状况等原因而黯然辍学，其中因家庭贫困失学的孩子超过了100万。一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6～14岁的学龄儿童中有3000万从未入学或中途辍学，其中84%在农村。
面对如此不容乐观的教育现实，邓小平陷入了沉思，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是科学文化发展的源泉，教育是弱国变强、强国更强的牢靠根基和有力武器。教育问题非抓不行，不加大力度抓不行。为此，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说出这样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于是，在邓小平的关心下，一项集社会之力振兴贫困地区教育、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让千千万万失学孩子重返校园读书的“希望工程”诞生了。
1989年10月30日，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向全社会宣布，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发起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基金。
这项公益事业的决定一经出台，从实施那天起，“希望工程”就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邓小平率先寄托了他无限的关注情怀，1990年9月5日，他欣然为“希望工程”郑重地亲笔题写了“希望工程”四个大字，这饱含热切期望的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表达出了他对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的关心与支持。
两次匿名捐款
1992年6月10日，两位身穿白衬衣的年轻人来到北京后圆恩寺甲一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接待室，拿出3000元钱交给工作人员，平静地说：“请收下这笔钱，这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委托我们前来捐赠的。”工作人员在填写收据时习惯性地问：“请告诉一下捐款人的姓名。”可是，交款的那两位年轻人却怎么也不肯留下捐款人姓名。最后，在工作人员张培明的再三坚持下，称按规定必须留下捐款人的名字，为后人留下一份责任与爱心的清单。那两位年轻人才犹豫了一下，诚恳地说了一句“如果一定非要留下姓名不可，那就写‘一名老共产党员’吧！”于是，最终留下了“一名老共产党员”7个字。
两个年轻人离开时，坚决拒绝张培明跟出门外。张培明认为其中定有蹊跷，随即请他的同事甘东宇悄悄跟踪出去，甘东宇用心记下了那两位年轻人的车牌号码。
之后，10月6日，这两个年轻人又来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接待室，以同样的方式捐了2000元。事后，几经周折，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终于搞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那位不愿留下姓名的“一名老共产党员”，就是德高望重的邓小平先生。这次邓小平又委托工作人员代办，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将2000元人民币捐赠给“希望工程”，用以救济那些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这样，邓小平先后两次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为“希望工程”捐款5000元。
这就是一代伟人邓小平，他退休后，依然关注“希望工程”；他率先垂范，两次为“希望工程”捐款！他以极具说服力和号召力的实际行动，关心和支持着“希望工程”。因为他懂得“希望工程”着眼于根本，着眼于未来，是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情。
后来，据“青基会”宣传总干事王汝鹏回忆说，如果当时没有多个心眼儿，可能这件事就永远都不会被公众知道了。“青基会”通过多方了解、多方求证，最后得到一个消息：那辆车，是小平同志的生活用车。王汝鹏还回忆说，邓小平捐款的事公开之后，“青基会”接受的捐款数额和笔数剧增。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派人送来了捐款，而民间的捐款数额和笔数也显著增多。他们专门组织了15个人，整日负责向电脑中录入捐款人信息，但人手还是不够，又向附近的部队求助，请人来帮忙。
在王汝鹏的记忆里，这样的情况还发生过一次。那是1992年4月，邓小平为“希望工程”的题词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发表之后，引起国人对希望工程的极大关注。王汝鹏感慨地说，那一段时间，是“希望工程”接受捐款最多的时候，最高领导人的关注的确给全国人民“带了很好的头”。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经过认真的讨论，决定将这5000元捐款用于邓小平早期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广西百色地区的失学孩子。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亲自组织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并建立起右江苏维埃政权。
这特殊的5000元捐款最终用于百色市平果县希望小学，包括周标亮在内的25名贫困失学儿童成为受益者。当孩子们得知邓小平捐款的消息以后，整个学校都沸腾了，他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一个个奔走相告，还在黑板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大字：“邓爷爷，我们非常感谢您！”周标亮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的班主任找到我说，你很幸运，你得到了邓爷爷的资助，你可以继续上学了。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并发奋读书。
这年岁末，周标亮代表百色贫困儿童，用稚嫩的文字给邓爷爷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对邓小平支持“希望工程”的感激之情。信中说：“当我们得知您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赠了5000元钱，又知道我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这笔钱用于救助我们百色革命老区的失学孩子时，我们激动得哭了。”“我们感到，虽然您在北京，离我们好远好远，但您的心与我们的心贴得好近好近。”“我们这些做梦也在呼喊着‘我要上学’的孩子们又重新背上书包回到了学校。”在信的最后，孩子们发自肺腑地向邓小平表示：一定不辜负邓爷爷的亲切关怀和期望，珍惜大好的学习机会，好好学习，学好本领，长大后把家乡建设得更新更美。
邓小平仔细阅读着孩子们的来信，脸上浮起了欣慰的笑容。
正是由于邓小平对“希望工程”的关心和支持，改变了周标亮的命运，也点燃了我国数以百万计失学儿童的生命之光。周标亮从平果县希望小学毕业后考上平果二中，又升入百色地区田东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并在学校入了党。2000年7月，她从田东民族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按照她的愿望又回到了她当年就读的平果县希望小学任教。2000年9月15日，她被“希望工程”选为“希望之星”，荣任2000年悉尼奥运会我国两名形象大使之一，到澳大利亚与来自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代表联欢。截至2004年，邓小平资助的25名曾经失学的孩子包括时年23岁的周标亮在内，已有4名学生大学毕业后走上了工作岗位，有11名学生正在读大学或已被大学录取。周标亮感慨地说：“每当回想起我的成长历程，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恩人邓爷爷，想起他老人家倾注大量心血的‘希望工程’。”
（三）把别人放在心上[10]
张小平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任期最长的美国总统。他在任时推行新政，带领美国走出了经济大萧条，并赢得了“二战”的胜利。
罗斯福和蔼可亲，对白宫里的工作人员非常关心，日子久了，大家都主动与总统打招呼，甚至一起聊天。一天，罗斯福正坐在书房里看书，在一旁擦洗桌子的黑人勤杂工艾摩斯的妻子突然打趣地问道：“总统先生，艾摩斯昨天说他在锄草时发现了几只鹌鹑，可我从来没见过它们……您能告诉我鹌鹑到底长什么样子吗？”总统放下手中的书，耐心地对她讲解起鹌鹑的外貌特征和生活习性来，直到她点头确认听懂为止。傍晚，妻子向艾摩斯提起向总统讨教的事，艾摩斯严厉地批评她不识时务。因为艾摩斯知道，总统正为应对糟糕的经济忙得不可开交，她不该拿这种小事打扰总统。就在这时，电话响了，妻子赶紧跑去接，竟然是总统打来的。
“艾摩斯夫人，你赶快把头伸出窗外！”罗斯福急切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此时在我的书房外面，也就是在你家屋外的草地上，正有一对鹌鹑停在那里休息呢！”
艾摩斯的妻子兴奋地叫起来，忘了道谢就挂上了电话，赶紧跑到窗口，伸出头去看外面。草坪上，两只赤褐色的鹌鹑正在啄食昆虫。
艾摩斯也发现了它们，纳闷地问：“刚才的电话就是让你看它们的？是谁打来的？”妻子示意艾摩斯不要惊扰到鹌鹑，然后指了指对面。艾摩斯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总统也正站在窗前，与他们一起静静地观察着鹌鹑。艾摩斯这才明白，原来总统为了让她更深入地了解鹌鹑，专门打来电话提醒。
时隔数十年，艾摩斯依然清晰地记得此事。他在一本名叫《仆人眼中的罗斯福总统》的书中写道：“作为日理万机的总统，尚能记住与仆人交往的小事，且把它们时刻放在心上，我们又怎能不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劳呢？”
把别人放在心上，把他人当成亲人，这或许就是罗斯福赢得人心、能够开创一番伟业的秘诀。
（四）生命的使者——林巧稚[11]
茹 比
1983年4月22日中午12时47分，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溘然长逝。人们赶来，向这位辛勤工作一生的老人道最后一别。她，满头的银发、清癯的身躯。她，安详得像在凝思，又仿佛值了一个长长的夜班后进入了梦乡……
她留下了自己的遗嘱：三万元积蓄捐献给医院的托儿所；遗体供医院作医学解剖用；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海里。
她为妇女和儿童的保健事业操劳了六十多个春秋，亲手迎接了五万多个小生命。她留给后人太多的感动——不只是感动于她治病救人的精湛医术，更感动于她的崇高医德，感动于她那炽热的仁爱之心。1901年，林巧稚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的一个基督教徒家庭。父亲林良英是新加坡一所大学的毕业生，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林巧稚5岁时，母亲不幸病故。懂事后，她从大姐和嫂子的口中得知母亲是因为子宫大出血而死，从此便萌生了长大后当一名医生的愿望。
青年时代，她获得协和毕业生的最高荣誉(www.xing528.com)
1919年7月，林巧稚以优异的成绩从厦门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父亲问她毕业后打算做些什么，林巧稚说：“我要考协和医学院，我想学医。”“协和？”父亲怔了一下，面露难色。
协和医学院当时是医学界名望最高的医科大学，8年才能毕业，每年的学费要450个大银元。要负担这么昂贵的学费，对于林巧稚的家庭来说并非易事。
继母对林巧稚说：“三姑娘，你现在已经是20出头的人啦，再上8年学，还嫁给谁呀？”
“那我就不嫁，一辈子也不嫁！”林巧稚很坚决地说。此时林巧稚无意说出的这句话，后来被她自己印证了。
1921年夏，林巧稚到上海报考北京协和医学院。考试时，一位女生突然晕倒，林巧稚毅然放下未完成的试卷去照顾病人。主考官被她舍己为人的精神以及卷面展现出来的才华所感动，录取了她。林巧稚从此走上了从医的道路。
在她做实习医师时，看到产妇经历产痛的折磨，痛楚也炙烤着她那善良的心；而看到一个个宝宝呱呱坠地，她心中的喜悦绝不亚于孩子的母亲。因此，她选择了妇产科专业。
1929年6月12日，林巧稚毕业了。学业优秀的她，获得了这一届协和毕业生的最高荣誉——“文海奖”。
此后，她到英国伦敦医学院和曼彻斯特医学院进修深造。1933年，又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行医学考察。1939～1940年，林巧稚远渡重洋，前往美国芝加哥医学院进修学习。回国后不久，她成为协和妇产科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以后四十余年，林巧稚一直是中国妇产科学界的领军人物。
沦陷期的雨夜，她救了贫穷的产妇和婴儿
1941年，北平的协和医院被日本人占领。林巧稚和她的同事全部被遣散。
不久，东堂子胡同10号的门口，挂出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刻着：“医学博士林巧稚医师妇产科”。
一个雨夜，林巧稚突然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听说是产妇难产，她拿起出诊包就走。到达患者家时已近半夜时分，产妇处境危急，腹中的胎儿横位，胎心音微弱。林巧稚轻缓而毫不迟疑地一下下正着胎位，一次次地细致引导。等待中，她还给产妇喂下了大半碗棒子面粥。得到照顾的产妇恢复了一些力气，渐渐地，胎儿的头进入了产道。终于，林巧稚熟练地握住了产钳……
晨光微熹中，林巧稚用产钳接出了婴儿。她倒提着脸色发紫的婴儿轻轻拍打，婴儿哭出了声，林巧稚这才深深地出了一口长气。
风雨停了，林巧稚该回去了，这时，一家人变得非常尴尬，欲言又止。心地善良的林巧稚看出了他们的心事，摆了摆手说：“费用就全免了吧！”说着，又掏出几张钞票递过去：“你们家里困难，这些钱就给产妇补点营养吧！”
许多孩子长大后称她“林妈妈”
20世纪50年代之后，林巧稚除了看病接生以外，还忙于宣传计划生育、酝酿筹建我国第一个妇产科学的研究机构等工作，她成了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和千千万万母亲、儿童的代言人。她搜集了协和医院里妇科疾病的各种历史资料和畸形胎儿的相关资料，苦心钻研，攻克了许多妇科疑难病症、不治之症，并发表过许多在世界上都有一定影响力的论文。她曾经摘除了农村老大娘腹内几十斤重的大血瘤，找到了治疗绒毛膜上皮癌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救活了世界上第一例溶血症婴儿，其许多科研成果填补了我国乃至世界医学上的空白。
有一位外地的年轻妇女因子宫颈口发生病变，被当地医院诊断为子宫颈癌，便来到协和医院求医。当时医院准备对她做子宫切除手术。但当林巧稚听说这个妇女怀的是头一胎时，心软了，便决定暂不切除子宫。她让孕妇每个星期来检查一次。几个月后，这位孕妇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孩，而以前子宫的“病变”也奇迹般地消失了。为了感谢林大夫，母亲给孩子取名“念林”。
林巧稚拯救过不知多少妇女和婴儿的生命，在她保存的接生记录中，有各种与林巧稚息息相关的名字：仰林、敬林、思林，不一而足。许多孩子长大后给她写信，叫她“林妈妈”。
她终于回到了故乡
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几十年间，林巧稚从未休息过一个星期天。即使大年初一，她都要照例来医院看看，巡视产妇和病人。
晚年，林巧稚疾病缠身，但她很少休息，仍在家里修改、审订《妇科肿瘤》一书，这是她一生的实践总结。
1983年春天，林巧稚病情突然恶化。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并发。协和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多次组织专家会诊，运用各种技术挽救她的生命，但是林巧稚一次比一次长时间地陷入昏迷中。在昏迷中，她经常喊着：“快！快！拿产钳来……”
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悄然离世。虽然她没能在有生之年实现回乡的愿望，但是在她逝世一周年时，厦门鼓浪屿建成了纪念林巧稚医生的“毓园”。林巧稚的汉白玉雕像伫立在鲜花绿树丛中——身着白大褂，脚穿布鞋，形象朴素而慈祥。
1988年清明，林巧稚的骨灰从北京运抵毓园。她终于回到了故乡，安息在宁静的毓园，日夜倾听着她所眷恋的天风海涛。
（五）“无国界医生”邹纬——拼死狙击埃博拉的中国“天使”[12]
张东亮
退役女军医成为“无国界医生”
高挑的身材，长长的波浪卷发和小麦色皮肤，再加上爽朗的笑声，这是邹纬给人的第一印象。今年42岁的她是兰州人，曾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工作18年。2004年，她被外派到赞比亚的军医组。那年印度洋发生海啸，她在电视里多次看到“无国界医生”不顾生死参加海啸救援的画面后，邹纬对这些不同肤色的白衣天使非常钦佩。2012年转业后，她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个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
邹纬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是去阿富汗帮助治疗当地病人，期间尽管危险重重，但她仍干得十分出色。有趣的是，这一年她读了国内著名女探险家和摄影师梁子写的《非洲十年》一书，顿感热血沸腾，觉得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去过非洲。在她的潜意识中，只有钻进了热带丛林，领略过那种酷热，见过神秘丛林里裸露着上身的美丽妇女和头上插着羽毛、脸上画着图案的彪悍男人，才算真正的“刺激”。
没想到，2013年10月，机会从天而降，邹纬被派往塞拉利昂工作。缺医少药是塞拉利昂最大的困难，而且城市电网供电一天只有几个小时，用X光机要先打电话问是否有电，甚至要自带柴油。医疗资源如此匮乏，可见行医之困难。
巡诊时，邹纬发现在无国界医生搭建的医院帐篷里一些从没有经历过医生看病的部落村民天天爆满。一次，在挤得水泄不通的患者里，她发现了一名高烧40℃、伴有伤口溃烂症状的5岁男孩儿。由于一周前他患了感冒，被家人带去看巫医，巫医为男孩注射了一种不知名的草药，并给他放血，结果感冒没好，细菌却进入了血液，引发了严重的败血症，当时这名黑人小孩已奄奄一息。她立刻对孩子的伤口消毒，并注射了破伤风针，最终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邹纬看到，当地人洗澡、做饭都用同一条小河里的水，加上河边的草丛里蚊虫肆虐，霍乱、胃肠炎等疾病的发病率很高。有时大面积爆发霍乱，很多儿童都被感染了，无国界医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以及人力、医药才能控制。导致当地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五大原因，其中一个竟是拉肚子，这对于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人是很难想象的。为此，邹纬和同事们除了为当地人治病外，还在消毒、防疫、宣传卫生常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极大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截至2014年7月末，邹纬已在塞拉利昂辛苦工作了9个月，“无国界医生”组织根据有关规定，安排她回国休息。当时埃博拉疫情虽然已在西非别的国家爆发，但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全球大多数人的关注。在香港转机时，她曾经尝试着向“无国界医生”办公室提出申请，去抗击自己一直还没见过的埃博拉，但遭到了拒绝。
为抗“埃”二次“远征”塞拉利昂
然而，近距离接触埃博拉这种人人闻之色变的致命病毒，对邹纬来说，更多的是期待而非恐惧。在国内休整仅1个月后，她像斗志昂扬的战士，经再次申请又奔赴非洲，参与抗击埃博拉疫情。
邹纬的第一站是凯拉洪，这是一个位于塞拉利昂东北部的边境重镇，与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接壤。由于边境可以自由穿行，人员流动和边贸往来被认为是加重埃博拉在三国蔓延的重要原因。凯拉洪是此次埃博拉爆发初期疫情最重的地区之一。
“无国界医生”最先在这里设立了当时塞拉利昂全国唯一的埃博拉治疗中心，被送到这里的病人来自各个地区。“这里最初只有40张床，由于病人太多，扩充至60张，基本上都是满的，后来又扩建至80张床”。虽然有儿科病人，但大部分都是成年人。由于前来求医的病人很多，邹纬和她的同事从早上6时开始工作，收集病人的血液样本做化验，直到夜里很晚才休息。
“非洲人很热情，见了小孩都要抱起来逗一阵子，喜欢聚会，而且见面的时候都会互相拥抱问好”。邹纬认为，当地人与人之间亲密接触的习惯，是造成大面积传染的重要因素。
此外，塞拉利昂60%以上人口是穆斯林，他们的丧葬习俗是人死之后，尸体要整个洗一遍再用白布包起来下葬，因此家里每个人都会接触到尸体。邹纬说，埃博拉在非洲迅速传播与当地风俗密不可分。她说：“埃博拉病毒的传染力越到后期越强，人死后，病毒在很长时间内仍能传播。”针对这种情况，“无国界医生”派遣了多支健康教育队伍，去村镇不断劝导当地人接受安全火葬，防止新一轮感染。
患者接触过的物品，能消毒的就消毒，不能消毒的就直接烧掉。邹纬说：“会有家人要求还尸体，但我们不会同意的，通常要花好几个钟头的时间来说服他们。掩埋费用都是我们出，家人可以到现场，但不能碰任何东西，我们的掩埋队伍都是穿全套防护服的。”
西非地区贫困且人口密集，一人感染埃博拉常常会给全家或整个村子带来灾难。邹纬介绍说，在她的另一站博城附近，有一个村子的人感染埃博拉后，整个村子都被隔离，全村没有一人幸免。在她收治的28个埃博拉感染者中，23个来自同一地区。在凯拉洪，“无国界医生”曾经一次收治了大半个村子的感染者。
疫情带来的恐慌也不容小觑。邹纬说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国家，有的人即使染上一般疾病也不敢求医，当地医护人员因担心受埃博拉感染而不敢上班。医疗系统的崩溃，病毒的肆虐，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医疗危机。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当地政府医院只有一两部救护车，无法满足运送病人的需求。“有一次，政府医院打电话和我们说有11个病人要送来，等到第二天救护车才开过来，但车上只有5人，其余6名病人已经不在了。”虽然长期在冲突、疫病之地的医疗前线工作，但邹纬还是感到震惊：“刚到塞拉利昂的时候，同事就告诉我，这个国家几乎没有自己的医生。”
拼死狙击帮非洲等于帮中国
邹纬亲手参与收治的确诊埃博拉病例约80多例，而让她最为难忘的是一个8个月大的小女孩儿。这个医生护士们精心呵护的“小宝贝儿”，最终没能摆脱死神的魔爪。“他们村子90%的人都已经感染埃博拉，妈妈是埃博拉阳性。我们专门做了一张床，放在妈妈旁边，但妈妈的身体情况很差，所以照顾这个孩子全靠我们。但是孩子太小，抵抗力太差，在我们中心住了三四天就去世了。”
令人心碎的不止于此。摆在医生们面前的现实是，近七成埃博拉患者最终都会死亡。通常，一个感染者从进入埃博拉治疗中心到康复出院，大概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在此期间，病人的心理状况也备受关注。恐惧是大多数感染者的常态。“他们会很恐惧，但是这种恐惧不是像想象中的那样，拉着医生护士问我会怎样怎样。”邹纬医生说，据她观察，病人常常不停地提各种要求，而患者的每个要求都有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愿望；因此，医生护士们都竭尽所能满足他们，无论是想吃辣椒酱和木薯叶子，还是在深夜里想喝一杯热茶。
尽管身着全套防护服，但与埃博拉搏斗仍然充满危险。截至2015年，“无国界医生”的前线人员已经有24人感染了埃博拉，其中包括21名当地医护人员，共有13人死亡。但邹纬和她的同事们却毫不畏惧。她说，在如此重大疫情面前，没有哪个人或哪个集体能成为一座安全“孤岛”，帮助他人也是帮助自己，帮助非洲也是帮助中国。“我们在非洲一线抗击埃博拉疫情，也是为了给祖国筑起一道防线，降低国人面对埃博拉疫情的风险。”
由于各方的不懈努力，塞拉利昂一些疫区的埃博拉新增病例正出现下降趋势。邹纬坚信，随着新药物和疫苗的问世，也许用不了多久，埃博拉这个恶魔就会被人们彻底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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