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都乡”多与县城同地或在县城附近。[9]里耶简之“都乡”亦当位于秦迁陵县城内或其附近，“县”与“乡”有不同的办事机构和地点。这可从两方面观察: 其一，从都乡与迁陵县的文书往来时间看，二者距离很近。里耶简牍所见都乡与迁陵县的往来行政文书完整者凡有6 件，详下举:
(1)廿八年五月己亥朔甲寅，都乡守敬敢言之:
Ⅰ
得虎，当复者六人，人一牒，署复□于
Ⅱ
从事，敢言之。
Ⅲ8-170
五月甲寅，旦，佐宣行廷。8-170 背
(2)卅一年五月壬子朔丁巳，都乡□
Ⅰ
受司空城旦一人、仓隶妾二人。
Ⅱ8-196+8-1521
五月丁巳，旦，佐初以来。欣发。8-196 背+8-1521 背
(3)卅一年五月壬子朔壬戌，都乡守是徒薄(簿)。Ⅰ
受司空城旦一人、仓隶妾二人。Ⅱ
一人捕献。Ⅲ
二人病。Ⅳ8-2011
五月壬戌，都乡守是□□□
Ⅰ
五月壬戌，旦，佐初以来。气发。Ⅱ8-2011 背
(4)卅二年六月乙巳朔壬申，都乡守武爰书: 高里士五(伍)武自言以大奴幸、甘多，大婢言、言子益等，牝马一匹，予子小男子产。典私占。初手。8-1443+8-1455
六月壬申，都乡守武敢言: 上。敢言之。初手。
六月壬申，日□，佐初以来。欣发。初手。8-1443 背+8-1455 背
(5)卅五年七月戊子朔己酉，都乡守沈爰书: 高里士五(伍)广自言: 谒以大奴良、完，小奴嚋、饶，大婢阑、愿、多、□，禾稼、衣器、钱六万，尽以予子大女子阳里胡，凡十一物，同券齿。典弘占。8-1554
七月戊子朔己酉，都乡守沈敢言之: 上。敢言之。□手。
【七】月己酉，日入，沈以来。□□。沈手。Ⅱ8-1554 背
(6)卅五年八月丁巳朔丙戌，都乡守
Ⅰ
士五(伍)兔诣少内受□。今□
Ⅱ8-660
九月丁亥，日垂入，乡守蜀以来。瘳
8-660 背
上举6 件文书，都是都乡发往迁陵县，其中5 件是当天送达，末一件为次日传至。尤其是前3 件，都是当天早晨到达，而第(1)件明确写明“佐宣行廷”，这个“廷”应该就是迁陵县廷，这表明都乡与迁陵县城极近，都乡应该就在迁陵县城内。
其二，里耶简牍多见稟贷粮食的记录，详见表4-1:
表4-1 里耶秦简稟贷食记录表(www.xing528.com)
续表
续表
表4-1 所列27 条记录，其中放稟者有贰春乡、启陵乡，却不见都乡，原因就在于都乡与迁陵县同在一地，都乡吏卒之稟贷均由迁陵县相关官员(仓、田、司空等)负其责而不必经都乡守。
上举简文第(1)条(简8-170)有云:“得虎，当复者六人。”今湖南龙山里耶为湘西山地，秦时有虎出没不足为怪。“得虎当复者”，则似有典故。陈伟主编《校释》云:“复，免除徭役。”又引《荀子·议兵》及杨倞注和《二年律令》为证。[10]今按《华阳国志·巴志》云:
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煞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煞群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约，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 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煞人雇死倓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11]
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12]
但不知里耶秦简所记“得虎当复者六人”，是否与秦昭襄王时之故事有关。[13]
在上述故事中，射杀白虎者为夷人，“复夷人”也许是出于某种优待措施，而里耶秦简9-2307 却说:“都乡黔首毋濮人、杨人、臾人。”濮人渊源甚古老，《尚书·牧誓》载武王伐纣誓师之辞，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14]西周初年，又和巴、楚、邓一起共同成为周之“南土”[15]。西周晚期，楚国内乱，叔熊(亦作熊堪)“逃难于濮而蛮”[16]。春秋早期，“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17]。由上述记载看，濮与巴、楚、邓、庸、蜀等国(族)邻近，而尤近于楚。其中邓在今湖北襄阳北，庸在今湖北竹山一带，应无疑问。早期楚国居所虽多有争论，要之当以在今河南省西南部丹淅流域为是。[18]濮又称“百濮”，《逸周书·王会解》:“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19]乃极言种族部族繁多。《左传》文公十六年载:
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阪高。蒍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20]
传统看法以为“戎伐其西南”之“其”理解为楚国，相应地就把百濮定在今湖北枝江境内。鲁文公十六年当楚庄王三年(前611 年)，据新出清华简《楚居》，此时楚庄王居樊郢，大约在今湖北襄阳市汉水北樊城区一带，[21]则此次战事亦当距今湖北襄阳不甚远。陈伟先生据鄂君启节中的“阳丘”所在，认为“其”应指戎，“西南”“东南”就是按戎的方位而言，此次伐楚之“戎”应即陆浑之戎，约在今河南嵩县东北，戎人由此南下攻击楚国。[22]石泉先生曾详考此次战事的相关地名，认为濮地应在今湖北枣阳境桐柏、大洪山一带的丘陵地区，[23]与此次战事的地理形势相合。战国之世，濮较少见诸史载。其后的史载，则多说濮在西南地区。左太冲《蜀都赋》云:“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李善注:“今巴中七姓有濮也。”[24]《华阳国志·巴志》称“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25]。西晋杜预作《春秋释例》，更称“建宁郡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26]。晋建宁郡在今云南昆明至曲靖一带。《华阳国志·蜀志》越巂郡“会无县”条称:“故濮人邑。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27]会无县治今四川会理县。蒙文通以为百濮部族在春秋时代开始南迁，“东至岳州，南入湘沅，又至于(云南)永昌”[28]。其说当是。
杨人不见于史载，但杨越多见。《史记·楚世家》云:
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杨粤”，《索隐》:“有本作‘杨雩’，音吁，地名也。今音越。谯周亦作‘杨越’。”[29]熊渠兴兵所伐之庸在今湖北上庸，已见前文所述。鄂，《正义》引刘伯庄云:“地名，在楚之西，后徙楚，今东鄂州是。”是为东鄂。又引《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30]东鄂、西鄂，究竟何为熊渠所伐之“鄂”，考古发现的青铜器可为西周初年之鄂地提供新证据。1975 年，湖北随州羊子山曾出土带有“鄂侯”铭文的青铜器，[31]2008 年澳门古玩市场亦有鄂侯青铜鼎出现，时代均在西周初年[32]。对于这个西周初年鄂国的地望所在，学术界曾有种种推测，随着湖北随州羊子山鄂国墓地的发现，学者普遍认为，周初鄂国即在今湖北随州，这是前所未见的新发现。[33]传世“安州六器”之一的《中甗》铭文云:“王令中先省南国……中省自方、邓，造□邦，在鄂师次。”现藏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静方鼎铭文云:“王在成周太室，命静曰:‘俾汝司在曾、鄂师。’”两件青铜器年代在西周昭王时，可证昭王时鄂国仍在今湖北随州。[34]庸、鄂二地的地望既已明确，则介于二者之杨粤(杨越)亦当去之不远。石泉先生曾据《水经注·淯水》篇所记之“豫章大陂”，以为熊渠所伐之杨粤(杨越)约在今湖北襄阳东北、白河东岸。[35]这样，庸(今湖北竹山)在西，鄂在东(今随州)，杨粤(今襄阳)介于二者之间，若合符节，殆无疑义。大概杨粤(杨越)经此打击后开始南迁，《吕氏春秋·恃君》:“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36]此处之“扬”或指扬水，亦作“杨水”“阳水”，见于《水经注·沔水》[37]；汉则指汉水[38]。则扬水(杨水)或即杨人南迁时留下之地名。战国楚悼王之世，吴起变法，曾攻取杨越之地，《战国策·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章载蔡泽之言谓:“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南攻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39]《蔡泽列传》作“南收杨、越，北并陈、蔡”。[40]杨、越与陈、蔡对举，则“杨”或即杨人之地。“杨、越”在《吴起列传》作“百越”，[41]《后汉书·南蛮传》又作“蛮越”，其文曰:“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42]综合而观，若范晔《后汉书》说可信，[43]则杨越(或杨人)正当洞庭之区。里耶简12-10 正面:“廿六年六月癸丑，迁陵拔讯榬蛮、衿
。”背面:“
鞫之: 越人以城邑反。蛮、衿、害，弗智(知)
。”可证秦迁陵县确有越人。
至于“臾人”，《逸周人·王会解》有“俞人”，臾、俞音近，或可通假。然《王会解》将俞人列在东北，恐非简文之臾人。[44]《汉书·礼乐志》有“巴俞鼓员三十六人”，颜师古注:“巴，巴人也。俞，俞人也。当高祖初为汉王，得巴俞人，并趫捷善斗，与之定三秦灭楚，因存其武乐也。巴俞之乐因此始也。巴即今之巴州，俞即今之渝州，各其本地。”[45]俞亦作“渝”，《华阳国志·巴志》:“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46]
综上所考，濮人、杨人、臾人之地理分布或在本区，或离本区不远，然则简文何以要说“都乡黔首毋濮人、杨人、臾人”呢?[47]而且今湘西一带在秦代少数民族尚有不少，何以独举此三种人呢? 这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都乡在迁陵县城内或距城较近，其辖域内无濮人、杨人、臾人。《舆地纪胜》卷174 夔州路涪州“风俗形胜”条引旧《图经》云:“其俗有巴、夏、蛮、夷。夏则中夏之人，巴则廪君之后，蛮则槃瓠之种，夷则白虎之裔。巴、夏居城郭，蛮、夷居山谷。”[48]然上引里耶简12-10 背明确记载“越人以城反邑”，可知越人确曾居住城邑。不过细查此条简文，时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六月，其时正当秦始皇统一六国，迁陵亦设县不久。而此时间乃为迁陵县令“拔”审讯榬蛮、衿等人的时间，其罪责大约是“越人反城邑”而蛮、衿、害等人“弗知”，则越人反城邑还当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由此或可推测，当迁陵初设县之时，尚有越人居于城邑之中，不久即发生“越人以城邑反”之事件，后经平定，越人等少数族裔被迫移居山谷，所以才出现“都乡黔首毋濮人、杨人、臾人”的局面，强调“都乡”。其二，都乡“黔首”为国家编户齐民，濮人、杨人、臾人并非国家的编户齐民，所以才会有“都乡黔首毋濮人、杨人、臾人”的说法，重点在“黔首”。
然则，都乡黔首究为何许人也? 里耶9-1209:“二人，其一秦，一人荆，皆卒……”“秦”指秦人，“荆”指荆人。里耶8-67+8-652:“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辛巳，尉守蜀敢言之: 大守令曰: 秦人□□□侯中秦吏自捕取，岁上物数会九月朢(望)大守府，毋(无)有亦言。问之尉，毋(无)当令者。敢言之。”在已公布的里耶简中，秦人似只此一见，然岳麓书院藏秦简则多有(详下举)，睡虎地秦简甚至有“故秦人”的说法，《秦律杂抄·游士律》5 号简:“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整理小组注释:“故秦人”指秦国本有的居民。[49]以区别于早期攻占六国或巴蜀等地而被同化之新“秦人”。[50]“荆人”亦见于岳麓简“尸等捕盗疑购案”，其文略如下举:
廿五年五月丁亥朔壬寅，州陵守绾、丞越敢谳之: 乃二月甲戌，走马达告曰: 盗盗杀走马好□□□部中。即令狱史驩、求盗尸等十八人追。尸等产捕诣秦【男子治等】四人、荆男子阆等十人，告群盗盗杀从轻好等。治等曰: 秦人，邦亡荆；阆等曰: 荆邦人，皆居京州。相与亡，来入秦地，欲归义。行到州陵界中，未诣吏，悔。谋言曰: 治等已有罪秦，秦不□归义。来居山谷以攻盗。即攻盗盗杀伤好等。……鞫之: 尸等产捕治、阆等，告群盗盗杀好等。治等秦人，邦亡荆；阆等荆人。亡，来入秦地，欲归义，悔，不诣吏。以京州降为秦后，群【盗盗杀伤好等】。皆审。疑尸等购。它县论。敢谳之。……谳固有审矣。治等，审秦人殹，尸等当购金七两；阆等，其荆人殹，尸等当购金三两。它有〖律〗令。[51]
本案发生的时间是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 年)或稍前，发生的地点是在秦南郡。案犯主要有两种人，一是逃亡到荆地的秦人“治”等4人，一是荆人“阆”等10 人，荆人又称“荆邦人”。案发时距秦攻取楚郢都设南郡(前278 年)已有半个多世纪之久，其居民当为“新秦人”。本案之所以称为“荆人”，当是因为原居于尚为楚人所有的“京州”，而不是指南郡或其他为秦所有的故楚地。[52]秦朝官吏在抓捕罪犯时，捕获秦人与荆人(非秦人)所得偿金是不同的，可见“秦人”与“荆人”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有所区别，其法律地位也是有明文规定的。秦帝国的统一，并没有使得居住在帝国范围内的人群在身份上获得普遍的认同，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我们回到里耶秦简上来。里耶秦简所见活跃在秦迁陵县的主要有三种人: 秦人、荆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族群(包括濮人、杨人、臾人等)。都乡黔首既然无濮人、杨人、臾人，则应该是荆人和流落到故荆地的秦人，其中主要是荆人，即楚国遗民。在里耶古城北护城壕出土的所谓“南阳里户籍简牍”，户主普遍带有“荆不更”等爵称，表明其人或即楚国遗民。[53]亦可证明都乡黔首主要是荆人。
都乡黔首负担沉重，里耶8-1454+8-1629:“
都乡柀不以五月敛之，不应律。都乡守芇谢曰: 乡征敛之，黔首未肯入……”简文有残缺，但大概是说都乡黔首赋役沉重，生计维艰吧。里耶简9-1308:“都乡黔首毋良药、芳草□
。”自然环境不佳，又面临沉重的赋役压力，“都乡黔首毋不平苦者”(8-1796)。
都乡下辖二里: 高里、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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