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率，是指负债者占乡村总户数或总人口的比例，它是反映乡村借贷规模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
广西民族地区自然条件较差，近代时期大部分乡村仍处于小农经济时代，一些偏远山区村寨甚至是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再加上乡村金融的落后，社会上无法提供充足的借贷资金，不少人在需要资金我、粮食时无处可借，他们只得寻求高利贷。在这种土壤里滋生的民间借贷体系中，高利贷占据统治地位，乡村负债率比较高。
关于清末广西民族地区乡村的负债率，由于资料记载不全，无法得出较为精确的结果。但根据资料记载，少数民族民众借贷的情况很普遍。如靖西县“到光绪末年，很多人要靠借债典当过日子”[1]。光绪时镇安府（辖今属德保、那坡等县地）壮族“逮春则縻啜以耕，借贷度日。少遇荒歉，则卖男鬻女，苟安一时”。[2]清末壮族文人黄焕中在一首诗中写到宁明州（今宁明县）一户农家因借贷无门而全家坐以待毙的情况：“昨日粮已尽，儿女相号哭。借贷苦无门，今日犹枵腹。”[3]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由于少数民族民众的贫困，他们在灾荒和青黄不接时因缺乏粮食多需依靠借贷维生，更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因借贷无门而陷入困境。
民国时期，广西民族地区农户负债率仍居高不下。如在壮族地区，根据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民国23年（1934）的调查，邕宁县（今属南宁市城区）154户农户，借债户有41户，占总户数的26.6%；龙州县97户农户，借债户有45户，占总户数的46.4%。[4]但该数据是偏低的，因为当时的调查时间是在12月，由于“春借秋还者因其手续已清，并未计算在内，此类户数，约占百分之二十。”[5]据广西统计局于民国23年（1934）的“推算”，全省2671755户中，负债户数1012446，负债率即负债户数占总户数的37.89%，其中武宣县为45.13%，融县（今分属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为25.50%，南丹县为20.80%，河池县（今河池市金城江区）为25.95%，柳城县为26.20%，忻城县为34.47%，来宾县（今来宾市兴宾区）为47.31%，象县（今象州县）为41%，邕宁县（今属南宁市城区）为43%，扶南县（今属扶绥县）为42.02%，绥渌县（今属扶绥县）为32.24%，敬德县（今属德保县）为38.50%，雷平县（今属大新县）为23.21%，万承县（今属大新县）为28.68%，[6]等等。当时统计者选取的调查地区，多是经济相对发达，交通较为便利的乡村，这些壮族地区的负债率，自然要低于那些经济更为贫困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因此，广西民族地区乡村的实际负债率是远高于以上调查数字的。(www.xing528.com)
在广西民族地区，债户无论是借钱还是借物，都是需要抵押品的或者说放债者是要考虑到其偿还能力的，对于无物抵押或无偿还能力的农户，高利贷者是不会轻易贷给他们的，他们“虽欲借债而不可得”。[7]也就是说，很多贫困户因缺乏抵押品而无法借贷。正如20世纪30年代学者在邕宁县（今属南宁市城区）的调查所言：“佃农和其他村户，因经济地位的低落，不能够取得资方的信任，所以虽然要借债而不可得者，为数也实在不少。”[8]20世纪50年代，调查者在壮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表明：“借钱债不是没有条件的，他要看你有没有能力还（如家中有无田地，身强力壮的劳动力或其他财产）。”[9]更何况，在乡村除了农户外，还有其他阶层，如手工业者、流民无产者等。因此，若将这些情况也考虑进去，可以说很大一部分乡民都要负债或是潜在的负债户。
抗战结束后，广西民族地区负债率更高，如贺县新华乡（今富川瑶族自治县新华乡）“的瑶族人民在解放前近几年借贷的有80%”。[10]都安县（今都安瑶族自治县）“弄利屯，全屯十九户，解放前十八户受高利贷剥削，受剥削较深的有八户，最深的有二户”。[11]隆林县（今隆林各族自治县）者浪、板桥两乡在“解放前三年”“贫农借债的户数占全部借债户的83.6%，雇农借债的户数占全部借债户的11%；中农借债的户数占全部借债户的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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