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元明清时期的天府之国

南宋末年，蒙古兴起，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通过西征和南进，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帝国。从此，中国进入了长期统一的历史阶段。在元明清时期，天府之国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北京地区成为最有名的“天府之国”。古老的关中“天府”逐渐衰微，成都“天府”也受到战争的创伤。江南“天府”的称号被“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取代。闽中地区、盛京一带、武威地区和台东地区也加入了“天府之国”的行列。

元明之际，人们还保持着对关中“天府”的历史记忆。宪宗蒙哥曾大封同姓，让忽必烈在南京和关中之间选择封地。忽必烈选择了关中，原因是“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舄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58]。明初朱元璋曾与群臣讨论建都地点，有人建议他定都关中，理由是关中乃“险固金城，天府之国”^[59]。有明一代，不少人都曾对关中形胜表示赞赏^[60]。有人甚至从风水的角度，认为关中是“中龙”所在^[61]，认为“天下形胜，惟地与兵。汉都长安，阻河山之险，左殽右蜀，太华泾渭，表里襟带，金城千里，隐然天府之国矣……可谓兵形地势两兼得之，于以镇安四方，巩固万代，永永无斁”^[62]。但到了清代，还有不少人将关中地区称为“陆海”。如清代中期，陕西巡抚毕沅说：“西安、同州、风翔三府，邠、乾二州，沃野千里，实为陆海奥区。”^[63]清代晚期，胡燏棻说“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64]，甚至建议清政府迁都关中。但事实上，关中已失去了“天府之国”的美誉。“天府之国”这一称号仅见于方志之中^[65]，或成为人们对关中历史的追忆。清朝灭亡后，再也没有人把关中地区称作“天府之国”了，甚至就连生活在关中地区的一些人，都不知道关中曾经是“天府之国”，只知道它是“八百里秦川”。

这一时期，北京地区是全国政治中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人们心目中最重要的“天府之国”。明成祖诏群臣议建北京时，就有人将北京称为“天府之国”了。“公侯伯五军都督及在京都指挥等官上疏曰：‘臣等切惟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66]其后李贤在《大明一统志》中说：“京师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所谓天府之国也……自唐虞三代以来都邑之盛未有过焉者也。”^[67]章潢在《图书编》中也有类似说法^[68]。明代诗人欧大任有“万年天府国，佳气满燕州”的诗句^[69]。清统治者更喜欢把北京一带称为“天府之国”。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敕撰之《皇朝文献通考》云：“京师为古燕蓟之域，地势雄厚，沧海环其左，太行峙其右，喜峰、古北诸关口卫其后，据九州之上游，南面而临天下。自古天府之国无过于此。”^[70]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敕撰之《钦定日下旧闻考》云：“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而太行之山，自平阳之绛西来，北为居庸，东入于海，龙飞凤舞，绵亘千里，重关峻口，一可当万，独开南面以朝万国，非天造此形胜也哉！”^[71]清人吴元莱在《畿辅通志》原序中说：“京师故燕冀地……倚长城为屏障，凭太行为股肱。潞水南趋，直沽东下，达济汶以通漕运，所谓金汤千里，天府之国也。故自辽、金、元、明皆都此而莫之易。”^[72]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文人墨客的宣传，北京这个“天府之国”的知名度不仅超过了关中盆地，甚至超过了成都平原。

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曾多次遭受战争的破坏，但仍保持着“天府之国”的称谓。宋元之际，蒙古军对四川地区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蹂躏，导致成都“天府”严重衰退。但到元代中期以后，成都一度出现过“家给人足，民庶晏然，年谷丰衍”^[73]的景象。元末刘桢认为，“蜀形胜之地，东有瞿塘，北有剑门，沃野千里，所谓天府之国”^[74]，建议徐寿辉部将红巾元帅明玉珍在四川称帝。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夏政权后，也曾派人向朱元璋夸耀其“天府之国”的富庶^[75]。明人蔡清说：“自古说蜀道难，然其险处亦只在蜀门。若到其地，则所谓沃野千里，天府之国，似乎果平易矣。”^[76]彭韶说：“蜀之地，南抚蛮獠，西抗吐蕃，上络东井。岷嶓镇其域，汶江出其徼，以褒斜为前门，灵关为后户，峨眉为城郭，南中为苑囿。缘以剑阁，阻以石门，而越负秦，地大且要，诚天府之国也。”^[77]王士性说：“川中郡邑……惟成都三十州县一片真土，号称沃野，既坐平壤，又占水利，盖岷、峨发脉，山才离祖，满眼石垄，抱此土块于中，实天作之，故称天府之国云。”可见成都这个“天府”在明代影响是较大的。但明末清初，蜀中战火不息，遭受“开辟以来未有之劫”，从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与前代“既庶且富”的情况形成巨大的反差^[78]。直到乾隆当政时期，随着社会的稳定和“湖广填四川”活动的持续进行，才逐渐形成“无水旱之灾，秋成常丰稔”的局面^[79]。

在明代，闽中开始跻身“天府之国”的行列。闽中即福州及其西南一带。福建在宋代得到较大发展，到明代形成八府分治的格局，人们在习惯上称之为“八闽”。位于福建东南部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人口分布较为合理，粮食作物种植和经济作物的栽培达到较高水平，商业贸易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时人屠本畯非常喜欢这些地方，他在《闽中海错疏·原序》中说：“禹奠山川，鱼鳖咸若。周登俎豆，鲂鳢是珍。海镜江珧，虎头脚凭。虾寄蟹变蛤化凫，奇形异质，总总林林。闽故神仙奥区，天府之国也。并海而东，与浙通波。遵海而南，与广接壤。其间彼有此无，十而二三耳。”^[80]由于他的倡导，就有人把这里称为“天府之国”了。然而在历史文献中，这种称呼并不多见。(www.xing528.com)

到了清代，沈阳一带成为“天府之国”。沈阳位于辽河平原中部，在清代称为“盛京”，是清王朝的发祥地。这里海拔较低，属暖温带季风性大陆气候，物产较为丰富。清代有学者从尊君的角度出发，有意抬高盛京的地位。盛京是清王朝的发祥地，故在统治者的心目中也成了天府之国。清高宗至盛京，认为该地“洵乎天府之国，兴王之会也”^[81]。但终清之世，将盛京称为“天府之国”的人很少。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再也没有人说“盛京”一带是“天府之国”了。

继沈阳之后，武威地区也被称为“天府之国”。武威古称“姑臧”“凉州”，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东部，是丝路重镇之一。这里曾经是前凉、后凉首都的所在地，至唐代趋于繁荣。唐人沈亚之说“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82]，但安史之乱后一度陷于吐蕃，“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83]。宋元以降，河西走廊一带的经济有所恢复。清代学者吴大成对凉州十分赞赏，他在《西夏书事》中写到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冬十月赵保吉袭破西凉府时说：“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况其府库积聚，足以给军需、调民食，真天府之国也。嗣后保吉身亡，德明终能保守灵、夏，岂非凉州畜牧甲天下，借以养成锐气哉！”^[84]这是将武威称作“天府之国”的唯一记载。

把台湾东部地区称为“天府之国”也是清代的事。清初郑成功准备收台湾的时候，有“荷兰甲螺何斌负债走夏，盛陈（台湾）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且言可取之状”^[85]。《台湾通史》的作者连横也说：“台湾为天府之国”，“台东，天府之国也”^[86]。在清代，台湾自然条件较好，且农业较发达的地区主要是台东和嘉南平原。其所谓“天府之国”，主要是指台东。

近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天府之国”逐渐沉寂。沈阳、闽中、武威、台东等地区自不待言，就连北京地区也失去了“天府之国”的美名，只有四川还保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于是，“天府之国”便成了四川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