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考古学通论：揭秘世界铜鼓的起源

李昆声和黄德荣1980年在《谈云南早期铜鼓》一文中率先指出：“我们研究了云南发现的早于黑格尔第一类型的云南早期铜鼓（黑格尔没有见过的铜鼓）后得出的结论是：最先制造和使用铜鼓的地区是我国云南的滇西——滇中地区。”在该文中还指出“早期铜鼓”（即万家坝型铜鼓）“在滇西——滇中出现后，很快往东、北、南三个方向传播。往东传播的结果是在滇池区域的晋宁、江川、呈贡等地发展成为纹饰精美的石寨山型铜鼓……往北和东北方向传播，在滇东北曲靖珠街八塔台出现了承先启后的铜鼓。在四川会理、贵州赫章产生了石寨山型铜鼓。往西和东南方向传播，在文山产生了开化鼓、麻栗坡鼓，均为石寨山型”^[218]。

李昆声、黄德荣关于铜鼓起源于滇西至滇中一带的看法，被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所采纳。在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铜鼓》一书第二章《古代铜鼓的起源》之第三节《铜鼓的起源地区》中说：“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根据不断发现的新考古材料，趋向于云南中部偏西的楚雄、祥云、弥渡、昌宁一带为起源地。楚雄万家坝类型的铜鼓，其年代最早，又带有发生期的鲜明特征，这是其他地区出土的铜鼓所不能相比的，而这种原始形态铜鼓的发现又集中在这一带。那么把这一带看成古代铜鼓的发源地，是顺理成章，十分自然的事了。”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会长、中国著名的铜鼓研究专家蒋廷瑜教授也赞同铜鼓起源于云南的观点，蒋氏在其专著1999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古代铜鼓通论》第二章《铜鼓的起源和分布》之第三节《铜鼓起源地区》中说：“从目前发现铜鼓的情况来看，原始形态的铜鼓都集中发现于云南中部偏西地区，如楚雄、弥渡、祥云、昌宁等好几个县，在这个地区以外，很少发现过这些古老的铜鼓。这种早期铜鼓往后发展，就是石寨山型铜鼓。云南中部地区出土的铜鼓从早到晚可以排成队列，自成系统，发展脉络清晰。而原始类型铜鼓又从当地出土的铜釜、陶釜的形态上可以找到渊源关系，证明它们完全在这里土生土长。由此可见，铜鼓最初发生于云南。”

1980年，李昆声、黄德荣提出铜鼓起源于滇西至滇中地区所依据的考古资料是16面“早期铜鼓”，即万家坝型铜鼓。1990年，李昆声、黄德荣在研究了中国和东南亚发现的29面万家坝型铜鼓的基础上，在《考古》1990年第5期上发表《论万家坝型铜鼓》一文，仍坚持认为“滇中至滇西一线是古代铜鼓的起源地。万家坝型铜鼓在滇中至滇西一线产生后，很快即往东、北、南三个方向传播”。该文进一步指出：“由此可见，云南是世界铜鼓的起源地，云南发现的26面铜鼓是全世界铜鼓的祖先无疑。”同时，在考古类型学研究上，该文首次将万家坝型铜鼓分为四式，年代为春秋早期至战国晚期。

2007年，李昆声、黄德荣以中国、越南、泰国发现的62面万家坝型铜鼓为基础，并参照用铅同位素方法对一些万家坝型铜鼓的检测分析结果，写成《再论万家坝型铜鼓》一文，发表于《考古学报》2007年第2期，在此文中对“滇中至滇西是古代铜鼓起源地”的观点，用自然科学的结论，即对万家坝型铜鼓进行铅同位素分析的结果，支持了铜鼓起源于云南的观点。

关于古代铜鼓之起源地为滇中至滇西的结论，其实质是在上述地带集中出土了一批万家坝型铜鼓，如果此类型铜鼓在年代上早于其他类型铜鼓，证明集中出土这一类型铜鼓的地带即为起源地。

主要有四方面的论据可以支持铜鼓起源于滇中至滇西一带的结论：

第一，考古类型学方面的证据。

万家坝型铜鼓在形态上的特征是：铸工粗糙、形制古拙。鼓面小，鼓身明显分为胸、腰、足三段，胸部直径大于鼓面直径，腰部收缩程度较大，足部外侈，部分铜鼓足部内沿有一圈折边。少数铜鼓鼓身留有炊爨烟熏的痕迹。

万家坝型铜鼓在装饰纹样方面的特征是：纹饰简单。鼓面一般有太阳纹，部分鼓仅有光体而无光芒，个别鼓甚至光素无纹。没有出现石寨山类型的主晕纹或冷水冲类型的立体动物、人物雕饰。胸部光素无纹。足部一般光素无纹。腰部通常有简单纹饰，可分上、下两段，上段有的素面无纹，有的被简单的直弦纹分成若干纵格，格间一般无纹饰；腰部下段靠近足部处有弦纹、云雷纹。部分铜鼓内壁有装饰纹样。

这样的铸工、形态及纹饰特征与其他7类铜鼓完全不同。因此，在类型学上万家坝型铜鼓早于黑格尔Ⅰ型铜鼓，即早于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分类法中的石寨山型铜鼓。

美国学者埃玛·邦克和日本东京大学今村启尔教授将万家坝型铜鼓命名为“先黑格尔Ⅰ型铜鼓”，而越南学者则命名为东山铜鼓D型。

现将中外学者分类法列表如下：

表Ⅴ—6　中外铜鼓分类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100年前黑格尔基本没有见过万家坝型铜鼓，因此在分类法中没有它的位置。中国、美国、日本学者都同意万家坝型铜鼓早于其他各类型，主要是早于黑格尔分类法中最早的一类铜鼓：黑格尔Ⅰ型鼓，即石寨山型铜鼓。所以，美国、日本学者把万家坝型鼓称为先黑格尔Ⅰ型鼓，就是比黑格尔Ⅰ型更早的鼓。只有越南学者认为万家坝型铜鼓是“退化的鼓”，而将其列为“东山铜鼓”之D型。

第二，年代学方面的证据。

只需把黑格尔“四分法”认为最早的铜鼓——黑格尔Ⅰ型鼓（即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八分法”中的石寨山型鼓）与万家坝型铜鼓的流行年代进行比较，看孰早孰晚，即可找到年代学的证据。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八分法”中万家坝型铜鼓的标准器是：楚雄万家坝M23：158、M23：159、M23：160、M23：161和M1：12号铜鼓，一共5面一组标准器。石寨山型铜鼓的标准器则更多，有晋宁县石寨山M1：32A、M1：58、M3：3、M6：2、M6：12、M11：1、M12：205、M13：2、M14：15、M14：18、M15：17、M16：1、M16：3、M13：4号铜鼓。

先查万家坝型铜鼓5面标准器的年代。万家坝型铜鼓之M1：12号铜鼓是楚雄万家坝1号墓出土的唯一一面铜鼓。

M1系竖穴土坑墓，位于墓群中部靠北，墓底长5米、宽2.5米、深6.2米。在先秦时期的云南古墓葬中，属于大墓。墓底西侧有一个腰坑，长1.45米、宽0.8米、深6.2米。腰坑内放置1面铜鼓、1件铜釜和6件铜羊角钮编钟。腰坑上横置垫木三根，垫木之上两侧正中有木痕。墓内棺木腐朽无存。此墓共出土各种青铜器达110件之多，显示墓主具有相当高的身份地位。M1是一座带腰坑的墓葬，简称“腰坑墓”，铜鼓就在腰坑发现（见图Ⅴ—121）。

图Ⅴ—121　云南楚雄万家坝春秋腰坑墓M1平面图、剖面图

从图中可见，“腰坑墓”的特点是在墓坑之底部，在墓主人的腰部位置再挖一个小坑，内置随葬器物，甚至殉人、狗于腰坑之中。“腰坑墓”始于新石器时代，起源于湖北省，对中原产生影响，在商周时期流行，在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区均发现过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腰坑墓”^[219]。

在此墓中，铜鼓是作为一种重器而置入腰坑中随葬的。这面器物编号为M1：12的铜鼓的尺寸和形制如下：

鼓面直径46厘米、胸径59厘米、腰径45.5厘米、足径64厘米、通高38.5.厘米。鼓面中央太阳纹，仅有光体、无光芒，无晕亦无其他花纹。胸部膨胀较大，光素无纹，最大径偏上。腰部被纵线分为18格，近足处2道弦纹，鼓身4扁耳、2道合范（见图Ⅴ—122）。

图Ⅴ—122　云南楚雄万家坝M1：12号铜鼓

M1：12号铜鼓所在的地理坐标及M1年代测定如下：

地理坐标：东经101°35′、北纬25°0′

测年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

测年方法：放射性碳14

测年样本：M1残存棺木

标本编号：ZK—373

年代：距今2375±80年（公元前425±80年），距今2310±80年（公元前360±80年）^[220]

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用同样方法测定M1年代，结果为距今2350±85年（公元前400±85年）^[221]。

这些科学的测定年代数据表明，楚雄万家坝M1：12铜鼓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远比石寨山型铜鼓要早。

楚雄万家坝1号墓与铜鼓同时随葬的铜釜（见图Ⅴ—123）在器形上与同墓出土的M1：12铜鼓十分相似，是铜鼓这种器物在器形上是起源于铜釜的有力佐证。同时，也证明了万家坝型铜鼓是所有铜鼓的祖形，其年代当然也比其他铜鼓要早。

图Ⅴ—123　云南楚雄万家坝M1出土的铜釜

M23亦系竖穴土坑墓，位于墓群中央。墓室长5.6米、宽2米、深6.5～6.7米。是云南的先秦大墓。墓内有木棺，棺盖由两块木板拼合而成，棺身由整段大树之树干制成，整座棺木比较原始粗犷。棺木下有三根垫木，其下有4面铜鼓，分一大一小两对并列放置，鼓面朝下，应为2对4面“公母鼓”。墓内共有随葬各类器物577件^[222]（见图Ⅴ—124）。

在M23中出土的4面铜鼓的器物编号分别是M23：158、M23：159、M23：160、M23：161。从上图中可以看到这4面铜鼓出土时的状况。

图Ⅴ—124　云南楚雄万家坝M23平面、剖面图

M23墓中出土的4面铜鼓的尺寸和形制如下：

M23：158号铜鼓，鼓面直径46.5厘米、胸径65厘米、腰径51厘米、足径70厘米、通高40厘米。鼓面中央饰太阳纹，仅有凸出之光体、无光芒，无晕亦无其他纹饰。胸部膨胀较大，无纹饰。胸部最大径偏下。腰部纵线分为16格，内壁饰2组卷云纹，近足部有一圈云雷纹。鼓身4只扁耳，双合范，有烟熏痕迹。此鼓系M23出土4面铜鼓中尺寸最大的一面（见图Ⅴ—125）。

图Ⅴ—125　云南楚雄万家坝M23：158号铜鼓

M23：159号铜鼓，鼓面中央饰太阳纹，凸起的光体外有3圈弦纹，8道植物叶状光芒。胸部光素无纹，最大径偏下。腰部被朝下的3叉头纵线分为12格，近足处有一圈云雷纹，腰内壁饰正面和侧面的鼍纹。足部内有折边。鼓身4只扁耳，双合范，有烟熏痕迹（见图Ⅴ—126）。

M23：160号铜鼓，鼓面直径38厘米、胸径52厘米、腰径43厘米、足径43厘米、通高34厘米。鼓面中央饰太阳纹，有凸起的光体、无光芒、无晕圈。胸部光素无纹，最大径偏下，腰部被纵分成24格，格间无纹饰。腰部下方近足处有一圈云雷纹。鼓身4只扁耳，双合范，有烟熏痕迹（见图Ⅴ—127）。

M23：161号铜鼓，鼓面直径41厘米、胸径53厘米、腰径43厘米、足径59.3厘米、通高39厘米。鼓面中央饰太阳纹，18道芒，其中3道芒不规则，芒外有一弦纹。胸部光素无纹，最大径偏下。腰部被分叉纵线分成17格，近足处有一圈云雷纹，内壁有4只鼍纹。鼓身有4只扁耳，双道合范，有烟熏痕迹。鼓足有折边。楚雄万家坝23号墓内有与铜鼓共生的青铜兵器（见图Ⅴ—128、129）。

图Ⅴ—126　云南楚雄万家坝M23：159号铜鼓

图Ⅴ—127　云南楚雄万家坝M23：160号铜鼓

图Ⅴ—128　云南楚雄万家坝M23：161号铜鼓

图Ⅴ—129　云南楚雄万家坝M23号墓青铜兵器

以上4面铜鼓所在的地理坐标及M23年代测定如下：(www.xing528.com)

地理坐标：东经101°35′、北纬25°0′

测年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

测年方法：放射性碳14

测年样本：M23棺木

标本编号：ZK-374

年代：距今2405±80年（公元前455±80年），距今2340±80年（公元前390±80年）^[223]。

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用同样方法测定M23年代，结果为距今2640±85年（公元前690±85年）。

国家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用同样方法测得如下数据：距今2635±80年（树轮校正后年代为2710±130年）^[224]。

根据北京大学和国家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测出的年代，云南楚雄万家坝第23号墓的年代在春秋中期，甚至还可早到春秋早期。

因此，M23出土的4面铜鼓的年代可以定为春秋中期或更早，而万家坝型铜鼓的年代上限可定为春秋早期，下限定为战国晚期。此类铜鼓不仅年代早，而且在形态上原始、古朴，在冶铸工艺上粗糙、简单。这是研究铜鼓的鼻祖弗朗茨·黑格尔在100多年前所未曾见过的。因而，黑格尔关于铜鼓的“四分法”没有万家坝型铜鼓的位置。

当代研究铜鼓的学者将此类铜鼓定名为“万家坝型铜鼓”“早期铜鼓”“原始铜鼓”“汪氏A型”“李氏Ⅰa式”“先黑格尔Ⅰ型铜鼓”等。现将相关重要文章列表如Ⅴ—7。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此表中较早时对万家坝型铜鼓进行分类的是汪宁生、李伟卿和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美国学者埃玛·邦克、日本学者今村启尔较早发表研究文章，并将此类鼓定名为“先黑格尔Ⅰ型铜鼓”和“先Ⅰ型铜鼓”，中国学者李昆声、黄德荣和日本学者量博满、新田荣治较早研究此类铜鼓并提出“早期铜鼓”这一名称。

近年来，中国学者已基本采用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八分法”中的定名——“万家坝型铜鼓”，一般不再使用“早期铜鼓”“原始铜鼓”等名称。

关于晋宁石寨山型铜鼓的年代，因标准器多达15面，我们选取M6：2和M6：120号铜鼓考察这2面铜鼓的年代。

众所周知，晋宁石寨山M6即六号墓是大名鼎鼎的滇王墓，因墓内出土黄金质地的“滇王之印”而闻名世界。

《史记·西南夷列传》有汉武帝赐滇王印的记载：“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因此，M6的年代是没有必要进行碳14测定的，史籍已明确记载赐印为公元前109年之事。此外，M6墓内与2面铜鼓同时出土一大批青铜器，除大量“滇式”器物外，其中有少量“汉式”器物完全可以作为断代之依据，如M6出土的带“宜佳人”铭文的铜镜是汉镜，还有铜熏炉、烹炉、鎏金扣饰漆器、鎏金铜耳等，都是西汉器物。因此，M6的年代可能为公元前109年～公元前87年^[225]。M6：2和M6：120号铜鼓的年代与此相当。石寨山型铜鼓的数量在全世界已多达200多面，其年代上限为战国晚期，下限为西汉末期，即公元1世纪初^[226]。

表Ⅴ—7　有关学者发表的万家坝型铜鼓的研究文章

石寨山型铜鼓出现的战国晚期，正是万家坝型铜鼓消亡的时期。两者之间的年代早晚确定了。那么，它们之间有无继承关系呢？

第三，鼍纹——文化“DNA”的证据。

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发现的古代铜鼓，除形态大体相同，即上有鼓面，平面曲腰，中空无底。在装饰纹样方面，不同类型的铜鼓的花纹都不相同。但8种类型的铜鼓鼓面中央均装饰有“太阳纹”，这种装饰纹样肇始于万家坝型铜鼓，铜鼓鼓面上的“太阳纹”由“光体”和“光芒”组成。少数万家坝型铜鼓上仅有“光体”而无“光芒”。所有万家坝型铜鼓上都有“太阳纹”，发展到石寨山型铜鼓鼓面上的太阳纹，其“光芒”开始规范化，到后面6种类型的鼓面，毫无例外的均有“太阳纹”，而且其“光芒”数量多寡、形状宽窄几何均有规律可循。这都是万家坝型铜鼓“遗传”下来的花纹。

万家坝型铜鼓“遗传”到它的直接继承者——石寨山型铜鼓上的一种重要花纹是鼍纹，借用遗传学的术语将这种花纹称为万家坝型铜鼓的“文化DNA”。

在楚雄万家坝M23：159号铜鼓的内壁，有一种被发掘报告称之为“四足爬虫纹”“菱形网状纹”的花纹；在M23：161号铜鼓的内壁也有被发掘报告称为“四菱形网状纹”“网四角带卷云纹”的花纹。另外，在永胜军河A鼓内壁上也有“一对菱形网状纹”“四足爬虫纹”，永胜军河B鼓内壁上也有“菱形网状纹”；在丘北草皮坡鼓之内壁上也有“似蜥蜴、羊等纹饰”；在曲靖八塔台鼓之鼓面上，也出现“四足爬虫纹”，鼓腰饰“菱形网状纹”。

上述6面铜鼓均属万家坝型铜鼓，它们的上述“菱形网状”等装饰花纹经考证为鼍纹^[227]。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这种花纹——鼍纹，竟“遗传”到石寨山型铜鼓上。典型事例是在石寨山类型的广南铜鼓上面发现了鼍纹。世界闻名的广南铜鼓于1919年在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阿章寨农民犁地时发现，1948年著录于《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现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此鼓胸部铸有4只祭祀船花纹，有研究者发现，广南铜鼓船纹上有鼍纹：“（广南鼓）甲船表柱上悬菱形网状纹，网四角带并头卷云纹。这种纹饰在云南早期铜鼓上屡见不鲜。据李昆声先生考证，此纹饰应为鼍纹，亦即鳄鱼纹。笔者从之”^[228]。

很显然，万家坝型铜鼓上的鼍纹“遗传”到石寨山型铜鼓上了。但鼍纹在这两种铜鼓上面的位置并不相同，大多数万家坝型铜鼓上的鼍纹是铸造在铜鼓内壁上的，铜鼓或其他任何器物上的花纹，本来主要是作装饰用，要让人看见的。铸在铜鼓内壁上的花纹只有倒置时才有装饰作用。那么，为什么要倒置？只有一种解释：当它用于炊爨，即当作“釜”使用时，必须倒置。这一点又反过来证明了万家坝型铜鼓是由铜釜演变而来，初始阶段，甚至还处于“又当铜鼓又作釜”的阶段。楚雄万家坝M23：158、M23：159、M23：160、M23：161号鼓身上均有烟熏痕迹，证明这4面铜鼓均曾被当作炊具——铜釜使用过。这又证明，万家坝型铜鼓是最早类型的铜鼓。而“遗传”到石寨山型铜鼓上时，鼍纹都是铸造在鼓的外壁，绝无铸于内壁的现象。（见图Ⅴ—130）

图Ⅴ—130　万家坝型铜鼓上的鼍纹

第四，铅同位素——矿料“DNA”证据。

1966年，美国学者R.H.布雷尔将铅同位素技术引入考古学，用铅同位素的比值来寻找古代铅玻璃和含铅颜料的铅矿料。随后，英国学者和德国学者将此技术应用于古代青铜器，并成功地鉴定出地中海东部地区古典时期青铜器的矿源。从此，在欧美诞生了一门新的学科——铅同位素考古学^[229]。

在1980年代，中国科技大学金正耀将此技术引进中国考古学研究^[230]，首先开展古代青铜器的铅同位素研究，发现商代高放射成因铅。

概括起来说，铅同位素考古最终的目的是建立古代青铜器与其矿料的对应关系，揭示矿料和成品的交换、流通模式。也就是说，用铅同位素比值研究古代青铜器，可查到其矿料产地，也不妨借用遗传学的术语，将其称之为矿料“DNA”。

用铅同位素比值来对中国的万家坝型铜鼓、石寨山型铜鼓和越南的东山铜鼓进行研究，对解决古代铜鼓起源地问题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直以来，关于铜鼓的起源地问题是中国和越南两国铜鼓研究学者争论的焦点。中国学者根据形制、花纹以及对发掘品伴出物年代的测定，认为万家坝型铜鼓是铜鼓的最原始类型。但越南一些学者则认为东山铜鼓才是最原始的类型，而万家坝型铜鼓是东山铜鼓的一种退化了的地方类型。

2000年，中国学者对万家坝型铜鼓进行铅同位素分析，结论是“以现代科学数据肯定了铜鼓发源地在滇西至滇中偏西地区”^[231]。在对越南100多面东山铜鼓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中，又发现有几面时代较早的东山铜鼓是来自中国云南^[232]。

2008年4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吴小红教授和崔剑峰博士公布了他们从2002年以来用铅同位素比值方法对万家坝型铜鼓、石寨山型铜鼓、越南东山铜鼓和一批云南古代青铜器进行研究，获得很多成果。其中，“分析了两面出自文山州广南县的124号沙果1号铜鼓和125号者偏铜鼓。这两面铜鼓的铅同位素较为接近，而且和李晓岑等分析的楚雄万家坝M23：161的比值近似，表明三者矿源可能相同，但这两面铜鼓的铅同位素比M23：161更靠近石寨山型铜鼓的范围，而且更接近石寨山型铜鼓的矿料范围，所以亦不排除这两面铜鼓的矿料来源和后期石寨山型铜鼓的相同。如果的确如此，则此结果非常重要，直接表征了万家坝型铜鼓和石寨山型铜鼓的承继关系，说明这两面铜鼓的矿料产地很可能就是以后的石寨山型铜鼓的产地，即石寨山型铜鼓的出现很可能和这个矿料产地有关”^[233]。而越南学者认为是最早的鼓的越南东山铜鼓之A型和B型，与石寨山型铜鼓处于同一时代是越南学者公认的。

以自然科学实验证明了石寨山型铜鼓是万家坝型铜鼓的直接继承者，万家坝型铜鼓是世界最早的铜鼓的观点也就成立了。

万家坝型铜鼓消失以后，石寨山型铜鼓的石寨山系和东山系铜鼓分别出现，它们是万家坝型铜鼓的后继者，石寨山系鼓是万家坝型铜鼓的直接继承者，而东山系铜鼓是在万家坝型鼓的影响下出现的，二者都是万家坝型铜鼓向外传播的结果。石寨山系鼓除在滇文化中集中分布外，向北到达川西南的会理、盐源，向东到达黔西北，但数量都较少，而东南方向的传播是其主要路线，滇东南、桂西北以及中越边界一带有分布，更远的地方达到桂东。东山系鼓则受石寨山铜鼓的影响，其分布范围主要在越北一带，与石寨山系铜鼓并行发展。

从铜鼓的发展来看，最早的万家坝型铜鼓产生于滇中偏西一带。在其出现时就开始向外传播，其传播的路线主要是向东和东南方向。此后出现的石寨山型鼓也延续着万家坝型鼓的传播路线，并在越北的东山文化形成了另一个石寨山型铜鼓的中心。由此，铜鼓在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地区逐步演变繁衍，出现了绵延至今、富有地方特征的铜鼓文化。

根据最新研究成果，黑格尔Ⅰ型铜鼓可分为三个亚型（详见表Ⅴ—8），或称三式，石寨山亚型可分为四式。在云南主要出土于晋宁石寨山，编号M14：1等16面铜鼓。江川李家山第一次发掘出土8面和第二次发掘出土M69：171。呈贡天子庙2面，昆明羊甫头1面，晋宁梁王山4面以及腾冲古永、云县、元江等地都有出土。这些铜鼓的年代上限在战国晚期，下限为东汉初期。

表Ⅴ—8　黑格尔Ⅰ型铜鼓三个亚型比较表

关于这三亚型铜鼓的源流，石寨山型鼓是万家坝型鼓（先黑格尔Ⅰ型）的直接继承者，主要有四方面的证据。一是二者形制相似；二是年代学证据，万家坝型铜鼓的流行年代是春秋早期至战国晚期，石寨山型铜鼓的流行年代是战国晚期至东汉早期；三是花纹证据，万家坝型铜鼓内壁上的鼍纹是该类型铜鼓的标志性花纹，文化“DNA”，这种花纹“遗传”到石寨山型铜鼓上，如属万家坝型楚雄万家坝M23：159、M23：161号内壁上的鼍纹、曲靖八塔台曲8M1：1号鼓面和腰上、永胜军河A、B型鼓内壁上的鼍纹、“遗传”到石寨山型的广南铜鼓的胸部；四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证据，北京大学吴小红教授和崔剑峰博士用铅同位素比值方法在实验室对这两类铜鼓样本进行了分析，沙果1号鼓与者偏鼓铅同位素接近，与李晓岑分析的楚雄万家坝M23：161号鼓比值相同，表明三者的矿料应相同。上述二面鼓的铅同位素比M23：161号鼓更接近石寨山铜鼓，而且更接近石寨山型铜鼓的矿料范围，所以不排除这二面鼓的矿料来源和石寨山型鼓相同。“直接表征了万家坝型铜鼓和石寨山型铜鼓的承继关系，说明这二面铜鼓的矿料产地很可能就是以后的石寨山型铜鼓的产地。”^[234]

此后，石寨山型铜鼓有一支发展成冷水冲型铜鼓，实物证据是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晋石M10：3、越南老街省老街市1993年出土的老街Ⅰ号（越南编号93LCⅠ）、老街Ⅴ号鼓（93LCV）。在分类上均属黑格尔Ⅰ型石寨山型铜鼓，鼓面、鼓胸、鼓腰遍布此型铜鼓的标志性花纹——三角锯齿纹，其中有的鼓面仍有写实性花纹翔鹭纹、鼓胸仍有船纹、鼓腰仍有牛纹，器形是石寨山型。唯一不同的是，上述三面鼓鼓面上都有四只蹲蛙，越南老街二面鼓鼓面上的翔鹭纹业已从写实向图案化转化。这两个特征是冷水冲型铜鼓的特征，且已有学者将晋宁石寨山M10：3号鼓划入冷水冲型。所以，这三面鼓是石寨山型铜鼓发展成冷水冲型鼓的实物证据，在分类上既可划归为石寨山型，亦可划归冷水冲型。而石寨山型铜鼓还有一支退化成制作粗糙没有纹饰的铜鼓。实物证据是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中出土的M50：89、M69：192鼓，发掘共获铜鼓6面，其中有5面为素面。此二鼓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235]。这二面通体光素，仅器形保留石寨山型铜鼓的特征，胸、腰、足三段分明，鼓胸直径大于面径，鼓腰之剖面呈梯形，是鼓的退化，最终消失。

文山型铜鼓的源流关系与石寨山型类似，祖型是万家坝型铜鼓。经铅同位素分析云南文山州富宁出土的孟梅Ⅱ号和广西贵县出土的1611号鼓，以及云南文山州马关出土的2件铅青铜锄，其铅同位素均落入越南东山鼓分布范围。说明汉代文山型铜鼓的主人开采了“具有落入了东山铜鼓的铅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的矿料的铅矿，而当地的先民使用这种矿料制作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石寨山型铜鼓”^[236]。而在云南文山州用越南矿料制造的铜鼓就是用本文所定义的黑格尔Ⅰ型文山型铜鼓。鼓面花纹既不同于石寨山型，又不同于东山型铜鼓。

东山型铜鼓的源流关系国际学术界意见分歧很大。越南学者认为东山型铜鼓是所有铜鼓的祖先，它本身就是“源”^[237]。日本学者今村启尔教授认为，东山型铜鼓来源于石寨山型铜鼓，“对于成立经过大致可推测的石寨山系来说，和先Ⅰ型在器型上有很大差异的东山系铜鼓是从先Ⅰ型变化而来的传说是不能成立的，可以认为东山系是由石寨山或石寨山相近的铜鼓派生出来的”。^[238]我们认为东山型铜鼓是在万家坝型（先黑格尔Ⅰ型）铜鼓影响下产生的，在年代学上证据最为有力的是，万家坝型铜鼓（先黑格尔Ⅰ型）的下限——战国晚期，与东山型铜鼓最早者A型鼓的上限相衔接。而古代铜鼓的基本形制：鼓面正圆、曲腰、中空无底。这是后来所有类型铜鼓都遵循的基本式样，这正是万家坝型铜鼓所创制的。而万家坝型（先黑格尔Ⅰ型）和石寨山型的鼓腰均呈剖面梯形，说明石寨山型（黑格尔Ⅰ型）铜鼓是万家坝型（先黑格尔Ⅰ型）铜鼓的直接继承者。东山型铜鼓的圆桶形腰正是其区域性特色，经过对56面东山型铜鼓和14件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分析，证明了东山型铜鼓及东山文化青铜器的矿料是在越南就地取材，在越南制造的^[239]。

最后，将三型铜鼓的源流关系图示如下：

图Ⅴ—131　黑格尔Ⅰ型铜鼓三个亚型的关系示意图

文山亚型，可分为3式。文山州富宁县孟梅村出土3面，广南县杜宜村2面，文山市古木村、麻栗坡县城子上各1面，其年代上限也在战国晚期，下限为东汉初期。

东山亚型，可分三式。有越南出土的越溪鼓，庙门Ⅱ号2面鼓，玉镂1号黄下鼓，古螺1号、庙门1号沱江鼓、板吞鼓、和平鼓、富川鼓等，其年代上限在战国晚期，下限在东汉初中期。

这3个亚型铜鼓的源流关系，石寨山型铜鼓是万家坝型铜鼓的直接继承者，有器形、年代学、花纹和铅同位素4个方面的证据。石寨山型铜鼓往前发展，有一支发展演变为冷水冲型铜鼓，实物证据是石M10：3号铜鼓；另一只退化、消亡，实物证据是李M69：192号鼓。文山型铜鼓的祖型亦为万家坝型铜鼓，往前发展情况不详。

关于东山铜鼓的源流关系，中外学者意见分歧很大，我们认为：东山铜鼓是在万家坝型（黑格尔Ⅰ型）铜鼓的影响下产生的，其后发展为冷水冲型铜鼓^[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