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寓论断于序事”，这确切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论点的特殊形式。顾炎武指出这个问题来，对于我们研究司马迁的史学，大有启发。
在顾炎武举的五个例子中，《平准书》末的原文是：“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烹）弘羊，天乃雨。’”这是借卜式的话来批评桑弘羊的法外剥夺、“兴利”害民的。《王翦传》末记客语：“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以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这是借客语来批评王翦、王贲、王离等父子祖孙三代唯知以战争杀人为事，终于必败。《荆轲传》末：“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这似是借鲁句践的话表示对荆轲行刺的惋惜，惜其术之不精、准备的不足。《晁错传》末所记邓公语是：“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这是借邓公的话指出晁错是因忠受戮，而景帝处理不当。《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使武安侯在者，族矣！”这是借武帝自己的话来表示武安侯罪不容诛，但却逍遥法外，而魏其侯反以武安侯之诬陷而死。除了《荆轲传》外，其余三例都不只限于对某一个人的评论，还表达了司马迁讽刺当代政治的微旨。这几个例子，并不是《史记》中“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最好的例子，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恰好是位置在篇末。这在顾炎武，好像是有意把它们找来放在一起的。
司马迁“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最好的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不只是借着一个人的话来评论，而有时是借着好几个人来评论；不一定用正面的话，也用侧面的或反面的话；不是光用别人的话，更重要的是联系典型的事例。侯外庐同志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曾称道《叔孙通传》寓论断于序事的笔法。确切，《叔孙通传》使用了丰富的表达形式体现了作者的论点，是很值得我们一读的。
《叔孙通传》全篇都在写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文章一开始，叔孙通就以一个面谀的人物上场。那时正当陈涉起义，反秦军势如破竹。二世皇帝诏问博士诸生。有三十多个人提出来，要发兵平定反叛。二世恼了。叔孙通上前说：
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
这话很使二世喜欢，二世赏给他帛二十匹、衣一袭，还拜他为博士。司马迁对此没有明文评论，却紧跟着写道：
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
这是借秦诸生的话说出了对孙叔通的评论，这是篇中出现的第一次评论。
在汉高帝时期，叔孙通做的唯一大事是定朝仪。文章记鲁两生的话说：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
这是借鲁两生的话指出定朝仪也不过是为了“面谀以得亲贵”，这是篇中出现的第二次评论。
接着，文章记朝仪的场面和汉高帝的反应：
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鬼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譁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www.xing528.com)
这一套朝仪，服侍得汉高帝直舒服到心眼儿里去。“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高帝自己的得意忘形，也是对叔孙通的这套本事的赞叹。司马迁就借用了这一句话，作为从侧面对叔孙通的批评。这是篇中的第三次评论了。
原来叔孙通还有一批弟子跟着。司马迁写出这批人在定朝仪前后的嘴脸来。在定朝仪前，
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
到了定朝仪后，高帝既很得意，
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这是借着叔孙通同伙人的话，从反面刻画出叔孙通的为人。这是篇中出现的第四次的评论了。
文章的收尾已在惠帝时期了。司马迁只记了两件事情：
（1）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
（2）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生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乃许之。诸果献由此兴。
这两件事都是“缘饰儒术”以逢迎皇帝。在这里，司马迁没有引用什么人的评论，却也正好符合鲁两生所谓“皆面谀以得亲贵”。
司马迁结合具体的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应，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做了论断。更妙在，他吸收的这些评论或反映都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本身也反映了历史事实。这样写来，落墨不多，而生动、深刻。作者并没有勉强人家接受他的论点，但他的论点却通过这样的表达形式给人以有力的感染。
在《史记》的其他篇中，如《越王句践世家》载范蠡遗文种书，《曹相国世家》载百姓歌词，《吴起列传》载李克对魏文侯语，《商君传》载赵良语，《樗里子传》载秦谚，《季布传》载楚谚，《魏其武安侯列传》附《灌夫传》而载颍川儿歌，《李将军传》载文帝语，都有类似的表达史论的形式。而《叔孙通传》是更集中地运用了这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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