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史学思想与经学相结合，以史解经，真实性为史学之生命

顾炎武一生非常重视历史学研究，写了大量的历史学著作。他的三大奇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实际上都是历史学著作；他的《音学五书》，是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史的著作；他的《圣安纪事》《明季实录》，是研究晚明史的著作；更有《山东考古录》《昌平山水记》《历代帝王宅京记》等书，是研究历史地理学的著作。他在史学思想方面的理论建树，主要表现在史学观、史学方法论、史学价值论三个方面。

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研究经学。顾炎武在史学研究方面的重大贡献，首先是他突破了神化六经的传统观念，通过以历史学家的态度研究六经，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对“六经皆史”的命题作了具体的论证；他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考察经学的源流，使中国经学史的发展脉络得到了初步的梳理，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汉唐学者对于儒学研究的贡献，有力地批判了宋儒割断历史、全盘否定汉唐儒学、借以自我神化的“道统论”。他把经学纳入历史学研究的范畴，做出了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经史合一的历史科学的宝贵尝试。

“其文则史不独《春秋》”——“六经皆史”的历史学论证。顾炎武继承了前辈学者提出的“六经皆史”的思想，致力于经学之祛魅。他说在“六经”中，史书不仅是《春秋》，“六经”都可以看做史书。又说：“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强调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去看待古代圣人的经典，一切古代经典都不过是历史的记载，无须加以人为的神化。他把这一思想贯穿于以史解经、以经证史的学术研究之中。其中，尤以对《周易》《尚书》《诗经》的论述最具特色。

顾炎武认为《周易》中所记载的多为周代史事。《周易》所载，又不局限于“当文王与纣之事”的时代，还涉及周族的发源史等。例如，他从《周易》“过其祖，遇其妣”的爻辞，考证出“妣先于祖”，即母系氏族社会先于父系氏族社会的史实。他一方面借助于对《周易》爻辞的解读，另一方面又借助于《周礼》《诗经》所提供的史料，二者互相印证，以证明先妣是比先祖更早的祖先，在男性祖先之前，还有一个不知道谁是她的配偶的女性祖先的时代，如作为周人祖先的姜嫄既是。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得以知道，在崇拜男性祖先的父系氏族社会之前，还有一个崇拜女性祖先的母系氏族社会。

顾炎武认为，《诗经》中的诗歌次序，原本是按照史事发生的年代先后编排的，正如《春秋》的年月一样，《诗经》是一部以艺术的形式出现的编年史。他运用《左传》和《仪礼》所提供的关于《诗经》的本来编次的史料来证明这一观点，并断言《诗经》的次序之所以混乱不堪，是汉初经师移动其次序的结果。他力主恢复《诗经》的本来排列次序，例如“召伯营之”是周宣王时期的诗，应该移到前面；《硕人》是庄姜出归时的诗，也应该移到前面。而《绿衣》《日月》《终风》乃是为庄姜失位而作，则应该移后。又如《十月之交》有“艳妻”之云，明显是指周幽王，而所谓“褒姒灭之”，也是周幽王时期的诗，都应当移到后面。如此等等。这些论述，不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据实恢复了《诗经》按史事发生年代的先后排列的本来次序，说明我们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古代史诗或诗史；而且在以史解诗，以诗证史方面，也达到了一种方法论的自觉。

顾炎武还证明，在六经中，《尚书》《诗经》在编撰体例上具有内在的联系，即都是按照史书的体例来编撰的：“《何彼秾矣》以庄王之事而附于召南，其与《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书》一也。”其理由是《何彼秾矣》乃“二南之遗音”，且其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乃是对“周之旧典”的延续；而《文侯之命》之所以附于《尚书》，则是为了说明“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谓非出于平王之志者矣”。二者之所以在编排上作如此安排，都是为了说明历史的承续关系或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春秋》为纪实之书、阙疑之书。在史学研究领域，是据事直书、以真实性为史学之生命，还是以政治伦理的需要来决定对史实的取舍从违，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治学思路。顾炎武不否认《春秋》中的某些用语带有尊周室、为国讳及寓褒贬的意味，但从总体上说，他认为《春秋》是一部“阙疑之书”、纪实之书，把《春秋》的史学方法还原为“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纪实方法。

第一，《春秋》本是“阙疑之书”。顾炎武引证孔子所说的“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这句话，认为孔子当时所能接触到的不过是一些残缺不全的历史记载，对于记载中所缺失的内容，孔子是不敢随意增益的。他以春秋时期的两次日食记载都没有写发生在那一天为例，指出孔子并不是不能计算出这两次日食发生的具体日期，但他却不敢推算以补史文之缺，生怕自己的计算出现差错；连日期都怕错误而宁可阙疑，那么，对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证者”，孔子也就只好不写而阙疑了。传统的观点认为，《春秋》何者书、何者不书，以及如何书写，都有微言大义在内。顾炎武则认为，《春秋》对于有的史事之所以不书，是因为没有文献记载的依据；有的人名之所以不书，也是因为缺乏文献依据而又难以确考的缘故。这其中并没有微言大义，而只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难以确证的史事“阙疑”而已。

第二，孔子作《春秋》的方法只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八个字，而所谓“《春秋》笔削大义微言”的说法不过是误解孔子之意的“郢书燕说”。传统的观点认为，孔子在世时已有《左传》，孔子是取《左传》而笔削之以成《春秋》一书的，因而在其“笔削”之中实有微言大义之所在。对此顾炎武指出，《春秋》以“西狩获麟”绝笔，而《左传》则是出于西狩获麟之后，所以孔子在世时并没有见过《左传》其书，当然也就谈不上据《左传》而笔削之的事了。《左传》一书网罗史料之浩博，当然是《春秋》所无法比拟的，而后世读书人却以孔子不知道这些史料为忌讳，所以才生出所谓孔子据《左传》而笔削之的奇谈。

第三，只有按照孔子作《春秋》时所使用的史学方法去理解《春秋》一书，才是一种“甚易而实是”的方法；从《春秋》中去寻找什么“笔削大义微言”，则是一种“甚难而实非”的方法。他说，《春秋》所记载的史实，按照年代的久远，可分为三世：“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所见世是孔子亲眼所见者，所闻世为孔子闻于同时代长辈者，所传闻世为孔子闻于长辈而长辈亦得自传闻者。孔子对于他所亲见的鲁昭公、鲁定公、鲁哀公三朝之事，乃直接用以补国史之缺；而对于“所闻世”、“所传闻世”的史事，就不得不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所以才有“异辞”之说。所见者最可信，故言之凿凿，所闻及所传闻者，则按照其可信的程度来书写，史实不清楚之处则阙疑。他说这样理解《春秋》的笔法既平易而又实在。否则，像注释《春秋公羊传》的何休那样，从《春秋》笔法中的“书日不书日”和“详略之分”中去寻找微言大义，只能是一种“甚难而实非”的方法。

“经学即理学”的命题是指经学所具有的义理学的属性。“六经皆史”的命题则是指经学所具有的历史学属性，而“经学自有源流”这一命题则似乎可以看作是以上两个命题的合题，是一个研究经学史的命题。顾炎武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而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旨。”以历史学家的态度来研究经学，即以历史学来统摄经学，是他的一大创见。

如何研究古经？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读书先要识字，要读对字音，这不是最普通的道理吗？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特别是先秦古经中的很多字，以今天的字音去读，往往是错的。譬如《诗经》，以今天的字音去读，很多诗篇都不押韵，没有诗味；以古音去读，才朗朗上口，诗意盎然。

然而，研究古代经典仅仅是为了读准古书吗？或者，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吗？又不然。之所以说“读九经自考文始”，是因为“知音”与“考文”存在着极微妙的关系。知音是为了考文。而考文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恢复古书的本来面目，纠正后人擅改古书的错误；二是为了弄懂古经中的字的真正含义。如果连字的确切含义都不懂，那就根本谈不上通经了。

顾炎武继承了晚明焦竑和陈第将“本证”与“旁证”相结合来进行考据的科学归纳法，并加以发展，确立起以本证和旁证为主、以参伍推论的理证为辅的考证方法。他说考证的方法有三：一是本证法；二是旁证法；三是在本证、旁证俱无的情况下，以宛转、参伍之法来求解，而所谓宛转、参伍之法，就是理证法。凡讨论一字之音，必广求证据，绝不以孤证立论。据赵俪生先生统计，为了证明“行”（xíng）古读若“杭”（háng），他列举了364条证据；为了证明“下”古读若“户”，他列举了219条证据；为了证明“马”古读若“mǔ”，他列举了69条证据；为了证明“家”古读若“姑”他列举了57条证据，并指出“今山东青州以东犹存此音，如张家庄、李家庄之类，皆呼为姑”。

顾炎武不仅集成了焦竑和陈第考证古音的方法，而且建立了古音韵学的体系，解释了语言发展的历史规律。他论音学，注重审音学之源流，辨析“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不同”。他指出秦汉以来音学凡两变：秦汉之文的读音已渐与上古不同，那东汉时变化就更大了，以至于南朝沈约作《韵谱》时已是“今音行而古音亡”，此音学之一变；到宋朝时，“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与秦汉以后声音的流变相应，是出现了用字的假借讹替的很多情形。他把这一切都原原本本地揭示出来，可见其考据功夫之深。

与朱熹之所谓“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学不传，千载无真儒”的观点相对立，顾炎武以历史主义的观点看待儒学发展史，对于汉唐诸儒在儒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做了充分肯定。他还把汉唐时代和明朝的思想文化政策作了比较，肯定汉唐时代“不专于一家之学”的思想文化政策的合理性，对明成祖“欲道术之归于一”，独尊程朱理学的思想文化政策作了深刻的批评，认为“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而通经之路狭矣”。鲁迅说得好，汉唐的气概毕竟宏大。顾炎武同样赞扬汉唐的气概，批评在这方面宋朝不如唐朝，明朝又不如宋朝，至于宋明道学家全盘否定汉唐儒学，已足见其气量之窄小而已。

在世界史学史上，历史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科学，就史学自身的发展来说，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价值中立原则的引进。而顾炎武对于历史学方法论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以史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取代了传统史学的“为尊者讳”的政治伦理的原则。指导史学研究的根本原则的改变，标志着史学研究学术范式的转换，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与新的指导原则相适应的史学方法的创新，突出地表现在为考辩史实真伪的“多重证据法”的提出和运用。这一具有革命性的变革，开辟了中国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新纪元，与同时期在西方兴起的近代实证主义史学也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

“史策所书，未必皆为实录”——揭露历代官修史书之作伪。顾炎武为什么要以史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伦理的原则？原因就在于他看出了历代史书的记载中存在着严重失实的问题，由此他得出了“史策所书，未必皆为实录”的结论。史书的记载既不合乎事实，那么，对于后来人来说，也就不能正确地做到“以史为鉴”；史书的事实判断既已出错，那么，其价值判断也就不正确。因此，顾炎武把揭露历代史书之失实、特别是官修史书之作伪，作为在史学研究中确立价值中立原则的最充足的理由。

顾炎武认为历代史书的记载之所以严重失实，原因就在于：一是“徒以成败论，而不察其故”。从来的历史书都说，周平王东迁，实现了周室的中兴。顾炎武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后人“徒以成败论，而不察其故”的一个典型例证。他根据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所提供的史料，解释了历史的真相：先是周幽王宠爱褒姒，威胁到世子宜臼的地位，宜臼遂出走申国；随后，他便借助犬戎的军队攻克都城镐京，将其父周幽王和太子伯盘杀死，登上王位，称周平王，虢公翰因不满于周平王的这种行为，便另立王子余臣为周王，从此便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周平王东徙雒邑，受到晋文侯等诸侯的拥戴。晋文侯奉周平王之命杀了王子余臣，从此周平王的地位才得以巩固。周平王勾结犬戎来为自己夺取王位，导致西周的典章文物荡然无存，镐京之地尽为西戎所有，这其实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为了一己之私利而引狼入室、杀害自己的父兄和同胞的耻辱史，哪里说得上是什么“周室之中兴”，什么“继文武之绪呢？”

二是“史家阿枉”，“谄于当时”。我们的历史书至今还在说三国时期的三国为“魏蜀吴”，可是顾炎武不以为然，他说这一说法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为了谄媚当权的司马氏集团而造出来的，并不合乎历史实际。刘备于蜀中称帝，其国号是汉，不是蜀；刘备是称帝，不是称主。可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却把刘备的国号汉改为蜀，又以“晋承魏统，义无两帝”为理由，创立先主、后主之名，称刘备为先主，称刘禅为后主。主是当时妇女的称谓（苏林解《汉书》公主云：妇人称主），称刘备、刘禅为主，正如诸葛亮给司马懿送妇女服装一样。可是后人不察，竟沿用陈寿的说法，说什么“魏蜀吴三国鼎立”，仿佛这些史学研究者也像陈寿似的成了“曹氏、司马氏之臣”了。

三是“为尊者讳”。顾炎武指出，明朝的《太祖实录》之所以“再修三修所不同者”，目的都是为了替明成祖朱棣掩盖“靖难一事”的罪恶。而《太祖实录》在建文帝时代初修时，就已经出于“为尊者讳”的动机，替朱元璋掩盖了其大肆诛杀功臣的劣迹。至于《明成祖实录》，“为尊者讳”的情形就更多了。例如，永乐皇帝任用宦官典兵，镇守交阯，宦官在交阯作恶多端，致使后来丢掉了交阯的广阔国土，皇家的所谓《实录》对此亦讳莫如深。造成《明成祖实录》之记载失实的原因，正是官修史书的“为尊者讳”的传统。(www.xing528.com)

四是篡改文献。在《日知录》卷十八《密疏》条中，顾炎武引唐朝李德裕之言，说历朝《实录》所载密疏，并不是出于宫廷的档案，而是出于给皇帝上密疏的士大夫之家，且“言不彰于朝听，事不显于当时”，因而不可信；又以自己亲眼所见的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的事实证明，明朝人为家族之利益而篡改历史文献，其诬罔的程度比唐朝更甚。专制政治本是铁幕政治，是见不得阳光的，宫廷所藏的密疏既然不能公开，民间伪撰或经过篡改的所谓密疏就必然大行其道，后人据此以作史，又怎能不造成史书的严重失实？

五是历代文人“利其润笔”，贪得“谀墓金”。顾炎武认为，历代文人为达官贵人、名公巨卿所作的碑铭志状多为虚美失实的“谀墓之作”，这是由于他们贪得“谀墓金”的缘故。他列举了大量的史实，证明谀墓之风从汉朝就已经在文人中盛行，大文人如蔡邕、李邕辈，皆以写谀墓之作发财。他说，蔡邕贪得“谀墓金”，到了为7岁和15岁的孩子写碑铭的地步；唐朝的蔡邕写谀墓之作，前后所受的金钱以“钜万计”。而韩愈的谀墓之作，更是“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当时有一个叫刘叉的人，从韩愈家里拿了几斤黄金，说：“此谀墓中人所得尔，不若与刘君为寿。”令韩愈哭笑不得。历代官修正史以谀墓之作为史料依据，又怎么能不严重失实呢？

“据事直书，则是非互见”——论史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原则。顾炎武主张，历史事实是怎样的，就应该怎样书写，所以他坚决反对以政治伦理的需要去歪曲历史，倡导史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原则。

第一，反对以正统观点歪曲历史，主张年号的书写应当从实。朱熹治史，主于正统。从正统观念立论，就必定在年号的书写上违背史实，如不书武则天年号而用唐中宗年号，把只有一年的唐中宗嗣圣纪元写成二十一年等等。至于国内多个政权并立时期，更要从中确立一个政权为正统而书写其年号，至于其他政权的年号则黜去之。为此，朱熹可谓煞费苦心；然而，亦终有不能确定孰为正统的无统时期。儒者们往往为孰为正统而争论不休，却忘记了治史的根本原则在于从实。对此，顾炎武明确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从正统观念出发去书写历史，只能导致对史实的歪曲；而围绕着孰为正统的问题而展开的争论，亦可谓毫无意义。朱熹本想用正统观念来“诛乱臣，讨贼子”，体现“《春秋》惩劝之法”，但在顾炎武看来，在历史研究中贯彻政治伦理的原则，不仅违背历史研究当“从实”的原则，而且会导致“论世之学疏”的结果。

第二，反对以主观的褒贬好恶去决定对历史事实的书写，强调史书的书写要以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传统的观点认为，《春秋》对于从蛮夷进而为华夏、华夏退而为蛮夷的历史现象的书写都体现着圣人的褒贬好恶，圣人是以其主观的褒贬好恶来决定其书写方式的。顾炎武认为不然。决定圣人书写方式的乃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并不是主观上的褒贬好恶。春秋时期，原本被称作“徐戎”的徐国和被称作“荆蛮”的楚国，由于逐渐接受了华夏文明而强大起来，所以圣人“因其进而进之”；原本华夏的各诸侯国因为其文化的退化，乃至退化到了“制归于夷狄”的程度，所以圣人“因其退而退之”。因为历史事实如此，“进者不得不进”，“退者不得不退”，不是圣人的主观好恶所能否认的。史书书写的最高原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价值判断上的主观的褒贬好恶。

第三，反对以门户之见或党派偏见歪曲历史，主张“两造异同之论，一切存之”。在《日知录》卷十八《三朝要典》条中，顾炎武明确反对以门户偏见剪裁历史，反对“于此之党则存其是者，去其非者；于彼之党则存其非者，去其是者”这种凭党派偏见去歪曲历史的做法，认为这是造成“国论之所以未平、百世之下难乎其信史”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历史学家要示人以信史，就应该超越于门户或党派的利益之上，在纷繁复杂的党派之争中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对互有是非的章奏之文两收并存之，不可以“偏心”谬加笔削。他认为详实的史料乃是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的正确前提，只要修史者能忠于历史史实，即使不做任何价值判断，后人也会根据这些真实的史料做出自己的判断。

考辩史实真伪的多重证据法。顾炎武把搜集、鉴别资料的方法称之为“采山之铜”。《亭林文集》卷之四《与人书十》，言及著述之难，可为今日轻言著述者戒。其文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采山之铜，犹如披沙淘金。古籍浩如烟海，不下一番别择提取的苦功是得不到确实而丰备的第一手资料的。有人问他《日知录》又成几卷，他说这是“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顾炎武确立的考辩史实真伪的多重证据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将正史的纪传表志互相对勘的方法。本纪中有失实之处，可以在列传的记载中得到辨明；此一史书的失实之处，可以借助于其他史书的记载得以辨明。例如《史记·孝文帝纪》就载有汉文帝主张薄葬的遗诏，直到西汉末年的大学者刘向，对此深信不疑。然而顾炎武从《张汤传》中发现了“武帝之时已有盗发孝文园瘗钱者”的事实，而《晋书·索綝传》中更有“盗发霸、杜二陵，多获珍宝”的记载，索綝且言汉代天子从即位之年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每年皆以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充山陵。顾炎武正是根据这些史料，而推翻了《史记·孝文帝纪》关于汉文帝薄葬的记载。二是以野史与正史相互参订以寻求历史真实的方法。顾炎武以寻求历史真实的方法去看待野史笔记的史料价值。《日知录》一书考史，就运用了不少野史笔记的史料。不仅以野史补正史之缺，而且对某些野史记载真实性的肯定，亦具有驳正官修正史之讹的意义。他根据郑所南《心史》旧本所记载的文天祥的事迹，证明如今所流传的《心史》版本已经被篡改，旧本《心史》足以订正新本之讹。不仅如此，根据旧本《心史》，还可以纠正元朝官修的《宋史》对于文天祥事迹的歪曲。对于明朝万历以后出现的大量野史著作，顾炎武也表示了高度的重视，认为这些著作对于撰修《明史》皆为“不可缺”的重要参考资料，有助于从“是非之途，樊然淆乱”的晚明史料中清理出历史的真相来。顾炎武还认为，在考辨历史记载的真伪时，还必须注意到把文学创作的虚构与真实的历史记载加以严格的区分。例如，相传司马相如为陈皇后作《长门赋》，使她重新得到了皇帝的宠幸，就是一件虚构的事情，历史上并无此事。顾炎武由此提出了“俳谐之文不当与之庄论”的史料鉴别原则。其理由就在于，文学的创作允许虚构，不必一一合乎历史史实，因而多有“子虚”、“乌有”之辞，但历史研究不同，只有遵守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的原则。三是借助金石铭文等文物资料及对历史遗迹的田野调查来为史书订讹补缺的方法。顾炎武不仅从古人的原著中搜集资料，而且从事实际的社会调查，将实际调查获得的资料与文献相印证，或根据实际调查获得的资料来纠正文献的错误。顾炎武所从事的社会调查的范围很广泛，有考察山川地理的、地名沿革这样的颇近于现代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家的调查，有寻觅秦汉古碑等历史文物证据这样的颇近于现代考古学家的田野考察，更有考察民生疾苦利病这样颇近于现代社会学家的调查。潘耒《日知录序》说：“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受欧阳修《集古录》的启发，顾炎武认识到金石铭文等实物资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为了搜集金石铭文资料，他曾自谓：“此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喜而不寐。”他发现古代金石铭辞的证据可以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发微，补缺正误。借助于金石铭文资料和田野调查，他不仅解决了历史研究中的不少疑难问题，而且还廓清了长期统治思想界的某些重大的错误观念。

顾炎武从事历史学研究，具有明确的实践目的，即经世致用。他说：“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他明确指出，考古论今是为了济世安民，是要在历史研究中体现学者的“济世安民之识”。其历史学价值论，包括“鉴往训今”、“引古筹今”、“稽天成德”三大方面。

“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顾炎武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这是顾炎武对历史学的价值属性的一个重要论述。他告诉我们，历史学存在的价值首先就在于总结历史的经验，从历史经验中获得有益的教训。他非常赞成宋朝的太常博士倪思提出的主张，研究历史不仅要研究盛世，而且要研究衰世，要重在探讨“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

为了使历史学能够发挥鉴往所以训今的作用，顾炎武十分推崇司马迁的“于序事中寓论断”的史学方法。他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顾炎武所赞同和主张的这种治史方法，是在据事直书、如实解释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方法。

顾炎武还特别提到司马迁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一些典型事例，以寄托其“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的一片苦心。如《史记·平准书》未载卜式语：“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顾炎武举这个例子，显然是借此来批评晚明的“官倒”、反对官员经商的意味。又如《晁错传》未载邓公批评汉景帝借诛杀晁错“杜忠臣之口”，《武安侯田蚡传》未载汉武帝“使武安侯在者，族矣”一语，都在叙述中隐含对当代政治的批评；而顾炎武则借此来表达对晚明忠臣被诛戮、坏人逍遥法外的愤慨。

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顾炎武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这是顾炎武对历史学的价值属性的又一重要论述。他告诉我们，历史学存在的价值还在于人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论道经邦的智慧，来解决社会发展所提出的现实问题。

与朱熹批评司马迁“疏略浅陋”、“本意却只在权谋功利”的说法相对立，顾炎武盛赞“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世书生之所能几”，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又赞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载兵法甚详”，批评朱熹的《通鉴纲目》将《通鉴》所载用兵之策大半削去的做法“未达温公之意”。朱熹排斥史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圣人不藉力”，而顾炎武则以殷周之际的历史事实来对这一观点作了驳斥。他以周朝的祖先王季以及周文王和周武王不断凭借武力扩张疆土、从而使其具有夺取商朝之天下的军事实力的事实，证明孟子之所谓“文王以百里”而得天下、圣人从不凭借政治军事力量的说法是错误的。

顾炎武从历史研究中还认识到，在历史发展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对比，是实力和权谋的较量。因此，一个民族要立于不败之地，就不能不讲实力，讲功利，讲权谋。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写得好，就在于“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只有这样的史书，才能对今人引古筹今、经世致用起到智囊的作用。

顾炎武不仅十分注意历史学研究对于经世致用的社会功利的价值，而且十分重视历史学对于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延续、对于培养爱国主义的道德情操、对于人的自我完善的人文价值。他认为，只有通过历史研究，才能通晓历史的规律性，才能认识人文化成的历史文化世界中的“性与天道”。所谓“学于古训，乃有获”，所谓“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后进之以稽谋自天”，所谓“君子以多是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都是讲的这一道理。人只有通过学习和研究历史，才能认识自己，认识社会，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并促进自身人格的自我完善。

顾炎武认为，先进的汉民族之所以被落后的游牧民族所征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汉民族自身的道德危机，特别是晚明朝野上下所盛行的淫靡之风。他认为，从中国历史上看，之所以“卫有狄灭之祸”、“陈有征舒之乱”、“桓公之所以薨”，如此等等，最直接的原因都是由于君主不讲究“昏婣之义，男女之节”所造成。君主淫靡无度，陷入男女兽欲的魔窟之中，遂导致朝政混乱；上行下效，很多士大夫家中皆有“一队妖娆”，许多读书人也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在青楼女子身上，负责保卫国家的将士们也因贪财好色而变得战阵无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内乱或外族入侵，国家又安能不亡？这些历史教训，是值得国人认真汲取的。

章太炎先生认为，顾炎武的历史学研究，即使是在对古音韵学和古代金石遗文的研究中，也倾注着深沉的爱国主义热忱，其目的在于“兴起幽情，感怀前德”，激发人们的民族感情和爱国心。他说：“若顾宁人者，甄明音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者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吾辈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太炎先生的这一论述，真可以说是深得顾炎武之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