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年研究：书写笔化、颠覆解构的艺术创作

写意作为中国画艺术的要义通论，既非笔墨技法，亦非语言风格，而是建立在表现内容和形式语言互构的基础之上的某类特殊的精神指向。“写意”一词，首见于《战国策·赵策（二）》第五条，赵武灵王立周绍为傅，曰：“故寡人以子之知虑，为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难，忠可以写意，信可以远期。”这里的“写意”即“竭意”“尽意”的意思。这是赵武灵王对臣子的忠意的寄望。此处“写意”虽与后世用法不同，但“写，泻者”，却透出了“写意”所蕴藏的直泄胸襟的本义。

“写”通常被认为是与中国书法相关的笔法。中国人的书写，既写字，亦写文，复而写心。笔法、文思、心境三者交叠，凝在一个“写”字上。所以“写”不仅是摹写，不仅是挥洒，不仅是“转腕运笔之不滞”（明·唐寅），而是要蕴含驱动挥写的那个“心意”。因此，“写”是以身“体”之的心灵感知方式。通过“写”的体验，通过“写”的如此这般的运行和有意的塑造，书写者的身体已然笔化。它参与和塑造了写的运动，并化为合一的境界。苏轼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中慨然写道：“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写”的这种以身“体”之、以身“化”之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意”，一种自古以来始终被崇尚着、追怀着、践履着的“意”。王昌龄在《论文意》一文中指出：“凡属文之人，常须做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巧运言词，精炼意魄。”如此，也正当是“写”者的姿态。那写者从物境和情境中解脱出来，澄怀味象，积健为雄，好一个“意魄”。书画同乎用笔，二者皆是文人艺事的本身功夫。苏轼道出王维诗画互通的消息而说王维的画中饶有诗情，诗中溢满画意。此一通感，揭开中国艺术心灵的伟大契合，以及在这种心契之中，诗与画通过“意”来达到的超越和转化。王昌龄说的“意魄”，所指的正是“意”的这种伟大的精神的超越性。

在笔精墨妙精神中体现出的刘万年先生的西藏山水画“意境之美”，这全得一个“情”字。刘万年先生的创作中所表现的是情与景的相互融溶，他倾注的“情”是感悟生活后的最深的至情，这情是通过最幽深的景发掘的，这情是由具象的景凸现的，它为人们的审美情趣增加了丰富的内涵。“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

刘万年先生通过“意境美”的创造，把当代人的精神风貌充分地展示在山水艺术之中。石涛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艺术家以自己的生命感悟代山川立言。刘万年先生正是通过情与景的交融在为时代“立言”，在向人们展现艺术美的时代性和通过画面的架构反映出的意境美。在艺术实践中，刘万年先生真正做到了“游心之所在”。这就是他独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中所深藏的“灵境”。读他的画，总会被他精深的笔墨所描绘的“物象”所激动，在审美经验中产生美的意境。难怪有人说：“艺术的境界，可以使心灵和宇宙净化。”这澄澈的意象，纯洁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也净化了我们伟大民族的人格精神。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经无限感慨地说过：“艺术的境界……它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这也许是至理名言，艺术的境界在于深，画家的人品在于高。(www.xing528.com)

中国画之“写”的重点，在于反复地描摹和涂改，水墨叠着水墨，笔痕追着笔痕，不断注入不同时间和变化不居的心意的框架与张力。这一切如此这般地统一于一个纠结重叠的循环中。这个深潜着生命秘符的循环，并非遵循纯粹的传统血缘，也非轻易顺应某种时尚潮变，它与此时此地的生活以及与这种生活真切“体”之的生命世界相关。这也并非某类简单的现实主义或历史主义的说辞。在真实的水墨艺术的践行之中，在刘万年先生的创作中，他是在“反反复复”地不停地“写”的运动中获得了突破。这种“写”的魅力在于将其心中的意想从技役中解放出来，损去多种技术和风格层面的戒律，从而使多种再现形式的边界相互交织。这种“写”的形式，以某种纯然直观的生动性和心手共时的共通性，向我们真切地展示生命的双重、矛盾的运动：一方面追随着笔头在涂抹和修改，在遮蔽与寻觅；另一方面目光在期待着揭示与确知，追问与自查。艺术的转化维度正是来自这种“涂抹/揭示”的双重性的自我疏离。历代中国绘画大师的心得话语，也无不将绘画的精神之事化为手上的日课，来见证这类双重矛盾的生命运动。《石涛画语录》中说：“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正是指明了绘写中可见与神思、追寻与揭示的双重关系。笔墨最终落脚在精神与生活之上，蒙养浩然之气，人心在天地浑茫、玄览幽蔽之间存入天机，把自然之神情气韵都聚拢于腕底，这是一个由绘画生发的浑然饱满的世界，一个以身“体”之从而切近生命境域的世界。

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变得急功近利，浮躁不堪。那通过千百次“写”得的、与人心灵相沟通的深意，正被一个个跳将出来的意群——标准化的意群符码所稀释。这种浮躁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则会对于构建式、书写式的中华写意心灵，带来一种颠覆式的解构。当此其时，刘万年先生的西藏山水画所呈示出的已不再仅仅是绘画的某类姿态，而是中国诗性相通的文化心灵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