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一统的恢复，带来了经济建设与强大动员能力的结合，国家通过与私人产权的博弈，逐步实现对市场的控制，奠定了中国经济运行与决策机制的基本格局。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以后，工业化成为整个国家集中力量要达到的首要目标。在这场有计划的大规模变革中，一方面要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另一方面要为工业提供积累，为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然而经过多年战乱，彼时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水平虽有恢复但总体不高，生活消费超过生产消费支出，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衣食等又占支出的主体，这是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现实反映。由于要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必要的资金、原料和劳动力，国家通过农业合作化急速地将农民组织进各类小生产共同体，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将商业纳入国家管理序列，加上手工业改造等方式，将工人纳入高度集中的计划工厂。
因此，高度政治化的城乡计划管理成为主导，市场的调节则越来越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逐渐一统天下，控制了商业网络、商品流动和价格机制。民营银行退出城市金融业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广泛建立，使得资金流动进入国家掌握之中。相应的农村市场（集市）、商贸中介与金融市场（组织）都受到削弱。农业合作化、工厂公营化，国家负责统筹调配劳动力资源，基本掌握了就业渠道和就业岗位。劳动力市场受到限制，这在减少失业人口的同时，也削弱了退出权和自由选择权。以行政单位来塑造生产和消费单位、市场结构，强制性的制度嵌入所构建的一个个单位，受到多重行政权力的统摄（劳动局、行业管理机构、公安局、工厂车间、市政府）。农业为工业服务，农村为城市服务，腹地为中心城市服务（通过高度集中而行政化的计划体制来实现）。基于工农分离、城乡分割的治理机制，一举改变了中国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
但是当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并没有出现原来设想的优越性。由于吃饭问题始终不能解决，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也有限，导致国家对农村经济的控制不断强化，不仅多种经营不能发展，而且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甚至城市人口倒流向农村，城市化非常缓慢(1)。赶超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根源。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剪刀差政策、税收转移等方式，来索取农业剩余和积累资本(2)。而重工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较弱，特殊的部门结构使生产脱离消费行业、传统市场体系，不合理的生产循环不仅影响了居民的生活消费，还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www.xing528.com)
以重工业为优先目标的资源配置，高度依赖行政力量与计划管理，通过自上而下的党委、政府及下辖部局及运动式治理（如生产竞赛、劳模评比），传统的市场形式、物质激励和流动途径受到限制，人口、商品、资金、企业、市镇、生活资料、教育医疗资源均被严格管理，导致活力不足。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粮油供给、社会福利制度、城市就业制度、户籍制度，这些制度安排进一步巩固了计划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杨美慧称之为国家再分配经济中的权力技术(3)，是基于阶级、单位的奖惩机制，涉及粮食、日用品、住房、就业、福利等。结果不仅城乡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保持较大差距，连农民和工人的身份也逐渐被固定，进而造成社会心理的阶层分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衷是消除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乃至等级差别，然而这种差别依旧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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