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理解中，文学天然地与“古典”“史诗”等名词相联，感觉上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但它进入学校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相当晚且艰难的事情。陈国球先生做过考证：19世纪末时，大学里还没有专门的文学教授职位和独立的文学课程。牛津大学经典学（Classics，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学问）毕业生John Churton Collins在1887年发表了《文学可以教授吗》（Can Literature be Taught），宣传自己的理念。后来，在1904年他的母校牛津大学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文学教授席位“Merton Professor of English Literature”，并由诗人Walter Alexander Raleigh担任。此后牛津的文学课程才慢慢壮大起来。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另一所学府——剑桥大学。1911年，剑桥大学有了第一位专任的文学教授Arthur Woollgar Verrall。直至1917年，剑桥大学才开设了纯粹的文学课程，后逐渐发展完善。[1]
为什么文学进入学校课程体系成为独立学科会如此之晚？缘由在于彼时人们对于文学的意义存在激烈的争论。巧合的是，一百多年前，人们争论的方向和我们提出的那两类问题吻合，正关乎知识性和功用性。
① 文学是不是一种知识结构？具不具备知识体系（a body of knowledge）？
②在现实生活中，文学有用吗？有什么用？
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文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文”要成为“学”，那么必须解决以上两类问题，否则这便只是一项供人消遣娱乐的文字游戏而已，也就不存在进入学校的必要。
我们先来看问题①，文学是否具备知识体系——通俗地说，文学到底有没有干货？事实上，在多年前，这个问题浮现时，学问家们便开始进行文学知识的整理和再创造，体系日臻完善。我们在此提出一个假设：学习IB课程的学生面对文学学习会感到“虚”，是因为他们并未接触到完整的文学知识体系，仅仅停留在某些细枝末节上，而这些细枝末节并不能切实帮助研究和解释文学现象。
据相关考证，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成立分科大学，其下的“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设置展现了相对完备的知识体系，已然很有现代中文系的感觉。[2]表1—1左侧一栏是“中国文学门”中具有代表性的几门必修课，而右侧一栏是现代文学学科的知识。它们大致可以一一对应。(www.xing528.com)
表1—1 1910年中国文学门课程与现代文学学科知识对比
从表1—1中可见，右侧一栏的知识类别加上“文本选读”这一知识实践，也正构成了我们今天大学教育中文学课程的主干。虽然表中呈现的并非是今日文学知识体系的庞杂全貌，但这套体系涵盖了文学最基本的知识要素，清晰且实用。
具体来看，首先，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它提供了考察文学现象的角度，介绍了考察文学现象的特定手段，阐明了分析理解的程序和步骤。这三块内容是文学研究中的核心成分，可以作为学习的基础知识。其次，文字学和音韵学这两项知识在西方属于语文学（Philology），在中国也自然对应到“语言学”范畴。虽然它们并不能与文学产生必然联系，但也会有效地补充文学知识体系，有助于文学研究的推进。例如，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对文字的考辨关系到文学作品的宏旨，对音韵的解析也有助于还原诗歌的审美类型。再次，文学史、文学批评史都是从历史角度对文学进行的考察，帮助我们了解文学本身和文学批评演变的过程。总体而言，这些知识的显现打破了文学的“玄虚”之感，让这门学科更加“硬实”。
因此，文学学习并非只是观照文本本身，还需从前人的课程中挖掘出不同角度的知识，使其共同支撑起个体对文学的理解。反观现在的IB文学学习，师生直观的感觉是：我们在不断重复文学批评意识指导下的文本选读和论文写作，但这种批评意识太过简单和机械，上文中所提到的知识体系有所缺损。而这也许和IB文学的评估标准有着很大的关系。
当然，以上只是印象，辨明事实还需要证据。IB文学课程中是否也有类似的知识体系呢？如果有缺损，到底少了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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