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象一下，我亲爱的乌利，世上还真是有征兆和奇迹，前不久，在我的晚年还会有一次特别的相遇：她还在，那个美丽的英格，当年，或者我是否应该说，在希特勒的时代？她每次冷静地出现（自然而又优美），总是极大地刺激了我们这些什切青的小伙子，让我们激动万分，有的连话都说不出来，反正是把我们搞得神魂颠倒；我现在甚至可以自我吹嘘，我当年曾经战战兢兢地来到离她只有一臂之隔的地方。不，不是在潟湖边上露营的时候，而是在我们一起为冷得发抖的东部前线组织冬季援助的时候：在堆放和包装内裤、套头衫、保暖腕套和其他羊毛制品的时候，我们扑向了对方。但是最后只是一场充满痛苦的拥抱狂吻，躺在毛皮大衣和羊毛衫上。事后我们浑身都是樟脑丸的臭味。
重新回到现在的英格：尽管我们都已经满脸皱纹，银丝缕缕，年龄在她身上也发生了作用，然而，在这位施特凡博士的身上，仍然流动着那股青年运动的电流，当年正是这股电流把她带到了很高的位置。你一定还记得：一次提拔接着一次提拔。最后她在德意志女青年联盟[2]担任了大队长，我们俩则只是我当了少年团小队长[3]，你当了中队长。后来，当我们穿上了空勤人员制服时候，那个褐色衬衫、领巾、职务绦带（也被叫作猴子的秋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英格却一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天都把她的那些姑娘团结在一起，她羞答答地在我的耳边说道：照料后波莫瑞的难民，在野战医院唱歌。直到苏联人来了以后，她才脱离了德意志女青年联盟，并未受到任何肉体上的伤害。
不要再苛求你阅读这封信的耐性了吧：我们是在莱比锡图书博览会期间相遇的，在图书博览会的框架计划里，有一次杜登协会[4]的、得到工农国家允许的专业会谈，协会的会员中，两个德国的人都有，我也是会员，不久也要（像你一样）成为退休教授，我在语言学方面发表的钻牛角尖的意见，在杜登西方阵营还是很受关注的。我们同杜登东方阵营的合作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才有了这次聚会，英格作为卓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也是全德语言改革联合会的成员，在这个联合会里，奥地利和瑞士德语区也有发言权[5]。我不想用我们在改革书写规则上的争执来烦你；这座大山早就在阵痛，总有一天会生下那只尽人皆知的小老鼠[6]。
有趣的只是我和英格的幽会私语，我们彬彬有礼地约好一起在梅德勒商业长廊喝咖啡吃点心，是她请客，我要了一份名叫“鸡蛋薄饼”的萨克森地区的特产，小口小口地啃了起来。在简短地扯了几句专业问题之后，我们谈起了什切青的青少年时代。开始只是那些中学生之间的平常事。她犹豫不决地在我们共同的希特勒青少年时代的那些记忆残片中翻寻，费力地找出一些隐喻，比如“在那些骗人的黑暗年代……”她还说：“我们的理想遭到了玷污，我们的坚定信念被人滥用了。”然而，当我提到1945年以后的时候，她毫不费力地把她转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体系变化同时也是色彩变化，解释成是“痛苦的皈依反法西斯主义”，这种变化在仅仅一年半的宽限时间之内得以完成。在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7]的时候，她也是很快就青云直上，因为她在各个方面水平都很高。她讲起参加民主德国成立庆典[8]，那是在1949年，众所周知，是在戈林[9]当年的帝国空军部举行的。然后她又参加了世界青年文艺会演、五一节游行，勤奋地对固执的农民进行过宣传鼓动，甚至还参加了农业集体化运动。然而在这种勉强的，按她的话来说，“全靠扩音喇叭进行的宣传鼓动”中，她渐渐地产生了怀疑。尽管如此，我们美丽的英格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员，她向我保证，这个党员，她会一直当下去的，同时努力“用建设性的批评去面对党的失误”。
我们接着谈起各自家庭的逃难路线。她家是从陆路到了罗斯托克，在那儿扎了根，经过证实她是工人的孩子，英格的父亲曾经是火神造船场的电焊工，很快她就能够进大学读书，为后来的党内仕途铺平了道路。你知道，我的父母从水路先是到了丹麦，然后流落到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准确地说，是皮纳贝格。我对英格说：“是啊，幸好易北河把我冲到了西边，让英国人抓住了我。”我向她列出了我的几个阶段：蒙斯特军营的战俘生活[10]，格廷根的姨妈，后补的中学毕业考试，在格廷根大学的最初几个学期，在吉森当助教，获得美国的奖学金，等等，等等。
在我们闲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们西边的发展过程，既有吃亏的一面，也有优惠的一面：褐色衬衫没有了，但是蓝色衬衫也不适合我们。“这都是表面现象，”英格说，“我们还有信仰，而你们在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失去了任何理想。”我当然进行了反驳：“从前也不缺少信仰，当年，我穿着褐色衬衫，你穿着雪白的衬衫和到膝盖的裙子，你可是深信不疑啊！”“我们当时都是孩子，上了当受了骗！”这就是她的回答。在这之后，英格变得很固执。她过去也总是这样。她不会容忍我把手放在她的手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她更像是在对自己说话，低声道出了她的自白：“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我们那里出现了偏差。”我的反应就像是没有经过任何考虑：“我们那里也一样。”
然后我们只谈专业，谈到了杜登协会及其全德的争执，最后谈到了书写规则的改革。我们俩的观点相同，这种改革必须彻底，否则根本不会见效。“只是不要搞任何半途而废的东西！”她大声说道，脸上的红晕一直到了发际。我点了点头，陷入对我的青年时代爱情的沉思……
[1] 叙述者：联邦德国的语言学教授
叙述事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叙述时间：1989年民主德国发生变革之前
[2] 纳粹党在1926年成立了它的青少年组织：十岁至十四岁男孩组成德意志少年团，十岁至十四岁女孩组成德意志少女团，十四岁至十八岁男青年组成希特勒青年团，十四岁至十八岁女青年组成德意志女青年联盟，这四个组织又被统称为希特勒青年团，1936年被宣布为国家青年组织。(www.xing528.com)
[3] 少年团或少女团的干部由高年级的学生担任，一个小队约四十人，一个中队约一百六十人，一个大队约六百人。
[4] 康拉德·杜登（1829—1911），德国语言学家，他编撰的《德语正字法词典》（1888）为统一德语书写规则奠定了基础，德国以后编撰的权威语言词典被定名为《杜登德语词典》。杜登协会是专门研究德语语言学的学术机构。
[5] 德语也是奥地利和瑞士的官方语言。
[6] 这句话出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前65—前8）的《诗艺》。
[7] 1946年成立的民主德国的青年组织。
[8] 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占领区宣布成立，简称民主德国，首都是柏林（即东柏林）。
[9] 赫尔曼·戈林（1893—1946），纳粹首脑之一，曾任德国国会议长，德国空军部部长，1939年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希特勒的接班人，1945年4月被希特勒开除出党并解除一切职务，1945年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执行之前自杀。
[10] 蒙斯特军营，位于吕纳堡草原，是由英国军队控制的当时最大的德军战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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