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晚期以降，楚与江淮东南的吴、越两国接触日益频繁，荆楚文化渐与吴越文化相互交融。其中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吴国，得益于长江的通道作用，更早受到荆楚文化的影响。吴国虽为姬周旧邦，但却因北方诸淮夷的阻隔，数百年来与中原少有接触，其文化早已不及楚国远甚，故积极吸纳先进的荆楚文化，至春秋晚期吴墓的葬俗和出土文物，已打上了明显的楚文化烙印。
因荆楚文化的强力渗透，吴地原本盛行的平地起冢、不施葬具的土墩墓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挖的墓坑[12]和逐渐增多的葬具，棺椁周围也开始出现极具荆楚文化特色的青膏泥和白膏泥。而相对的，吴墓封土起冢的葬俗也深刻影响着楚墓，本不起封的楚墓在战国时期也普遍出现了封土堆，封土高度与墓主身份成正比。在文化的双向影响之下，战国时期楚国与吴国的葬俗日渐趋同。
与葬俗的改变同步，春秋晚期吴墓随葬品的青铜器种类及其组合也日益楚化，如江苏六合县程桥吴墓和苏州市虎丘吴墓，所出的新制鼎、簠、缶、提梁盉、盘、匜等，皆为楚礼器组合的常见器物，器物的形制、纹饰和铭文也都显示出与荆楚文化的密切关联。
越国文化的楚化进程稍晚于吴国，但也大抵自春秋晚期始，当时极富越国特色的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已逐渐被楚式竖穴土坑木椁墓所取代。不过相较于江淮地区，春秋晚期至战国前、中期的吴、越国墓葬仍旧保留较多的土著文化因素，楚式青铜器虽有传入，但多为仿铸品，其纹饰仍多保留吴地和越地特色，且在新增楚式器物的同时，一般的吴、越墓仍会随葬吴、越式器[13]，这与春秋晚期的吴国和战国前、中期的越国与楚国的长期对峙息息相关，本地文化虽然相对落后，但仍会在独立政权的庇护下顽强发展，不至于似江淮地区般全盘楚化。尤其是春秋战国之交崛起的越国，其势力一度达于江淮地区，故越文化对此前楚国已经营百余年的江淮地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而太湖地区的吴国故地则更是呈现出吴、越、楚三者并存的文化面貌。[14]
这种多文化共存的局面一直持续至战国后期。后楚国击垮越国，进占吴国故地大部，加之后来楚都东迁，尤其是第二次东迁至寿春之后，残楚兵锋东移，终于实现了对江淮间土地的有效管控，并进一步占据长江南岸大片土地，故吴所在的江东地区遂有大批楚人迁入，楚化进程明显加速，故此阶段吴故地遗址上出土了更多楚式器物或明显带有荆楚文化特征的器物。即便是越人控制区也因荆楚势力的屡次打击而出现了生产中断及楚式器皿增多而本地原始青瓷、印纹陶等减少的现象，大批越人墓葬的形制、随葬器物组合与类型纹饰等都与楚墓趋同，显示了源自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对长江下游吴越故地的强力渗透。
不过由于越人势力的散而不服，楚人始终未能尽得越人土地，越人政权甚至维持到了秦灭楚之后，故越人控制区的越文化并未消失，甚至在某些地区反而有新的发展，如在战国末期故吴地（苏南与上海）的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不断衰落的同时，以上述两样器物为显著特征的越人控制的浙江地区越文化则仍在发展并扩大分布范围。
且文化交流具有双向性，吴越文化也为荆楚文化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使之更加博大多彩。楚人控制下的吴越故地，其荆楚文化的面貌较两湖腹地有所不同，其楚式器物形制与随葬器物组合都沾染了或多或少的吴越文化印迹。吴越地区先进的造船、水利、冶铸等技术的西传对楚国国力的增强功不可没。三足外撇的越式鼎也对楚式附耳罐形鼎的形制演变产生了较大影响，至战国中晚期，即便是在两湖腹地的中小型楚墓中，融入越式鼎特色的高扁足外撇和坦底、平底的附耳罐形鼎也已成为楚式鼎的一个主要支系。与此同时，吴式刻纹铜器、越式靴形铜钺以及勾鑃、錞于等极富吴越特色的乐器也逐渐在楚国本土流行开来。除此之外，吴越的发饰与面饰、龙蛇崇拜等也深刻影响了楚人的服饰、信仰观念与艺术创作。
自春秋晚期以迄战国末年，楚与吴、越对峙近四百年，故江淮一带及故吴越地正如《汉书·地理志》所云：“本吴、粤（越）与楚数相兼并，故民俗略同”。由此可见，战国晚期的荆楚文化，博采江淮间蔡、徐、舒及江东吴越文化精华，显示出更加博大的胸襟和多姿绚烂的面貌。
楚国自春秋中期开始，沿淮水、长江不断向东方拓展，终于在楚国灭亡前数十年完全占据了江淮间的广大土地，并跨江攻占了大片江南土地。与此同时，博大精深的荆楚文化也随淮水、长江线路向东传播，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了江淮与吴越地区的文化面貌，先后在战国前中期及末期将两地文化纳入荆楚文化体系，在吸收两地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将荆楚文化的范围拓展至东海之滨。荆楚文化由此得以与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相衔，从而远播海外。
长江作为一条衔接荆楚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线路，自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以来就沿用不废。在此后的历史时期，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仍旧循此线路，继续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展开与长江沿线地区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
（作者单位：中信建筑设计研究院总院有限公司博士后）
【注释】
[1]楚人还直接占据了南阳盆地。
[2]《史记·楚世家》。(www.xing528.com)
[3]1955年发掘于安徽寿县，共出土遗物584件，其中青铜器就有486件，以青铜礼乐器为主。这批青铜器群因时代明确，器类丰富而被考古学界视作春秋晚期的标准器。墓主蔡昭侯于公元前518—前491年在位。
[4]陈秉新：《寿县蔡侯墓出土铜器铭文通释》，《楚文化研究论丛》（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考古报告：“墓主很可能是群舒中某一君主”。
[6]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7]陈秉新：《舒城鼓座铭文初探》，《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8]1961年出土于山西侯马上马村13号墓。
[9]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文物》1980年第8期。
[10]《史记·楚世家》载越灭吴后“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亦载勾践“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
[11]《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楚威王七年）“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吴 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
[12]如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岩坑墓。
[13]前所述之吴墓即伴有吴式器，越国墓葬如绍兴市的306号墓，也是楚式的鼎、盉与越式器同出。
[14]如枫桥何山墓随葬的青铜鼎、盉、缶、匜、軎等近乎楚式器，其中的龙兴提梁盉的肩部还有“楚叔之孙途为之盉”的铭文，但撇足鼎、凹口骹矛则为吴越式器。再如戚家墩的5座战国墓，下葬时其地虽已属楚，但随葬品却仍是吴越常见的鼎、罈、罐、盆、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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