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晋墓碑：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导赏

清雍正八年（1730年）庚戌五月十五日卒于都城

碑高186厘米　宽83厘米　厚26厘米

碑原址在海淀区彰化村正福寺

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碑螭首，碑额镌刻“十字架”及莲花图案。碑阳汉文、拉丁文合璧，碑右是汉文，碑左是拉丁文，拉丁文16行，文首有“D.O.M.”字样。汉文6行81字，满行18字，正书。两文中间楷体竖题“耶稣会士白公之墓”。碑文内容写墓主人的姓氏、国籍、入会年龄、来华时间和生卒年等，碑座为西洋式几何造型。

碑文为：

耶稣会士白公之墓

耶稣会士白先生讳晋号明远泰西拂郎济亚／国人缘慕精修弃家遗世在会五十二年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东来中华传／天主圣教至雍正八年庚戌五月十五日卒于／都城年七十四岁

白晋（P·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又作白进，字明远，1656年7月18日生于法国勒芒市，年轻时入耶稣会学校就读，接受了包括神学、语言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面教育，尤其对数学和物理学兴趣深厚。求学期间，他对沙勿略欲到中国传教却在上川岛上抱憾终身的故事有所耳闻，也受到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中国卓越成就的巨大鼓舞，于是萌发了到遥远的中国传教的愿望。22岁入法国耶稣会，是法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被授予“王室数学家”的称号，是路易十四派到中国的六位耶稣会士之一。1685年3月3日，白晋奉命离欧，他携带数学与天文仪器于1688年2月7日抵京。白晋与张诚皆为康熙留用担任其西学教师。(www.xing528.com)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34岁的白晋在宫中为皇室讲授西方近代科学，与闵明我均做过康熙皇帝的御前侍讲。因白晋熟悉满文，故能给康熙讲授全部几何学。白晋曾奉康熙之命，与张诚用满文编纂多种数学书籍，康熙命人将其译为汉文，并亲自在卷首上作序文。白晋和张诚在宫中还创建了一所皇家化学试验室，具备当时所能得到的一切必需的化学试验仪器。他们还着手进行解剖学的编辑，后经比他们晚来华12年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继续，这项工作才得以全部完成。白晋在华的活动不同于其他来华的耶稣会士，服务皇室与在皇权中枢效力几乎占去了白晋在华的全部时间。甚至白晋在1694—1698年四年的欧洲之行，虽然是到欧洲寻求法国国王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支持，但也部分地具有康熙礼物的赉赏者这一官方身份。白晋同康熙的关系，在耶稣会士中，可以说是最密切的。他在宫中服务40年，历经康熙、雍正二朝。白晋在华的活动除教授皇帝数学外，还兼有教育皇室子弟之责，同时又在康熙帝的内阁中效力。康熙对有才能的传教士非常青睐和重用，曾说：“西洋人心最实，皆因学问有根也。”并且说，高明的、擅长科学艺术的人才，不仅中国才有。

白晋为康熙所信任，并被委以重任。1693年，康熙由于对传教士在中国的表现很是满意，于是决定派白晋以皇帝钦差的身份返回欧洲，前往法国聘请教授，罗致来华人才。白晋所携带馈赠路易十四的珍贵礼物中，内有北京精印书籍共49册。白晋经过漫长的旅途四年后抵达法国，白晋的归国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因好奇而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为满足法国人了解中国的愿望，应付其没完没了的提问，同时也是为了获得法国的支持，以顺利完成招募传教士的使命，白晋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介绍康熙本人和中国有关社会生活的各种细节。这份报告后来以《中国皇帝历史画像》为题公开出版，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法国对中国由来已久的好奇发展为仰慕和向往，把法国的“中国热”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白晋率领路易十四派遣的西方学者和传教士共10名，并携带路易十四嘱其转赠中国皇帝的装订华丽的版画集1册，从拉罗歇尔出发，乘坐“安弗特利特”（即“女海神”）号船，于1699年3月返回中国。临行之前，路易十四向船长交代了另一项任务，多方收集中国的海岸、港口、潮水等航海资料，以及中国人的经商习惯等，为今后扩大两国间的贸易作准备。在这10人中，先是翟敬臣、南光国、利圣学、马诺瑟、雷孝思、巴多明、颜理伯7位神父和卫嘉禄修士同来；船行至好望角，又与孟正气、卜纳爵两位神父同船来华。康熙得知白晋等将返华并带来法国国王礼物的消息后，特命耶稣会士苏霖、刘应两位神父到广州专程前去迎接。白晋抵京复命，康熙对白晋这次成功出使欧洲非常高兴，赞许他说：“在中国之众西洋人，并无一人通中国文理，唯白晋一人稍知中国书义……”正因为白晋“稍知中国书义”，所以康熙才命他研究中国的《易经》。

1720年11月，康熙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苏霖神父等18人的时候，对明末以来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活动作出过这样的结论：“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康熙的这段话可视为清廷对明末清初在华的西方传教士所做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政治性结论。传教士在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以及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学与学术思想，介绍到欧洲去，其中褒扬、溢美之词颇多，引起了西方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兴趣与关注。尤其是伴随着18世纪西方教会内部日趋激烈的“礼仪之争”，在欧洲更是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潮。对西方人来说，陌生的儒家思想如同他们早已喜爱的中国艺术一样，风靡一时。

白晋推崇中国古代经书，他是中国古代经书的提炼者、综合者和传播者，而非简单的引述者，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解释富于创造性，见解独到。他说：“真正的宗教（指天主教的整个体系）都包含在中国的古籍经典中。圣子降生、救世主的生与死及其行为等主要秘密，都以预言方式保存在这些珍贵的中国典籍中。”他对《诗经》《礼记》《史记》等都做了附会的解释。在中国众多的古代经典中，白晋认为《易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著作。他称赞《易经》是中国一切科学和哲学的源头，甚至认为《易经》高于当时欧洲的科学和哲学。他发现，四千年前中国古人的知识和古代西方圣贤的知识之间，有着很多的一致性；但他同样也认为，占据中国古代哲学（或神学）思想相当部分的占卜部分，则纯粹是迷信。白晋把《周易》比作古代留下来的奇珍异宝，把创造了著名的六十四卦的伏羲称作第一个立法者。白晋认为，伏羲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是世界性的人物，是人类最早的法典“制定者”。他认为六十四卦反映了科学的一般方法，所以他把汉语注释统统放在一边，避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便把这些卦作为独立的单位来研究。并且，白晋相信自己已经达到了用数字这个工具分析和综合解决问题的地步。从发现伏羲的数和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之间的一致上，白晋认为三者源出同一系统。白晋还注意到了伏羲的数和希伯来哲学中的神秘的数这种更深一层的一致，并因此把中国古代哲学和柏拉图哲学、古代希伯来哲学联系起来，把它们都看作是造物主的启示。白晋还建议，所有的传教士都应联合起来研究中国的古代经典，把知识作为宗教信仰以及宗教拓展的工具。

白晋在与德国学者莱布尼兹通信中，通报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情况，并介绍中国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古代的经典著作，特别是他对《易经》的介绍，引发了莱布尼兹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兴趣。莱布尼兹明确指出：中西文化应相辅相成，中国教导欧洲伦理道德和自然神学，西方教导中国数学与思辨哲学，以此促进各自文化的发展。莱布尼兹的上述观点，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白晋书信的影响。

除在宫廷中直接为皇帝本人服务之外，白晋还奉康熙之命参加了全国范围的大地测量，后绘成《康熙皇舆全览图》。1708年，白晋和另外两名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测绘了长城的位置及其附近的河道。几年后，另外一些传教士又测量了长城的西部，从今山西、陕西、甘肃等省直至新疆哈密，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指导，校正了中国传统测量中的失误与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