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六月，我在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第二大队学习深造，我们第八中队在打窑洞时，我的同乡刘长新同学，在砌窑面时被大土块砸伤，由于我们七分校刚建立，医院的医疗条件差，他被送到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部医院去治疗。当时三五八旅旅部医院设在葫芦河，离我们驻地豹子川九十华里。长新同学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医院，伤愈出院，回到战斗着的豹子川。
听说长新同学从葫芦河医院回来，还没等我去看他，他倒先来看我了。我们俩相互介绍了一个多月的情况之后，长新同学突然对我说：“三五八旅旅部医院有一位司务长，也是咱们河北省安平县人，口音和咱们差不多。”我忙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长新同学说：“他姓刘，大家都管他叫老刘司务长，老模范，只是不清楚他叫什么名字。”当时我非常失望，带有些埋怨长新同学的口气说：“你怎么不了解了解他叫什么名字呢？”但在失望之余，又抱着极大的希望。世上能不能出现这样的奇事，在战争年代，父子能重逢？我多么希望那位刘司务长就是我的父亲呀！
我的祖辈都是穷苦农民。父亲是穷人家的孩子，十岁前父母双亡，从小受苦，没念过一天书，一个大字不识。十几岁就给地主扛活，以后又长期给资本家当工人。对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及残酷迫害，早就恨之入骨。一九三七年冬，我们家被恶霸地主“黑东西”残害时，父亲在外地给资本家当工人。事后，父亲为了报恩报仇，坚决要当八路军。所以，一九三八年二月，当时父亲已经三十六岁，也报名参加了八路军。父亲当兵走时，骑红马，戴红花，我们小学的儿童团还组织欢送了父亲。父亲当时参加八路军，具体是什么部队，什么番号，我们一点也不清楚，只知道是跟随贺龙率领的一二○师抗日挺进支队北上了。
父亲参加八路军离家后，家中只剩下母亲、九岁的我和三岁的妹妹。母亲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后，担任村的抗日妇救会主任，白天要发动妇女做支援前线工作，整天忙得不在家。我小学读书，还要做儿童团的工作，母子之间白天很少见面。所以，到了晚上睡觉时，我和母亲就想起了父亲。我和母亲互相议论着，父亲参军的部队开到什么地方了，怎么一点音信都没有。有时甚至还会谈论父亲是活是死，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十三岁参加革命时，父亲参军已经三年多了，仍然毫无音信，母亲嘱咐我，出去后常打听着父亲的下落。说实在的，我参加革命后，也多次打听过父亲的去向，但都没有结果，加之战时不好通邮，到一九四三年，算起来已经六年没有父亲的音信了。
自从长新同学给我谈起三五八旅旅部医院那位刘司务长以后，我常常自言自语：那位刘司务长，也是安平县人，口音也差不多，会不会是我父亲呢？我自然不能肯定，因为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是一个县的人，而且也姓刘。然而说心里话，我是多么希望那位刘司务长就是我的父亲啊！可是限于环境和条件，那时豹子川和葫芦河不通电话，如果请假去吧，一是近百里路程，路难走，又不熟；二是那位刘司务长是不是我父亲，还没有把握，贸然前去认父，岂不显得轻率？想来想去，无奈，我只好给这位刘司务长写了一封信，先试探试探。这是我平生写的第一封信，是一封很长、很难写、很耐人寻味的信。信写得很长，我向那位刘司务长仔仔细细地介绍了我家的情况，以引起他的注意和回忆。如恶霸地主“黑东西”是怎样残害我们全家的，当时父亲不在家，正在保定一家工厂当工人；父亲为了报仇报恩，一九三八年二月参加了八路军，走时村里乡亲们热烈欢送，骑红马，戴红花；家庭成员的姓名，年龄属相；邻居和村干部的情况，当时的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是刘长友大伯；我是怎样出来参加革命的，一九四三年四月到达延安，不久便来到华池县豹子川，眼下正在抗大七分校二大队八中队学习深造和劳动，等等。我在信的末尾特意说明：如果您是我父亲，就请您来信或来看我。如果您不是我父亲，我就认您是我的一位老同志吧，您不必来看我，向您表示歉意。
信寄出后，我的心情更沉重了，每天都坐卧不安，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回信。可盼不见人来，信也不到。半月过去了，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是不见人也不见信。后来，我泄气了，并做了两点设想：一是那位刘司务长没有收到信。在战争艰苦年代，通邮条件差，一封信邮不到地方，是不足为怪的；二是，他收到了信，但他不是我父亲，他只是像听笑话一样听完了我的信，便感慨地说：“这孩子，多可爱，可惜我不是他父亲呀！”这当然也是常情，天地之大，赵钱孙李满地刘，怎么能光凭姓刘和同县这两点，就断定刘司务长是自己的父亲呢？这样一想，我也便释然了，也就安心学习训练了。
一九四三年八月末的一天，我正在上课，指导员突然来喊我：“振海，你父亲来了。”我先是一愣，随即喊跳起来，几步便冲出教室。
父亲站在院当心，身旁还站立着一匹黑色的大骡子，那骡背上驮着两个大驮筐，里边装着满满的东西。
我先停了一步，喊了一声：“爹！”便直扑过去，拥在父亲怀里。那年我十六岁，六年没见父亲了，心里一酸，便哭了起来。就在这一瞬间，我想得很多，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妹妹，想起了滹沱河和家乡的柳树林，想起了热土和乡亲们，所有这些都一起涌进了我的心头。
“别哭，革命战士嘛，还掉眼泪。”父亲举起他那粗糙的大手，轻轻地替我擦着眼泪。
我抬起头望着父亲。他并不老，身体还是那么强壮，只是比在家时更黑更瘦了。使我不安的是，父亲的脸上落了不少伤疤，而且还没有好利索。
“爹！您受伤了？您这脸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我关切地问。
“啊，可不是。你的信我早就收到了，要不是因为伤，早就来了。住了一个月的医院，说什么大夫也不准出院。我再三央求大夫，这不，前天大夫才准假，昨天准备了些东西，今天就来了。”
“到底是怎么受的伤？”我追问到。
“啊，我们部队搞大生产，粮食打得多，用多余的粮食烧酒。我年轻时当工人时烧过酒，学会了这个手艺，我当司务长，就管这个事。一天夜里去看烧锅，我划火柴点灯，不小心酒气烧着了，就把脸烧了。”
父亲说得很平淡，其实他的烧伤是很重的。父亲就是这么个秉性，遇上天崩地裂的事儿，他也不会吹胡子瞪眼。但他的心里是揣着一团火的，而且这火总也不熄灭。在我们家乡，父亲是第一批走出来参加抗日的。六年来，他舍生忘死，吃过多少苦，遭过多少罪，在枪林弹雨里闯过多少次，在地狱的门前游荡过多少回。然而，他从来不表现自己。父亲永远是这么质朴，这么谦恭，就像我们滹沱河河畔的大柳林一样……
指导员见我们父子俩站在院子里唠个没完，便笑着走过来说：“小刘别让你父亲老站着哇！领他老人家进窑洞歇歇腿嘛，走了九十多里山路，够累了。”
我歉然一笑：“爹，咱们到窑洞里唠吧。”
爹却没动，忙说：“孩子，快把驮子卸下来，这是我们部队给大家带来的礼物。”(www.xing528.com)
这时，我才想起那匹骡子和它背上的驮筐，便帮父亲往下卸东西。嗨！东西可真不少哩，白酒、烟叶、红枣、核桃、牛羊肉，样样都是送给大伙的。
指导员很有些过意不去，对父亲说：“让您费心了，这么远，真难为您了，您来看看就蛮好了，何必费心这么大操办。”
“哪里，哪里，我们是老部队，搞大生产比你们早，部队有基础，现在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啦！这也是我们老部队的一点儿心意！”父亲红着脸，一个劲连说带笑地往指导员和同学们手里塞东西。
当天晚上，中队特意搞了一次宴会，请父亲吃饭，席上都是豹子川的特产，什么红烧野鸡、红焖野兔、清蒸狍子肉、辣子羊肉……而喝的却是父亲带来的三五八旅的烧酒。
夜里，我和父亲彻夜长谈，我向父亲详细讲述了母亲每天在家忙抗日工作，妹妹被地主砍伤的情况，讲述了村干部和邻居们的情况，特别是讲了我如何参加革命和在豹子川学习劳动的情况。父亲向我讲述了他参加八路军六年来的经历，特别是在葫芦河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情况。父亲过去种过地，给地主当过长工，给资本家当过工人。他会种菜，会烧酒，会烧炭，能编织，还是一做面食和炒菜的好手。因此，父亲在生产运动中，既勤劳苦干又懂技术。虽然他不识字，但心算和记忆力好，思想纯朴，对党对人对事忠诚老实，很快由炊事班长提拔为旅部医院的司务长，并多次被评为劳动英雄。
夜深了，睡觉前，父亲打开一个挂包，嗨！好多东西呀！他给我带了两双布鞋，两双布袜，两件衬衣，三条毛巾。我立刻感到“富有”起来。那时大家过着供给制生活，吃穿用度都是一样的，父亲一下子给我带来这么多东西，我确实比别的同学富得不得了。父亲对我说，这些东西明天送给长新同学一些，剩余的我留着用。
父亲因为惦记着自己的工作，只待了两天就要回部队。指导员和同学们都留他多住几天，可他说什么也不肯。父亲是一个天生闲不住的人，就是在我们豹子川做客这两天，也是天不亮就起来，帮助我们中队喂牛喂羊。我知道父亲的性格，便跟指导员和同学们说：“我爹要走，就让他走吧。他惦记着自己的工作，在这待久了，他会急出病的。”指导员和同学们无奈，只好同意父亲走了。
第三天一清早，父亲离开豹子川回葫芦河。指导员让我送父亲一程，我便牵着那匹骡子，顺着山旁小路，和父亲并肩往前走，走了三里多路，父亲说：“你回去吧！不要再送了。用心记着，好好学习，好好劳动，听党的话，一步一个脚窝，没错。如果能请下假，春节来我们部队过年吧！”
我可敬的父亲，就这么离开了我。其实，他离我并不远，仅是百里之外，可是在那深山老林，在那艰苦的岁月，就好像远隔千山万水！
本来，我和父亲重逢就应该结束了。可是，重逢后又有重逢，特别是重逢后的日月里如何度过的，特再续篇如。
一九四四年年初，指导员给我七天假，我来到父亲所在的三五八旅旅医院，这可算和父亲重逢。去掉来回两天的路程，在葫芦河幸福地生活了五天。医院院长、医护人员、炊事班的同志，都把我当客人待。除了参观部队的训练和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外，天天好吃好喝，和大伙一块儿过年。第七天一大早，吃完饺子，父亲又嘱咐我好好学习、好好劳动，别想家，方便的时候给母亲和妹妹去封家信。之后，我依依不舍地和父亲、大伙告别，回到豹子川。
一九四五年六月，我从抗大奉调延安联防司令部，开始做党的机要工作，当时和贺龙司令员在一个院子办公。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国民党蒋介石、胡宗南进犯延安，我随西北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撤离延安，算起来三年多时间，又和父亲失掉了联系。
一九四八年三月，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我们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扎在黄河岸边，指挥部队负责掩护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这时，我得知父亲所在的三五八旅也驻防在黄河岸边，离我们大约一百二十华里。一九四八年四月初，组织上给我三天假去看父亲。没等天亮就出发，顺着黄河西岸一直向南，几乎是跑步前进，太阳还老高的时候，就赶到了父亲所在的部队，这可算是我第三次和父亲相逢。这时，父亲已近五十岁，部队决定让他复原回家。因为战时局势发展变化很快，随时都有情况发生，这次和父亲相逢，仅仅生活了两天，第三天我一早就告别父亲和他的战友，迅速返回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临行前，父亲又嘱咐了我一番话，并特意送我一床比较好的被面。一九四九年底我和高峰同志结婚时，就是用的这床被面，而且一九五○年我们进京后，为了纪念和父亲的重逢我永生难忘，将这床已经褪色和破旧的被面，一直盖着、保存着。我们的孩子长大懂事后，有时也会拿出这床被面，给他们讲讲我当年和爷爷三次相逢的事，孩子们听后很感兴趣，很受教育，表示长大要接好革命的班。一九四八年五月，父亲复员回到河北老家。在家中参加了土改运动，带头走合作化道路。父亲在村里长期担任生产队队长、大队长。年纪大了以后，帮助生产队饲养牲口。父亲在家中近三十年，和乡亲们一道，辛勤劳动，建设家乡，始终保持着老党员、老八路的作风，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一九五○年九月，我从大西北奉调北京，住进了中南海，来到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可以说条件改变了，生活安定了，在此期间，我曾多次劝说父母来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可是父亲就是丢不下家乡的热土。
一九五六年四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调到到吉林省工作。在四平地区工作近二十年，其间又多次劝说父亲进城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父亲还是不同意。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上干校劳动，到农村插队落户时，父亲曾三次来到我的身边，为的是安慰我，帮我看家，也没有久住。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我冒着政治风险进京向总理遗体告别。同年一月二十五日由京返回四平家中时，果然不出所料，又遭迫害，第二次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直到一九七七年十月。这期间，母亲又病逝了，我又离开了城市到了农村，这时我才想尽办法，向父亲说明，我不在城市住了，在一个农村的农场，和家乡的农村一样，这样才说服了父亲。他离开河北冀中平原的老家，来到松辽平原的农村，和我共度艰难的岁月。
一九七八年初，我走上中共四平地委的领导岗位，又第二次从农村返回城市。但是父亲坚持不进城，并反复对我讲：“我喜欢农村，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城市待不惯。我在农村养点鸡，喂个猪，还可帮你们解决点肉食。”我也反复对爹说：“那怎么成，儿子落实政策，回了城，当了领导，把你留在农村，人家不笑话我呀。”当时，怎么说父亲也是思想不通，不进城。又过了几个月，在众人多次劝说下，才勉勉强强第二次进了城。组织上分给我一幢小楼，院内空地很大，果树很多，种菜养花，劳动量也很大，父亲整天劳动，这才安下心来。
父亲于一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生，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病逝，享年八十五岁。父亲只是到了晚年，才和我们生活了十年。父亲一生太苦了，太累了。父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劳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父亲不愧是伟大的中国农民的儿子，不愧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儿子。父亲的思想品德和为人，特别是他那种勤劳朴实、艰苦奋斗，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和子孙后代学习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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