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解决问题

1875年，马克思在批评拉萨尔派的观点时，谈到未来社会的消费资料分配原则，提出了一个后来被人反复发挥的概念——“资产阶级权利”（50年代译为“资产阶级法权”）。

这是个纯经济学概念，不大好懂。我们只记住它的一个基本意思就行了。打个比方：我们两个今天都从船上卸下了50袋大米，每人得工钱10元，这是平等的，没有话说。可是，我的10元钱要养活全家五口人，而你却是个单身汉，于是，马克思认为，这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因此叫资产阶级式的“平等权利”。

喜欢读书的毛泽东，大大发挥了这个特定概念的内涵，并把它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揉在了一起。

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开始，毛泽东就不断地思考着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掀起大跃进。开始，他主要是讲改变上下级、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提出“打掉官气”。从1958年8月下旬开始，他把这个问题同现行的分配制度（工资制）联系在一起讲，并把它们纳入“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范畴之中。

这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会议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成了毛泽东几次讲话的基本主题：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的就不要分等级了。

要使同志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他们接触到了。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楚这一条。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二十二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要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过去我们搞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一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思想，二是照搬苏联。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逐渐去掉，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有人把供给制说得那样不好，把薪金制说得那样神乎其神，二万五千里长征难道是靠发薪水？人民公社再搞起来，再逼一逼，将来再准备恢复供给制。

仅仅在党的会议上讲，毛泽东似言犹未尽。

10月2日，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六个兄弟国家访华代表团谈到人民公社为解放生产劳动力，把人们的生活统包下来时说：“我们不说，现在已是共产主义了，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发工资还是等级制度。粮食这方面，明年再丰收一年，可以实行吃饭不要钱这个制度，衣服还不行，其他还不行，资产阶级法权还需继续存在，讲等级制度，薪水分等级，如八级工资制这一套。但资产阶级法权我们不准备长期让它巩固下去，我们准备还是破坏它。”

10月14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时，又专门召开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座谈会。在这个会上，他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法权制度。后期才有了一些，生活资料多了，人们对它的占有有了一些区别，积累起来，就成了生产资料。从奴隶制社会出来，就是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法权不只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奴隶制时，等级制度就很森严，资产阶级，高明一点就是了。不使资产阶级法权巩固下来，要使它逐步破坏。”

毫无疑问，这是关系到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一条大思路。毛泽东的直观逻辑是：只有干部和群众不仅在社会地位，而且在劳动报酬上一律平等之后，大跃进才有可能。把现行的等级工资制恢复为建国前在革命队伍中实行过的供给制，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他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实行供给制，革命胜利了，为什么今天搞建设不行呢？”

8月下旬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参加会议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把毛泽东的见解转告了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张春桥按自己的理解，数易其稿，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上发表。那时，《解放》刚创刊不久。1958年6月：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为总编辑。柯庆施立即效仿，在上海创办了《解放》半月刊，于1958年7月1日创刊。每期《解放》杂志都寄给毛泽东。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9月15日刊于《解放》六期上，不多日便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张春桥在文章中说：“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没有多久……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又说：“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对‘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

张春桥开出的药方是：“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毛泽东立刻注意到张春桥这篇从题目到论述都旗帜鲜明的文章，再加上基本观点也吻合毛泽东当时的思路，有的例子和文句也和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讲话一致（这一点，当是柯庆施照记录传达的）。

因此，毛泽东读后，立刻批示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让在该报上转载。稍后，吴冷西就转载张春桥的文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到对张春桥文章有不同的意见，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语中是否说得活一些，毛泽东在10月11日的回信里说：“冷西同志：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

看来，毛泽东的原意是在编者序言里充分肯定这篇文章。由于敢说真话的吴冷西反映了不同意见，他只好重拟了一个序言，这就是下面这段人们熟知的话：“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张春桥文章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含义，把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核心是等级制度”，把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军事共产主义和供给制，说成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适用。这些论点，引起了较广泛的讨论。有人指出，张春桥的“文章缺乏理论分析，说服力不够，而且有片面性，有许多重要问题并没有说明白”。并提出质疑说：“按照作者的论述，似乎他主张目前要立即完全取消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并不承认（至少是没有明确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似乎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制说成是等级制度；如果是这样，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代拟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也认为张春桥的文章有“一些片面性”，即“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张春桥文章没有说清楚过去曾实行过的供给制，不是在党领导下的整个根据地范围内，而是根据地机关、军队、学校等，因为当时的物质产品极不丰富。再就是解放后对资产阶级法权不应该迁就，但由于社会上多数人是薪金制，又加上苏联的影响，于是作了妥协。本来我们可以不接受的，只对供给制不合理的部分加以调整，一部分坚持供给制就行了。这些观点，有的毛泽东在一些会上曾说过，很可能针对张春桥的文章又对陈伯达谈过。10月中旬在天津召开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座谈会时，陈伯达曾对张春桥就其文章的“片面性”作过解释，转述了上面的意思。

但总的来说，毛泽东对张春桥这篇文章是欣赏的，曾建议张春桥再写一篇。后来也几次谈到张春桥的这篇文章。例如，1958年11月6日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印了一本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材料，是最近一两个月发表的，一篇是张春桥的文章，还有一些同志的文章。要看几篇，以便研究过渡的问题。这里特意提到张的文章，可见毛泽东对它的重视。同年12月6日，在武昌同胡乔木、吴冷西谈到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又以张春桥的文章为例，说：《人民日报》在讨论张春桥的文章时，他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全面，本应将片面的补充补充，但讨论越来越片面了，把按劳分配也否定了。这是对张春桥文章引起的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的较为冷静和客观的总结。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不小的消极影响。到这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口气就发生了变化，提出：“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

但是，这个变化是有相当保留的。一旦有机会，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主张。越到晚年，思之越甚，这似乎关系到他一生追求的社会理想。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他向这位北欧福利国家之一的首脑抱怨中国现行的分配制度：“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在他看来，这是涉及能否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不可等闲视之。他很希望有人写文章说明这个道理。

自然，他又想起了十六年前那个因一篇文章引起他重视的张春桥，想起了十年前因一篇文章飞黄腾达的姚文元。

这年12月26日，在听取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毛泽东郑重地向周恩来、王洪文提出了写篇文章的建议：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张春桥自然是闻风而动，短时期内写出一篇洋洋长文，名曰《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于1975年4月1日同时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刊载。

有破除，自然就应有建设。(www.xing528.com)

未来的社会形态是怎样的呢？

在1958年春夏间，毛泽东较多地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据胡乔木回忆，这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

这大概是“人民公社”的最早设想。

这年4月底，刘少奇等到广州，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情况，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会上也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刘少奇后来在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的回忆：“在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去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也讲到：“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刘少奇、陆定一所说的这些，就是4月底毛泽东等在广州小范围内议论的情况。

事实上，未来社会究竟是怎样的，谁也无法具体描述。那么，就从前人的论述中去找吧，无论是法国的乌托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交给了中宣部。

很快，《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论未来社会》这两本书就编好了。后者不宜广泛宣传，只供高层领导参阅，以启发思路；前者，却是大大的走红。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由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8月正式出版，约17万字。该书材料主要取自当时已有的马、恩、列、斯著作的中译本，只有少数是直接从外文版本翻译的。编排上，围绕共产主义社会各方面设立了25个专题，如：“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况”、“公有制的建立”、“电气化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消灭货币和实行产品交换问题”、“平等和平均问题”、“再生产问题”、“生产公社，消费公社”、“工农业的结合，城乡差别的消灭”、“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以及“人口问题”、“家庭、婚姻和妇女问题”等等。每个专题下面，选录经典作家有关论述若干段落。编印这样一部书，明显与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设想的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两个过渡（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建设思路有关。

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确也十分广泛。1958年8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发行后，上海、沈阳、武汉、重庆等地先后重印，仅上海人民出版社于这年9月便印刷了20万册。

毛泽东重视经典作家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因为在他看来，现实的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对这些阐述的实践、发展、丰富和完善。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了徐水。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徐水传达中央的意图：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同时号召大家看几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如《共产党宣言》、可哥达纲领批判》、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看来，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实践所需要的思想理论准备。《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出版后，立即送到了毛泽东手上。当时，他正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无疑是一本非常及时的学习材料，立刻在会上做了宣传和介绍，还说：《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里讲，供给制首先是从军队开始实行的，共产主义也是先从军队实行的。可见他阅读之细。

在8月30日的讲话中，他又大力宣传：《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要广为散发。看这本书，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有许多东西是模糊印象，因当时并无经验。不要迷信老祖宗，我们有三十一年的经验，加上苏联四十一年的经验，具体多了。

这年11月9日，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的党委委员们写了一封更详细的公开信：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如此广泛的号召，而且希望各级干部“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推重不可谓不高，期望不可谓不深。

10天以后，毛泽东写信给陈伯达，让陈伯达和张春桥等尽早去河南卫星公社就人民公社问题作调查研究，特地叮嘱：“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带几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这大概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吧！

毛泽东对这本书的评价，“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就前者而言，因为有益于实践，是实践的理论依据，所以他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就后者来看，主要指经典作家们缺少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的有关论述还是“模糊的”，纯理论的。在他看来，人民公社的实践，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理论的逐步变为现实的，把模糊的逐步变为清楚的，把不正确的逐步变为正确的，把没有说到的逐步补充完善起来。这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不迷信经典的探索精神。可惜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的探索，实践已经证明是走了弯路。到1959年以后，毛泽东便较少提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本书了。有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依据，有了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毛泽东似乎仍嫌不足。他还要在中国历史上找渊源。

1958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大概正读到《三国志》。这年，在许多场合，他都向干部们讲起三国历史人物和事件。最使他动情的，当是《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了。

《张鲁传》不长，不妨全文引出：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逐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部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踞巴汉，垂三十年。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里的《张鲁传》。为帮助与会者阅读，他还于12月7日和10日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稍后，他把12月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将10日写的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发给了与会者。

比原文还长的批语，几乎可视为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纲领”的自白。

（一）他认为张道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所推行的五斗米道，同当时张角等创立太平道举行起义（即黄巾起义）一样，“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属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起义运动。这种“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未停止过。由此，毛泽东再次重申了他的历史观：“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二）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是“一穷二白”。穷就要革命，就要造反，从而以不同的方式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张鲁“雄踞巴汉，垂三十年”，即是一例。关于历代农民起义斗争的性质，毛泽东在12月7日的那个批语里，有很明确和概括的说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这个论述中的观点，在毛泽东此前的有关论述中，尚未见过。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这只是他的“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这个补充，强调了农民起义“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属性，而这一属性与“最贫苦的群众”是有天然联系的。

（三）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现实背景出发，毛泽东读《张鲁传》最为欣赏的，是张鲁五斗米道的“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纲领”。在毛泽东看来，汉未至今，尽管情况如天地悬隔，但“一穷二白”的国情则“有某些相似”，五斗米道所体现的“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追求，对我们今天通过大跃进的经济运动方式、人民公社化的社会组织方式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也是有启发的。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推荐《张鲁传》最重要的考虑。为此，他在批语里把《张鲁传》里记叙的五斗米道的一些内容，如以道教祭酒为治头（地方行政长官），置义米肉，置义舍，以神道治病，对犯法有“三原”（原谅教育三次）后才行刑等，同我们今天的一些作法直接联系起来，明显是欣赏的，认为《张鲁传》里说，张鲁采取这些办法，“民夷便乐”，说明“是大受群众欢迎”的。言下之意，不言自明。对这点，毛泽东在划去的12月7日写的批语里，说得更清楚：“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土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

结论是：“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在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上推荐《张鲁传》，并不是偶然想刻的。同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时，曾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同年11月3日在郑州同九个省市委书记谈话中，说到供给制时，毛泽东也说：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这些谈话说明，在当时，毛泽东经常想到张鲁五斗米道里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历史来启发人们认识今天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而更大胆地创造出新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