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陪审制度的最早引进是在清末修律时期。[1]1906年4月25日，《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编成，沈家本在《进呈诉讼律拟请先行试办折》中，提出建立陪审员制度的构想：
“臣等从事编辑，悉心比契，考欧美之规制，款目繁多，于中国之情形，未能尽合。谨就中国现时之程度，公同商定阐明诉讼法，分别刑事民事，探讨日久，始克告成。惟其中有为各国通例而我国亟应取法者，厥有二端。一宜设陪审员也。考周礼秋官司刺掌三刺之法。三刺曰，讯万民必万民皆以为可杀，然后施上服下服之刑。此法与孟子国人杀之[2]之旨，隐相吻合，实为陪审员之权舆。秦汉以来，不闻斯制。今东西各国行之，实与中国古法相近。诚以国家设立刑法，原欲保良善而警凶顽。然人情诪张为幻，司法者一人，知识有限，未宜周知，宜赖众人为之听察，斯真伪易明。若不肖刑官，或有贿纵曲庇、任情判断及舞文诬陷等弊，尤宜纠察其是非。拟请嗣后各省会并通商巨埠及会审公堂，应延访绅富商民人等，造具陪审员清册，遇有应行陪审案件，依本法临时分别试办。如地方僻小，尚无合格之人，准其暂缓，俟教育普被一体举行，庶裁判悉秉公理轻重，胥吏舆评自无枉纵深故之虞矣。”[3]
沈家本认为，中国西周时期已有陪审制度的思想基础。徐朝阳在《中国诉讼法溯源》一书中也认为，“陪审制度，起源甚古，周礼所载，已具规模。虽不能与近代之陪审制度比拟，然其基本观念要已相近”；“据周礼秋官小司寇云，‘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则关于陪审之一种规定”；“依余之见，三刺之效用，对于犯罪事实不明者，与罪行不称及犯罪情节可悯恕者时，而使群臣群吏及人民陪审法院，讯问犯罪人，各发表其主张，而后对比三者之意见，从最公平之主张，以定刑法之适用。故所谓三刺，即依陪审之形式而定刑法之适用之制度。换言之，实则周代陪审之名称也”。[4]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第四章第二节专门规定了“陪审员”。在民刑合一、总共260条的草案中，有关陪审员的条文共计27条，占总条文的10%强，立法者对陪审制度的重视，可见一斑。
然而，这种新制度及其承载的民主精神，遭到了中国固有的专制法律文化及其代表人物的顽固抵制，草案最终未能颁行，而专制王朝也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土崩瓦解。(www.xing528.com)
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虽然未及详订各项司法制度，但若干探索仍具积极意义，尤其以前山阴县令姚荣泽案的审判最具有代表性。为审判姚案，时任司法总长的伍廷芳曾致电孙中山：“民国方新，对于一切诉讼，应采文明办法。况此案情节极大，尤须审慎周详，以示尊重法律之意”，建议“特派精通中外法律之承审，另选通达事理、公正和平、名望素著之人为陪审员。”此案于陪审制度，虽属试行，但影响深远。[5]1927年1月，武汉国民政府公布了《新司法制度》，明确规定了参审、陪审制。凡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须有当事人所属的团体，如工会、商会，选出1人为参审员，参与事实与法律审判；凡其他法院审理的案件，亦由上述团体选出2—4人为陪审员，参与事实之审判。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公布《参审陪审条例》，对参审陪审员的资格、遴选方式、权利义务等作出详细规定。这些规定，为中国近代陪审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伐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开始出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萌芽。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罢工委员会设立了会审处作为临时审判机关，实行陪审制度，陪审员由各工会组织选派。1927年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制定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政纲（草案）》，规定法院实行陪审制度，由各界派代表参加陪审。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借鉴苏联经验，开始探索推行人民陪审员制度。1932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第一次较为详细地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明确了陪审员的地位、回避以及参加法庭审判的要求和原则。陪审员为不脱产、不领报酬的兼职工作，参加陪审工作时保留原职、原薪。陪审员参加陪审采取一案一轮换制。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边区制定了专门的陪审条例，如1940年的《晋察冀边区陪审制暂行办法》、1941年的《山东省陪审暂行办法（草案）》、1942年的《晋西北陪审暂行办法》以及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暂行条例》等。这一时期的人民陪审制度，在法律规定上更加完备，在各边区、解放区普遍推行。除了反革命案件，刑事、民事案件一般都实行陪审制，并进行了一些新的制度探索，如陪审员享有与审判员相同的权利、陪审员有一定的任职期限等。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夺取全国政权，这段时期的人民陪审制度模式并不统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