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与家庭教育投资问题

中国从1978年以来，逐渐放弃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来长期实行的经济领域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和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政策，开始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变革，国民经济中僵化而低效的计划经济成分逐渐减弱，有利于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更有活力的市场经济成分逐渐增加，并最终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发展和改革的目标。这些比较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和个人财富的增加与国家实力的增强，同时，社会迅速由比较落后的农业、半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转变，由基本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向着全面参与世界分工和合作的开放经济体制社会转变。

1978年至今，中国的社会经济以“改革、开放”为发展动力，国民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上最通用的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经济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DP）。中国1978年到2006年，GDP由3645.22亿元增加到211923亿元，增长了57倍，年均增长率达到9.3%；人均GDP由381.23元增加到16084元，增长了41倍，年均增长率为8%。从逐年增长率指标来分析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28年中GDP和人均GDP都保持了正的增长，GDP的增长率略高于人均GDP的增长率，1992年之前两者都存在着约三次较大的周期波动，1992年之后国民经济就一直保持着比较平稳的高速增长（如表2－1和图2－1所示）。经济学家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产出或收入增长率持续超过3%时，就可以视为高增长，即出现经济起飞^[1]。而中国的人均GDP在这28年中有26年的增长率高于3%，是这段时期里增长最快的国家，被许多专家称为“奇迹式增长”^[2]。

表2－1　1978年—2006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若干指标

续　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版、1998年版。

图2－1　1978年—2006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若干指标增长率(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版、1998年版相关数据计算。

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二十多年间国家出台了很多改革举措，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进步。其中最关键、影响最深刻的改革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最终目标，这一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城镇中从事个体经营劳动的劳动者只有15万人，其他劳动者都在国营和集体单位工作，当时还不存在私营工商企业和外国投资企业。1988年城镇个体劳动者增加到659万人，在外资单位工作的人数已有30万人左右。之后，私营、个体和外资企业数量和规模继续快速发展，城镇人口在这些单位就业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到2005年全国共注册外资企业26万户，私营企业已建立了12万多家；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人数有1245万人，在私营企业工作的人数为3458万人，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有2778万人，分别占城镇总就业人口（27331万人）的4.6%、12.7%和10.2%^[3]。由此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在中国不断得到迅速发展。其次，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越来越具有开放性，逐步摆脱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状态，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已经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较大影响。标志着开放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数据——全国的进出口总额显示，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只有355亿元，其后二十多年持续高速增长，到2006年已达到14万亿元以上，增长了396倍。再次，经济不断高速增长和社会、科技、文化的进步推动了我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经济结构由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向着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经济的方向演变。1978年中国的第一产业（农业）在国家经济总量中占有28.2%的份额，现代经济发展产物和标志的第三产业（社会服务业）只占23.9%；而到2006年，第一产业在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已下降到11.7%，而第三产业则上升到39.4%（上述数据见表2－1）。最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带来国家财富的增加和国家对社会各项事业投入能力的增强，表现为1978年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大幅度增长，1978年—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保持了年均17.6%的增长速度，国家财政支出保持着年均15.5%的增长速度（见图2－1）。同时，政府财政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如科学、教育、文化、医疗）的投入也在不断增长，这就促进了这些相关部门和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家财政对文、教、卫事业投入情况的变化。从文、教、卫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指标来看，从1978年至1994年这一比例逐年增长，从9.95%上升到最高的24.5%；但自1995年以后这一比例就在20%左右波动，甚至出现缓慢降低的现象（见表2－1）。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是：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受国家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被渗透进越来越多的市场化成分，这些公共事业的开支从原来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转变为更多依靠消费者的个人缴费，这样国家财政的支出比例就可以在这些部门维持原水平或略有下降；或者国家决策部门认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经费开支比例、发展状况已经达到最大抑或最合适水平，只需要维持原水平的开支，不需要继续扩大了。从实际情况来看，第一种情形可能更符合事实本身。当然，还需要更多证据和相关研究来证明。

如上所述，中国近30年的发展和改革使国家整体实力、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产生活方式等社会各个方面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所采取的种种剧烈变革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与深层矛盾，并不断被激化。这些问题和矛盾将会对中国今后发展演进的路径与方向产生重要影响。这些问题和矛盾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1）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倾向。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经济结构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存在的历史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了“以农补工”的工业化政策，试图以牺牲农业的利益来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金、资源，造成了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由于农村率先进行了土地承包和鼓励农民多种经营的改革，城乡差距有所缩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由1978年的2.57∶1缩小到1985年的1.8∶1；但1985年之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不断被拉大（如图2－2所示），199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达到2.46∶1，2006年达到3.3∶1。（2）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在继续扩大。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实行的发展战略是均衡发展，原来比较落后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差距有所缩小。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率先发展东部地区，给予东部地区多种优惠政策，再加上东部地区原本具有的区位、人才和资金优势，使得东部地区发展速度迅猛，拉大了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东北地区由于经济结构存在缺陷（重工业和基础工业比例过大），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以表示经济总量的GDP指标为例，1978年东部地区占全国的比例为46.57%，1988年为50.28%，2006年为55.66%；中部地区1978年占全国的比例为21.98%，1988年为20.58%，2006年降为18.7%；东北地区也是下降较大的地区，从1978年占全国的13.96%，到2006年只占全国的8.53%；而西部地区一直徘徊在占全国17%～18%的比例上（如图2－3所示）。同时，中国经济社会不但大区域之间存在差距，而且大区域内部、省市区内部的发展差距也在拉大。有经济学家就认为，西方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内部的差异那么大、不平衡那么显著^[4]。而且，这种地区之间存在着的并不断被拉大的差距使得不发达地区的人才、资金、资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地区，产生的“马太效应”可能使地区差距难以缩小，反而可能持续加大。（3）个人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被拉大。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初期，收入分配方面确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在实际运作中，效率优先原则得到较好的体现，市场竞争中能力强、资源占有多的人其收入增加得更快，这部分人确实先富了起来，但是更多的人虽然收入也有所增加，但与前者的收入差距却在迅速扩大。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以失业无业人员、老弱病残为代表的低收入人群、困难人群，他们收入更低，有些人甚至连基本生活也难以维持。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二十余年里，不同社会阶层贫富分化更趋扩大，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以城镇居民的收入为例，1988年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户的1.92倍，1997年扩大为4.19倍，2001年扩大为5.37倍，而到了2006年两者的倍数为9倍（如图2－4所示）。

图2－2　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异：1978年，1987年，1997年和2006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8年版、1998年版、2007年版相关数据计算。

图2－3　中国不同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1982年，1988年，1997年和2006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版、1989年版、1998年版、2007年版相关数据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