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鄂军都督府“谋略处”是辛亥革命研究关注度较高的问题，因为它涉及辛亥革命所建立的首义政权鄂军都督府最初几天权力核心的结构与运作，关系到鄂军都督府最初的面貌及其性质。民国以降辛亥革命史、民国史著作，基本上都肯定“谋略处”的存在并有其活动的记述。但在20世纪80年代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出版后，有研究者以实录馆档案文献记述为主要依据，对“谋略处”的存在问题提出了否定的意见。笔者近年参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发现“谋略处”问题无法回避，仍然不便肯定或否定，就倾向而言，似乎更觉得不宜轻易予以否定。在并未发现新史料的情况下，笔者重新检阅旧籍，试图对“谋略处”问题再作考辨，以期获致新的认识。
民国以降辛亥革命史、民国史著作，代表性的有以下种类：诸如40年代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1945年），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1947年），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1948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1952年），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1957年），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1958年）等；专业学者主编著作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1980－1981年），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81年），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一编）（1981－1982年），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1985年）等。在上述著作中，都有有关“谋略处”的记述，记述内容大同小异，其中又以张难先著《湖北革命知之录》与贺觉非、冯天瑜合著《辛亥武昌首义史》最为翔实。综合各家记述，有关“谋略处”的要点为：（一）“谋略处”是在10月11日黎元洪被推为都督但不肯视事的情况下由蔡济民提议成立的；（二）“谋略处”以蔡济民为首，包括了蔡济民、吴醒汉、邓玉麟、高尚志、张廷辅、徐达明、陈宏诰、谢石钦、王文锦、蔡大辅、李作栋、黄元吉、王宪章、胡瑛、杨开甲、吴兆麟等人（据《辛亥武昌首义史》），其中以革命党人为主体；（三）最初几天（约在10月11日至10月17日间），大事皆决于“谋略处”。上述即为民国以来有关“谋略处”的主流的说法。2006年，冯天瑜修订再版与贺觉非合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有关“谋略处”的章节未作修订。
“谋略处”否定说源于20世纪80年代，其史料基础是同年代出版的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湖北革命实录馆，是经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于1912年6月16日批准随即设立的，任务是搜集保护并编纂湖北革命史实。20世纪80年代所出版的这批实录馆档案文献，是在1912年8月至1913年8月这一年间陆续写成交付的，撰述者都是亲身参加辛亥革命的人士。虽说这批文献也属回忆性文字，但亲历、时间近的特点以及官方征集背景，使得这批文献的权威性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否定说的作者第一时间研究了这些文献，其中还有人参加了这批文献的编辑工作。1987年，否定说的代表作面世，一是张海鹏《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1]，一是吴剑杰《谋略处考》[2]。二文写作的路径不同，征引史料的详略不同，但二文借以立论的主要依据相同，即洋洋百万言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没有有关“谋略处”的直接记述，二文的基本结论相同，即“谋略处”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人们所称道的“谋略处”是参谋部的误记。
否定说考察细致，论证严密，除立论的主要依据外，还提出了其他依据。尽管如此，否定说也似有不可圆说处及忽略的地方，这些也是本文认为“谋略处”不宜轻易予以否定的原因。
第一，否定“谋略处”的存在无法填补鄂军都督府最初几天事实上存在的权力空白。如众周知，10月11日黎元洪被拥至谘议局并被推为都督后，一方面因为黎元洪主观上不肯就职，另一方面也因为革命事关重大，革命党人不放心，最初几天黎元洪并未发挥权力核心的作用。胡鄂公在《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中记述他11日傍晚见黎元洪的情况，即云“与之谈国内革命形势，应于武汉三镇防守略事布置后，即派兵直捣北京，彼不语。与之谈武汉战守之策，应即日派兵将武胜关、田家镇占领，彼亦不言”[3]。黄中垲《辛壬闻见录》记述汤化龙等人策划《军政府组织条例》，以建立都督府权力核心，起因即都督府“凌乱无纪”，几次入谒都督，“始知黎公之为都督，傀儡而已，一切大权操之党人手中”[4]。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天。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黎元洪态度的转变，方逐步有所改变。黎都督开始成为都督府权力核心，应以16日《军政府组织条例》颁布施行及17日黎都督祭天大典举行为标志。这也就表明，在11日至17日间，都督府事实上存在一段不以都督为核心的权力期，如果否定“谋略处”的存在，那么是何人、何组织在发挥权力核心的作用呢？(www.xing528.com)
第二，参谋部似不能与“谋略处”混而为一。按“谋略处”否定说的意见，“谋略处”是参谋部的误记，在都督府成立的最初几天，是参谋部而不是“谋略处”行使了都督府军政中枢的作用。其主要依据是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的两则记述，一是“旧历壬子［辛亥］年八月十九日，革命军起，攻破督署，占领武昌。以黄帝纪元组织鄂军政府，成立军令部与参谋部两机关。于时规模草创，条理纷然，军民大政，参谋部主持最多”[5]。一是“是时，共和初建，政务丛集，凡招兵、筹饷、内政、外交以及军政、军制、军情，俱属之参谋部”[6]。仅就这两则记述，似乎并不能肯定参谋部之中枢作用。与参谋部同时成立的还有军令部，抑或“主持最多”，亦非中枢。况且11日即开始筹组的部门，有确凿史料记载的，并不只这两个。向
谟10月11日午后四、五点钟手订总司令部（亦即都督府）附设官制，称部者，除参谋部外，还有书记部、军需部、交通部，他所组织的军需部当天即开始清点接受藩库存银[7]。胡鄂公在《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中说，他在11日傍晚见黎元洪时，还见了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军务部在谘议局大楼之西头，“适与黎公所居之办公室遥相对，所有办事人员，均相处一室”[8]。第二则史料引自《周之翰革命事略》，作者佚名，在一份个人事略中说“招兵、筹饷、内政、外交以及军政、军制、军情，俱属之参谋部”，似有为个人邀功之嫌，不足以作为确定参谋部中枢作用的依据。此外，在实录馆档案文献中，有一份题为《都督府参谋部沿革及事实》的文献，文中只记“部长一人杨开甲，副长一人张景良”，而无参谋部权属、职责的记述[9]。查杨开甲、张景良二人，起义前分别为湖北新军第三十标、二十九标标统。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以知识、地位、号召力为考量，举荐黎元洪、杨开甲、张景良之类旧军人出任都督、部长，是可以理解的，而认定以两位旧军人领衔的部门，在都督府成立的最初几天，一度成为都督府的权力核心，则是不可理解的。按部长的军人身份，认定参谋部为军事行政部门是适宜的，似不宜与“谋略处”混而为一。
第三，过于强调文献记载是对鄂军都督府建立之初非常状态的忽视。鄂军都督府是在一夕炮火中诞生的革命政权，披着战火的余烟走进谘议局的革命党人，尽管起义前也有周密的计划，但起义前夕“彭刘杨”等革命志士的被捕、被杀，起义之事发仓促，以及起义成功之日刘公、孙武、蒋翊武等重要领导人的或避或伤或逃，使得他们不可能按预案行事。事实上，至今也未有发现武昌起义有所谓文本的预案。所以10月11日这天，他们首先想到并付诸行动的，是请黎元洪、汤化龙等军人、绅士来帮忙。推举都督的程序，也不过是有人提议，有人附和，而不管当事人是否愿意，即获通过。至于机构创设，委官派职，则只能是众议纷纭，各行各事。重要的是，大敌当前，政权初立，军务行政，百端待理，事情只能先做了再说，而不会有人考虑先发个什么公文或做个什么文字记录以备查考的。辛亥志士、亲身参加了鄂军都督府初期工作的胡祖舜，在撰述武昌革命史事时，特别指出“军政府创始之组织，殊难稽考”。其原因是，“当其时也，军事初兴，众议纷纭。一制度也，时兴时废；一职任也，或甲或乙。即军队建制，亦复破坏，一若群龙无首。然者此为一时无可逃避之现象。故当日都督以下之职任，多由三、五人之主张，或凭个人之热心与兴趣以执役”。他还举自己为例，“以余言，时而任秘书之事，时而助李作栋任交通之事，时而编辑新闻，发送中外报馆，并非受何人委派者”[10]。鄂军都督府建立之初的这种“无可逃避之现象”，或曰非常状态，是在研究其最初的机构与人事时必须特别重视的。没有在实录馆档案文献（实际上是回忆文字）中看到有关“谋略处”的直接记述，不足以否定“谋略处”的存在。
第四，早期文献关于“谋略处”的记述不可不予应有的重视。有关“谋略处”记述的文字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之著述类，如前列从张难先到贺觉非、冯天瑜之著作，其中相关文字只反映著者或学界之认识，不能作研究依据的。二是晚期的回忆文字，大致以40年代为界，40年代以后，相去当年已远，亲历者所剩寥寥，纪念日来临，硕果仅存者以述说当年为荣，这不能不使这些文字只具有教化功能，而不具研究价值（本文不涉及对这类文字的考查）。三是这里说的早期文献，即民国初年至30年代亲历者的忆述。有关“谋略处”记述的，只有三篇，一是查光佛《武汉阳秋》（1914年），二是居正《辛亥札记》（1929年），三是吴醒汉《武昌起义三日记》（1930年）。这三篇文字是“谋略处”说的本源。“谋略处”否定说把上述三类文字混在一起讨论，未给予早期文献应有的重视，认定其有关“谋略处”的记述为“误植”“误记”，似不免简单化处理之嫌。尽管如此，本文对“谋略处”的考辨也拟放弃由本源说起，记述了“谋略处”的史料针对没有记述“谋略处”的史料，只能是各说各话。要考辨“谋略处”，由没有直接记述的文献入题，或许是条捷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