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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略处存在且人数超过十余人,与实录馆档案文献相关

时间:2023-08-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实录馆档案文献无有关“谋略处”的直接记述,不能据以轻易否定“谋略处”的存在。而要考辨“谋略处”,又非重视实录馆档案文献这类史料不可。并且,“谋略”还不只他们三人,而是不下十余人。除了没有辞让都督的记述,“谋略”有人的要义与前述三则是一致的,只是“谋略”的表述换为“筹画进行方略”,或“计划种种进行方法”。

谋略处存在且人数超过十余人,与实录馆档案文献相关

实录馆档案文献无有关“谋略处”的直接记述,不能据以轻易否定“谋略处”的存在。而要考辨“谋略处”,又非重视实录馆档案文献这类史料不可。截至目前,一直未有发现记录、反映辛亥武昌首义最初几天史事的官方文件性质的史料。譬如所谓武昌起义的命令,也恐系事后演绎成文。这是符合这场革命爆发的秘密性、突发性与仓促性的实际的。能大致厘清最初几天史事的基本史料,首推还是实录馆档案文献,再有就是向谟、胡鄂公、黄中垲等人实录性质的个人记述。

为考辨“谋略处”,笔者重新检阅上述旧籍,获致一个新的颇为奇特的认识:这些文献中确实没有有关“谋略处”的直接记述,而这些文献又似乎在述说“谋略”有人——如果你带着“谋略处”问题来阅读这些史料的话。

先看实录馆档案文献有关记述。在实录馆档案文献中,有大量首义人物事略。这些人物事略,撰述者或本人,或团体,或传主所在团体、组织、部门之同志。这些人物事略撰述于1912年8月至1913年8月间,撰述者都是武昌首义的亲历者,去时未远,轰轰烈烈首义之日的人与事,给撰述者以不可磨灭的记忆,因此,首义最初几天的活动,在这些事略中最为详细。把这些事略浏览下来,发现最初几天到谘议局即都督府活动的人物,都是较重要并有影响的首义人物;这些人物在其本人或别人的事略中,会被列名;这些事略撰述者不同,而对首义最初几天活动的记述方式却相似。

试看几位革命党领导人的有关记述:

1.邓玉麟:《邓玉麟革命小史》

二十日布告安民。诸代表举君[11]为鄂省都督。君言素无声望,各省不能响应,湖北全省,草木皆兵,不能成功。君至[执]意不允。君以黎宋卿夙著威望,娴海、陆战术,将兵久得兵心,与众代表议举黎公为都督,觅于楚望台。以谘议局为都督府。适清管带郜翔宸、三十标旗兵二百余人攻谘议局,黎公遁。君与张振武等作散队力守,蔡济民觅黎公。郜虑中伏,不敢逼,旋退。适陆军中学生全体七百余人来援,势乃厚。于是,派学生守藩库、官钱局,秋毫无犯,纪律森严。毁模范监狱,出胡瑛、张廷辅、牟鸿勋等。君偕张振武、刘公、李春萱、蔡济民、马骥云、吴兆麟、高尚志、王忠烈、胡捷三、苏成章、李华模等,至都督府办理一切,……成立军令部,以杜锡钧任部长;……二十五日,因军务繁剧,成立参谋部,杨开甲任之;民政部,汤化龙任之;军务部,孙武任之,武受伤未愈,张振武、蔡绍忠为副部长代任之。君、蒋翊武、蔡济民、高尚志、徐达明等誓不就职,以监视各部。二十六日,嗣以四部鼎立,恐稽查不周,以蒋翊武为都督府顾问,蔡济民、高尚志、徐达明任参谋部参议,君与聂豫、李翊东、刘度成任军务部参议[12]

2.民史氏:《张振武之革命战史》

二十日晨刻,布告安民,城内平静如故。代表蔡鹏来、朱次璋、李华模、刘长庚、胡捷三、王忠烈各同志以君胆识过人,欲推为武、汉总代表,君力辞不受,并谓黎君宋卿得军心,可与共图大事,特与蔡济民率同志,请黎出,举为正司令,君副之,以谘议局为事务所。

……盖君之所以始终推举黎公者,实以黎公在鄂有年,治军严明,且有大度,又娴海上战术,于军中求通海陆兵略者,非黎公莫属,故极力推戴之,而自任总参谋。调朱次章[璋]至所,保护黎公,杀汉奸数人以示警戒,军心大定。乃派学生军保守藩署及官钱、铜币各局,约刘公、胡瑛、李作栋、蔡济民、邓玉麟、吴兆麟、高尚志、苏成章、李华模、刘长庚、胡捷三、王忠烈、王安兰[澜]、邝汉卿、牟鸿勋、张越、欧阳日茂、王国栋诸君,至事务所办事[13]

3.共进会:《刘君公事略》

议以谘议局作都督府,同志中多举君为临时都督。君坚辞不就。以黎君元洪在鄂有年,声望素著,力劝之就都督职。君则率邓炳三、蔡济民、谢石钦、张振武、梅宝玑及军界诸同志等,隐为运筹帷幄之计[14]

邓玉麟、张振武、刘公是武昌首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刘公在起义前曾被预推为湖北都督。三人事略撰述者不同,详略不同,基本点却惊人一致:(一)他们因身份、地位相当,都曾被提名为都督,都力辞而推黎元洪;(二)各人以各自的影响力或“偕”、或“约”、或“率”诸同志至都督府,或“办理一切”、或“办事”、或“隐为运筹帷幄之计”。邓玉麟是“偕张振武、刘公、李春萱、蔡济民、马骥云、吴兆麟、高尚志、王忠烈、胡捷三、苏成章、李华模等,至都督府办理一切”,张振武是“约刘公、胡瑛、李作栋、蔡济民、邓玉麟、吴兆麟、高尚志、苏成章、李华模、刘长庚、胡捷三、王忠烈、王安兰[澜]、邝汉卿、牟鸿勋、张越、欧阳日茂、王国栋诸君,至事务所办事”,而刘公“则率邓炳三、蔡济民、谢石钦、张振武、梅宝玑及军界诸同志等,隐为运筹帷幄之计”。“隐为运筹帷幄之计”语意非常明白,应该说就是“谋略”;“办理一切”或“办事”因为是发生在都督府,应该也去“谋略”不远。这两点合起来可以表述为,在都督府成立之初,邓玉麟、张振武、刘公都力辞都督而推黎元洪,他们自己则与诸同志在都督府“谋略”。并且,“谋略”还不只他们三人,而是不下十余人。

在两位地位稍低的党人的事略中,“谋略”有人的说法可以得到印证:

1.佚名:《陈君宏诰革命事略》

翌辰[晨],与诸同志咸集谘议局,会议一切。君以人心惶惑,不可无主,以资震慑。倡言亟宜推举都督,并言宜速组建各部,以辅进行。维时,义声始播,人心不知所归,黎公初履都督任,党中事诸不悉,各团体干员负重伤,及被逮不曾释者参半,民心未固,应事乏人,种种危机,不可枚举。赖君与陈磊、苏成章、蔡汉卿、潘公复诸君筹画进行方略,并组织都督府内部各机关,由是规模大振,人心为之少定。当是时,府内庶务殷繁,君除指挥支配外,犹复躬亲细事,数日夜不遑假寐,无倦容,亦无废事也。其精力有过人者,尤具有胆识[15]

2.胡捷三:《胡捷三事略》

斯时,大员推倒,鄂垣内无复伪清势力,即与诸同志计划种种进行方法,并组织重要各机关。事权统一,即充军需部副长。事务纷繁,千头万绪,昼不遑食、夜不遑寝者数日[16]

除了没有辞让都督的记述,“谋略”有人的要义与前述三则是一致的,只是“谋略”的表述换为“筹画进行方略”,或“计划种种进行方法”。

实录馆档案文献中,还有一份署名何锡蕃的《湖北起义战守实录》。何锡蕃是一名旧军人出身的都督府领导人,起义前是新军第二十九标第一营管带,起义后任民军第二协统领,并一度出任汉口前敌总指挥。这份实录实际是何个人事略,或曰其“起义战守事绩”。在这份由何锡蕃委派属下徐国瑞编录而经何本人“复核无异”的文献中,何的记述方式与上述事略也是相同的,何把至谘议局办事者居然列名两次,这无非说明这些办事者对于最初几天的都督府至关重要,从而在其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黎明,布告安民,市面安静如故。锡蕃邀姜明经、徐国瑞赴谘议局,与蔡济民等商筹进行,欲成大事,必须举一素有声望之人,方可号召天下。蔡济民曰:“黎公宋卿在鄂省有年,治军严明,谋勇深沉,素娴韬略,可与共图义举。”诸同志皆鼓掌赞成。遂请黎公出,推为总司令,以谘议局为事务所。……至所中办事则有锡蕃、汤化龙、饶汉祥、蔡济民、吴醒汉、徐达明、黄元吉、吴兆麟、邓玉麟、张振武、朱次璋等十数人。黎公曰:“兵无粮草则乱,民无主宰则慌,事无专任则歧。”汤化龙任筹饷,饶汉祥任安民,锡蕃、蔡济民等任组织各机关。……

惟时所中办事者则有刘公、胡瑛、李作栋、蔡济民、邓玉麟、吴醒汉、吴兆麟、徐达明、陈纬、张济安、张振武、肖鸿升、马祖全、朱次章[璋]、朱树烈、王安澜、张羽、齐聘侯、杜学赟诸君[17]

除实录馆档案文献外,在一些实录性质的个人记述中,也可以看到“谋略”有人。试以向谟、胡鄂公、黄中垲等人记述为证:(www.xing528.com)

1.向谟:《治国日记》

二十日……午后偕同学等在谘议局院内齐集休息。谟同傅李二人至局内,与汤议长绳武、胡议员子笏、李君玉山、蔡同学国桢等会议我军进行策略。谟当案提议记笔录于纸上者约共九条于左:一、速行公举总司令长;二、速筹饷需;三、速传贴起义檄告,速刊刻总司令印玺;四、当札委各营将佐并提升各营有功兵士,以便勤心督队而免涣怠;五、分派各营分守省城各地,以专责成;六、谋联络外省及进攻敌人之方略;七、急筹防守汉阳汉口法;八、禁止妨害外人及扰乱民商;九、议改谘议局为总司令部官常驻地。当时众人解决以上各条情形于左:谟拟举汤化龙议长为总司令官,汤推不明军旅之学,众遂要挟黎协戎元洪为总司令官,汤与议员均为协司令,胡君子笏允诺筹饷事,谓已向高君松如借款五万,乃偕众人及黎协戎等同推举谟为军需总理官,习收支饷需事,陈君捷三出拟黎协戎起义韵文,黎君不允,众人强之。四、五以下各条皆认可竭力施行[18]

2.胡鄂公:《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

(八月二十日)予与高炳章至都督府前时,即并骑入辕门。……予弃马与高

三份记述的史料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向、胡、黄三人不仅是都督府创立的见证人,还是参与者。向、胡的记述为日记体,向在1911年11月20日遇害,其日记记到遇害前一日,黄的记述写于1927年,这些可反映记述的史料价值。由向谟的记述,可知他是参与“谋略”的,所谓“与汤议长绳武、胡议员子笏、李君玉山、蔡同学国桢等会议我军进行策略”;胡鄂公是外来的革命党,11日当晚,他在都督府见到了吴兆麟、张振武、李作栋、蔡济民、徐达明、吴醒汉等忙进忙出;而黄中垲,则是与谘议局绅士汤化龙、胡瑞霖及舒礼鉴几进都督府,始知“党中学生如耿丹、高固群、甘绩熙等”,将一切大权操之手中。这些记述,亦不失为“谋略”有人之依据。

综上所引,在这些没有“谋略处”名义或字眼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在都督府成立的最初几天,确实有人在“谋略”。而把所引文献中办事或“谋略”的人名提取并加以综合,将获致更加意想不到的认识。

邓玉麟:《邓玉麟革命小史》列名人物:邓玉麟、张振武、刘公、李春萱(作栋)、蔡济民、马骥云、吴兆麟、高尚志、王忠烈、胡捷三、苏成章、李华模;别,当上楼时,楼上数人下楼相迓,盖吴兆麟、张振武、李作栋也。予与吴、张、李诸人彼此不相识,然吴、张、李等于予至为殷勤,延予于都督黎公处。……

未几,适予到都督府谒见黎公。兆麟、振武以黎公被举为都督后,始终无一言,乃假予以破其岑寂。而予不知也。迨兆麟偕蔡济民、徐达明、吴醒汉等巡视各城门。予乃到军务部与振武等作长谈。九时许,清军管带郜翔宸率兵二百攻都督府。李作栋等偕黎公避于蛇山后麓。振武、马荣指挥卫队士兵与郜翔宸战,却之。及黎公、兆麟等先后返都督府,已夜深十时有半矣。此予今日下午六时半到都督府后所见所闻之情形也[19]

3.黄中垲:《辛壬闻见录》

(二十二日)即约汤(化龙)、胡(瑞霖)及舒礼鉴同赴谘议局(即当时之都督府)谒黎。……

二十三日晨起仍约汤、胡、舒三人入谒都督,出昨书三事呈之,黎阅之,极以为是,乃以授旁侍书记某。与言他事,但拱手唯唯,坚请诸公出襄民治,余无他语。予等退去,以为所陈三事必可次第见诸实行。党中学生如耿丹、高固群、甘绩熙等皆时来谒谈,始知黎公之为都督,傀儡而已,一切大权操之党人手中[20]

民史氏:《张振武之革命战史》:张振武、刘公、胡瑛、李作栋、蔡济民、邓玉麟、吴兆麟、高尚志、苏成章、李华模、刘长庚、胡捷三、王忠烈、王安兰[澜]、邝汉卿、牟鸿勋、张越、欧阳日茂、王国栋;

共进会:《刘君公事略》:刘公、邓炳三(玉麟)、蔡济民、谢石钦、张振武、梅宝玑;

佚名:《陈君宏诰革命事略》:陈宏诰、陈磊、苏成章、蔡汉卿、潘公复;

胡捷三:《胡捷三事略》:胡捷三;

何锡蕃:《湖北起义战守实录》:何锡蕃、汤化龙、饶汉祥、蔡济民、吴醒汉、徐达明、黄元吉、吴兆麟、邓玉麟、张振武、朱次璋、刘公、胡瑛、李作栋、陈纬、张济安、肖鸿升、马祖全、朱树烈、王安澜、张羽、齐聘侯、杜学赟;

谟:《治国日记》:向谟、傅、李、汤绳武(化龙)、胡子笏(瑞麟)、李玉山、蔡国桢(济民);

胡鄂公:《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吴兆麟、张振武、李作栋、蔡济民、徐达明、吴醒汉;

黄中垲:《辛壬闻见录》:耿丹、高固群、甘绩熙。

综合上述名单,被列名的人物共有47人,其中两份以上文献列名的人物有16人。而透过这16人,可以传达三点信息:(一)这16人包括了革命党人、旧军人与谘议局绅士,其中以党人为主体。他们是党人蔡济民、张振武、刘公、邓玉麟、李作栋、苏成章、胡捷三、胡瑛、吴醒汉、徐达明、高尚志、王忠烈、李华模(按列名多少为序),计13人;旧军人吴兆麟、王安澜;谘议局头面人物汤化龙。(二)这16人中有8人与前引《辛亥武昌首义史》所记16人的“谋略处”成员相同,他们是蔡济民、邓玉麟、李作栋、胡瑛、吴醒汉、徐达明、高尚志、吴兆麟;有5人与查光佛《武汉阳秋》所记10人的“谋略处”成员相同[21],他们是蔡济民、邓玉麟、吴醒汉、徐达明、高尚志;有9人与吴醒汉《武昌起义三日记》所记17人的“谋略处”成员相同[22],他们是蔡济民、邓玉麟、李作栋、胡瑛、吴醒汉、徐达明、高尚志、吴兆麟、王安澜。(三)这16人中以蔡济民被提及最多,有六份文献列名。这是否也传达了“谋略”以蔡济民为首的信息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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