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玻璃器-丝绸之路与贸易成果

“丝绸之路”是由汉武帝(公元前2世纪末)开辟的横贯亚洲腹地的商路，以都城长安为起点，向西方伸延，一直通到地中海东岸的安都奥克，全长达7000千米以上。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并不是单方面的，在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输往西方的同时，中国也从西方输入毛织品、香料、宝石、金银器和玻璃器等等。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玻璃贸易空前繁荣。

隋唐时期，中国已经能够生产质量较高的玻璃器，但来自西亚的精美玻璃器，仍是达官贵人争相追求的珍宝。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记载了唐代宗为了一个大玻璃盘而郁郁不乐的故事，充分反映出进口的玻璃器在唐代的价值。路嗣恭是唐代宗时期的岭南节度使。当时，广州已是唐代海路交通的重要商埠，商贾云集。路嗣恭平定广州后，贡献给唐代宗一个玻璃盘，直径九寸(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7厘米)。代宗以为这么大的玻璃盘是天下至宝了。不久，宰相元载被代宗派人抄家，抄出一个直径达一尺的玻璃盘。这个玻璃盘也是路嗣恭平定岭南后送给元载的。代宗发现路嗣恭并没有把最大的玻璃盘贡献给自己，而是献给了宰相，非常不高兴。一年以后，代宗与江西判官李泌谈起此事，仍然耿耿于怀，妒恨之情跃于纸上。路嗣恭在广州得到的玻璃盘，应该是通过海上贸易，从地中海东岸运来的西方玻璃。正因为这种玻璃盘在中国很难得到，所以唐代宗“以为至宝”。

由于进口的玻璃器造型新奇，装饰华丽，没有人知道西方玻璃制造的详细工艺，所以隋唐时期的人们认为西方玻璃不仅非常珍贵，而且非常神秘。唐初著名学者颜师古在校注《汉书·西域传》时，对西方玻璃发表了一番议论。他说《魏略》一书讲的大秦国出产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等10种玻璃，都是用天然材料制成的，玻璃的色彩和润泽程度都超过一般的玉石。他还说，现在普通流行的玻璃，都是把石头熔化了，再加上各种药物烧铸而成的，这种玻璃非常娇脆，不耐用，实际上不是真的玻璃。颜师古对西方玻璃的误解，代表了唐代一般人的看法，即西方玻璃是用天然宝石制成的，所以特别珍贵。

唐柳宗元《河东记》记载，唐贞元中，扬州突然出现一个杂耍乞丐，自称姓胡，名媚儿，从怀中取出一个玻璃瓶子，体积大约能装半升。玻璃瓶非常透明，瓶口像苇管一样细。胡媚儿说：“如果施舍品能装满这个玻璃瓶，我就心满意足了。”有人给了他一枚百文的铜钱，放进瓶子里，就变得像小米那样小。有人又给了他千钱、万钱、十万、二十万的铜钱，放进瓶里也都变成小米大小。后来又把马和骡子放进瓶内，马和骡子就变得像苍蝇那么小，在瓶内活动自如。不久，一位官员押送几十辆车从这里经过，官员停下车观看，问胡媚儿能否让这几十辆车都进入瓶中?胡媚儿将瓶口微侧，命令人和车马队伍很有秩序地进入瓶子，渐渐看不见了，胡媚儿也立即跳入瓶中。官员急忙打破玻璃瓶，希望能找到他的车队，但一无所获。一个多月以后，有人在清河以北见到胡媚儿正率领车队向东平而去。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胡媚儿，很可能是从西域来的外国人，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的玻璃器在唐代被渲染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西方玻璃的神秘，使人们觉得它肯定具有某种神力，因此唐五代时人们也用玻璃器进行占卜，推断祸福。《旧五代史》记载，后唐末帝李从珂要选择一名官员做他的宰相，他将一些官员的姓名写在纸条上，放到一个玻璃瓶里。夜里焚香祭天之后，用筷子挟出一个纸条，上面写的是卢文纪，末帝就欣然任命卢文纪为宰相。

(一)萨珊玻璃器

伊朗高原萨珊王朝(226—651)时期的玻璃制品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就经由丝绸之路输入中国。隋朝及唐朝都与萨珊王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中国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些萨珊王朝晚期的玻璃制品。

1.陕西西安东郊隋舍利墓刻花玻璃瓶

西安东郊隋文帝开皇九年(589)舍利墓出土1件玻璃瓶，高8.6厘米。绿色，透明度好，无模吹制而成。口沿略外展，细直颈，颈下有圆形的折棱托，托下为球形器体，下有圈足。器腹肩部饰凸起的倒置等腰三角形4个，相互对称。球腹还有顶面下凹的凸起圆形饰4个，直径2.5厘米，高出外壁3～5毫米，圆饰面呈凹球面。由圆形饰向内正视，里面有4个小圆珠。器腹上凸起的圆形饰是萨珊玻璃器上常见的装饰，萨珊玻璃器中有许多相同的器物。底部圈足也是由这样的一个圆形饰代替，只是稍大于腹部的圆形饰，直径为3厘米，厚1厘米。瓶的肩部有4个突起的三角形装饰，高出外壁3～5毫米，三角形装饰的面上，有2个椭圆形凹槽。这个玻璃瓶的装饰方法与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瓶一样，都是冷加工琢磨出来的纹饰。原玻璃瓶的瓶壁很厚，超过1厘米，经过打磨，将瓶壁磨薄，纹饰部分就高出瓶壁，形成高浮雕的效果。

另外，该舍利墓还出土了一些玻璃器物，与一般隋代国产玻璃不同。该墓出土玻璃彩珠10颗，其中5颗是绿色，球体内有红色彩带数道，中穿小孔;另5颗为黑色，球体内有黄色彩条数道。另外还发现一套棋子，共26个，其中13个是玻璃棋子，绿色透明，类圆锥体。其中12个玻璃棋子尺寸相同，都是底径2.6厘米，高2.7厘米;1个玻璃棋子较矮，底径2.6厘米，高1.6厘米。另外13个棋子是玛瑙制成的，也是12个高，1个矮。这套棋子与中国隋唐时期的围棋子不同，可能是来自西亚或中亚的一种游戏用具。

2.陕西西安新机场隋墓磨花玻璃盘

西安西北咸阳原上新机场隋墓中出土了一件黄色磨花玻璃盘，口径为10.8厘米，高3厘米。腹部和底部有圆形磨饰，与日本正仓院藏的磨花玻璃碗一样，都是最典型的萨珊玻璃的装饰手法。

3.河南洛阳关林118号唐墓细颈玻璃瓶

该玻璃瓶高11厘米，最大腹径11.5厘米。细颈，球腹，微凹底。翠绿色，透明，外附较厚金黄色风化层。造型比较简单，无纹饰，系无模自由吹制成形。这种细颈瓶是叙利亚海岸罗马后期和伊斯兰初期的普通的香水瓶。伊朗高原吉兰州3～7世纪的萨珊玻璃器中多有发现。《波斯玻璃》一书中选载的一件细颈玻璃瓶和洛阳关林唐墓细颈玻璃瓶几乎一模一样。关林细颈玻璃瓶属于钠钙玻璃，镁和钾含量较高，与萨珊玻璃的成分更为接近。因此这件细颈玻璃瓶可能是萨珊玻璃。河南洛阳附近的墓葬中也出土过相同器型的玻璃瓶，现存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经检验也是钠钙玻璃。该玻璃瓶可能与关林唐墓的细颈瓶一样，都来源于7世纪的伊朗高原。

4.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环纹玻璃杯

西安何家村8世纪前后的窖藏中出土了一件凸圈纹玻璃杯，高9.7厘米，口径14.1厘米，底径10.3厘米。侈口，口沿外翻卷成圆唇，口沿下有一条阳弦纹，腹部有8组三环纹，平底。无色透明，稍泛黄绿色。

敦煌莫高窟隋代和唐代壁画上有80余件玻璃器的画面，其中大部分是玻璃碗、盘。其中15件碗、钵上画有圈点纹，这些画有圈点纹的玻璃器很可能是表现从伊朗高原输入中国的带圆形磨饰或环纹的玻璃器。

(二)伊斯兰玻璃器

伊斯兰阿拉伯于7世纪兴起，很快占领地中海东岸和伊朗高原两个玻璃中心。伊斯兰玻璃在工艺和器型上直接继承了罗马和萨珊玻璃传统。由于阿拉伯帝国地域广阔，其玻璃多种多样，到9世纪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中国出土的唐代玻璃器皿中有一些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早期伊斯兰玻璃。

1.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

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了完整无损的和虽然破碎，但能够修复的玻璃器皿20件。这批玻璃器中除了一套茶托子是典型的中国器型外，其余的都是伊斯兰玻璃器。根据不同的装饰工艺，这批玻璃器可分为5类。

(1)贴花盘口瓶1件，高21厘米，腹径16厘米。盘口，细颈，鼓腹，圈足。肩部缠贴一道相同颜色的玻璃丝。腹部贴有4排装饰，第1排为8个深蓝色同心圆形饰，第2排为6个不规则五角星饰，第3排为6个莲芯样圆形饰，靠近底部的第4排为6个深蓝色水滴形装饰。黄色，透明，无模吹制成形，底部有加工疤痕。该贴花盘口瓶与带纪年的器物共出，提供了年代的下限，即塔基的建造年代为874年。据此可以推测该瓶应产于8～9世纪的地中海东岸。(www.xing528.com)

贴丝是将熔融的玻璃液拉成细丝，在玻璃丝冷却之前缠贴到器皿上。圆形饰是先用模子压成形，然后趁热压贴在瓶身上。星状饰和水滴饰的工艺与圆形饰不同，是将熔融的一小团玻璃料挑到瓶身，在玻璃料冷却之前，用工具在瓶身上拨拉成所需要的纹饰。贴丝和贴花都属于热加工装饰工艺。地中海东岸的玻璃匠早在罗马帝国时期便已熟练掌握这种工艺。他们特别喜欢在非常薄的器皿上缠贴多道同色或不同颜色的玻璃丝作为装饰。公元7世纪，伊斯兰阿拉伯占领地中海东岸后，伊斯兰玻璃匠首先继承和发展的就是这种装饰工艺，除了生产与罗马玻璃很难区分的薄壁贴丝器皿外，还生产罗马玻璃中不常见到的贴花器皿。圆形饰是伊斯兰玻璃中最常见的贴花，另外星状饰(六角形、五角形或三角形)也是比较流行的贴花。

(2)刻纹蓝玻璃盘6件。尺寸不同，最小的高2厘米，口径15厘米;最大的高2.3厘米，口径20.3厘米。通体呈深蓝色，光洁透明。侈口，口沿稍有差别，有的圆唇，有的平唇。平底稍向上凸，外底部有加工的铁棒疤痕。盘面刻满纹饰，主体纹饰为以双线勾勒出的十字形框架，其四出部分与方框组成四个“米哈拉布”纹样，四出的尖瓣内，各刻一朵无花果叶，尖瓣之间，饰以忍冬。中间方框内刻虚实相间的小斜方格纹。盘的内底刻有不同的纹饰，这种玻璃装饰称为刻纹玻璃，是为了区别刻花玻璃。刻纹是用比玻璃硬的尖头材料——一般认为是用钻石——在成形冷却的玻璃表面浅浅地刻划出来的单线条纹饰。刻花是用不同规格的砂轮在玻璃表面切割打磨出来的纹饰。刻纹和刻花都属冷加工装饰工艺。

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这6件玻璃盘都是以植物的枝、叶、花为主题的刻纹，但每件盘子的图案各异。艺术家熟练地运用了葡萄叶纹、葵花纹、枝条纹、绳索纹以及一些几何图案，如菱形纹、十字纹、三角纹、正弦纹等，再加上密集的平行细斜线纹，划出底纹，组成繁丽的图案，每幅图案一般可分为4个或8个小的图案单位。有2件刻纹蓝玻璃盘在刻纹的基础上，一些主要线条又描绘金色，使得已经很华丽的盘子更加光彩夺目。如丹芭纹蓝琉璃盘、枫叶纹描金蓝琉璃盘、八瓣花蓝色琉璃盘等。刻纹玻璃工艺也是伊斯兰玻璃匠从罗马帝国继承下来的工艺之一，在伊斯兰早期流行一时，但保存下来的完整无损的刻纹玻璃器非常罕见。这批刻花玻璃盘，应是典型的伊斯兰早期器物，两件描金刻花玻璃盘，更是伊斯兰玻璃器中不可多见的精品。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伊朗内沙布尔发掘出一批玻璃残片。其中一件残破的刻纹玻璃盘与法门寺出土的刻纹玻璃盘最相似。该盘直径28厘米，高1.5厘米。深蓝色，透明。盘子的内部布满繁丽的刻纹图案，最外层的葵花纹、其次的绳索纹及葡萄叶纹与法门寺的出土品都极为相似。由此可见，法门寺的刻纹玻璃盘与内沙布尔的玻璃盘属于同一来源。内沙布尔在9世纪以后是伊斯兰重要的玻璃制造中心之一，也是东西贸易的商业重镇。法门寺出土的这6件完整的刻纹蓝玻璃盘很可能是来自伊朗高原的内沙布尔。

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这6件玻璃盘均保存完好，图案华丽，特别是其中两件描金刻纹玻璃盘，填补了我们对伊斯兰玻璃认识的空白。这批刻纹玻璃盘是唐僖宗的供奉品，咸通十五年(874)正月藏入地宫，地宫《衣物帐》上的记录为这批艺术瑰宝增添了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3)印花直筒杯1件。无色透明。高8.2厘米，直口，尖唇，深腹，平底微上凸，外底部有粘棒疤痕，腹壁稍外鼓。壁面装饰5组花纹，每组中间为菱纹，菱纹内饰双环纹，菱纹上下各饰3组双环纹，两组花纹之间以两竖行扁联珠纹相隔。从玻璃杯的纹饰来看，它是经过模制印花的。杯子的器型不太规整，腹壁稍外鼓，应当是在吹管挑起料泡、吹成较小的玻璃泡时放进模子，印上纹饰后，脱模修整杯口。该印花玻璃直筒杯为伊斯兰玻璃器中的常见器型和纹饰。

筒形杯是伊斯兰玻璃器的常见器型。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伊朗内沙布尔曾发现多件8～9世纪的筒形杯，但都是素面。中国稍晚的河北定县北宋5号塔基中也出土了两件素面的筒形杯。

模吹印花技术，也是伊斯兰玻璃匠人从罗马帝国继承下来的。和罗马时期一样，他们的模子仍然是用黏土或木头制作。不同的是，伊斯兰的模吹玻璃器的器壁较厚，而且经常在脱离模子后继续无模吹制，底部也往往带有粘棒的疤痕。伊斯兰的模吹玻璃流行的时间比较长，早期和晚期都有。

卡尔·约翰·拉姆《近东中世纪玻璃和石雕》一书中收录一件与法门寺的这件模吹玻璃杯十分相似的一件玻璃杯。该杯高6.5厘米，直口，深腹，腹壁稍外鼓。腹壁模压的纹饰与法门寺直筒杯的纹饰也很相似，在菱形纹内有同心椭圆，菱形纹外的上方饰有3组同心椭圆，在每组花纹之间，以竖行的扁联珠纹相隔。不同的是，拉姆收录的这件杯子还用了“V”字纹和7个圆形组成的花朵纹。拉姆认为这件杯子生产于9世纪的埃及或波斯。

(4)釉彩玻璃盘1件。高2.7厘米，口径14.1厘米，底径11.8厘米。敞口，翻沿，圆唇，直壁，底微内凸，底外壁有粘棒疤痕。无色透明，稍泛黄绿色。盘内壁施满不透明黄色釉作为底色，口沿处绘有1个黑色半圆弧纹，腹壁下部绘两周黑色弦纹，底部绘有黑色石榴纹。

釉料彩绘是玻璃装饰工艺的一种，一般采用易熔的玻璃，配上适量的矿物颜料，研磨成细颗粒，加上黏合剂(松节油、松香、动物胶等)和填补料混合后，涂绘在玻璃制品的表面;绘上釉料的玻璃还需放入特定温度的窑室里加热，其温度既要保持颜料层的熔点温度，又要低于被加工制品的软化点。图案中的颜料与玻璃制品表面有结合和黏附的效果，因此不易脱落。玻璃的彩绘与瓷器的彩绘工艺很接近。伊斯兰的釉彩玻璃具有世界声誉，特别是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生产的清真寺中用的巨大的釉彩灯，是伊斯兰玻璃中最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一般认为，伊斯兰釉彩玻璃的使用是12～15世纪，早于9世纪的釉彩玻璃很罕见。

伊斯兰釉彩玻璃可能受到彩绘釉陶的影响，二者的工艺很相似，成品也有类似的效果。在伊朗的内沙布尔曾出土了一大批8～9世纪的彩绘釉陶，其中一些在浅黄色的器身上绘有黑色图案，口沿处绘有一圈连珠纹、三角纹或半弧形纹，与法门寺的这件釉彩玻璃盘很相似，所以法门寺的釉彩玻璃盘的原产地很可能是伊朗的内沙布尔。

由于早于9世纪的釉彩玻璃很罕见，而9～11世纪的伊斯兰玻璃中常见的是金属光泽彩绘。金属光泽彩绘与釉料彩绘相似，但不同的是金属光泽彩绘的颜料中用了一些特殊的金属氧化物，例如金、铜、银、铂或铋等。另一个不同是金属光泽彩绘玻璃是在还原焰里进行，彩绘后再加热，大量的一氧化碳导致颜料中的金属游离出来，形成一层很薄的膜，产生金属光泽。伊斯兰金属光泽彩绘玻璃中一般用金产生宝石红的颜色，用铂产生银色，用银产生草绿色。埃及的福斯塔特是9～11世纪的金属光泽彩绘玻璃的主要产地。

法门寺的彩绘玻璃盘与典型的伊斯兰金属光泽彩绘玻璃器相比，颜料层厚，金属光泽不明显。所以，推测它是釉料彩绘的可能性更大。

(5)素面无纹玻璃器9件。根据器型的不同又可分为4个品种。①蓝色玻璃瓶1件，深蓝色，透明度好，器壁很薄。经修复，为细颈、圆底的胆形玻璃瓶。经检测为普通的钠钙玻璃，氧化镁和氧化钾的含量较高。这种器型的瓶子在伊斯兰玻璃中较为常见。德国杜尔塞多夫艺术博物馆、以色列耶路撒冷伊斯兰艺术研究所和美国洛杉矶汉斯·孔的收藏中都有深蓝色的胆形瓶。中国河北定县的北宋5号塔基中也出土过一件完整的深蓝色玻璃瓶。②蓝色玻璃盘4件，其中两件蓝色较深，泛蓝紫色，可能是用钴作为着色剂;另外两件的蓝色稍浅，不泛紫色，可能是用铜作为着色剂。4件盘高均为2.1～2.2厘米，口径都为16厘米，都是无模自由吹制成形，外底中心部有较大的粘棒痕迹，平底稍向上凸，盘的底部和壁部都比较厚重。4件盘的口沿稍有不同，有的为直口圆唇，有的为侈口平唇。这4件玻璃盘的器型、颜色和大小都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6件刻纹玻璃盘基本一致，可以肯定是同一玻璃产地的产品。这种素面的玻璃盘可以进一步加工成刻纹玻璃盘，也可以作为成品使用。③侈口圈足玻璃盘2件，其中一件高2.7厘米，口径18.5厘米;另一件高2.2厘米，口径15厘米。无色透明，稍泛蓝绿色，透明度好。侈口，斜直壁，口沿外翻卷成圆唇。底部的圈足不是将玻璃条趁热缠贴上去的，而是趁玻璃在可塑的状态下用钳子夹出来的。这2件玻璃盘的壁非常薄，透明度好，但存在数个大气泡，最大的气泡长2.5厘米、宽0.4厘米，厚度甚至超过了盘壁的一般厚度。这种侈口圈足盘的器型比较简单，伊斯兰玻璃中有类似的器型，中国唐末宋初的瓷器中也不乏这种器型，但玻璃器中还没有见到用钳子夹出圈足、上沿外翻卷成圆唇的作法。因此，这2件侈口圈足盘推测可能为伊斯兰玻璃。④淡黄直筒杯2件，其中1件完整，高4.8厘米，口径9.3厘米;另1件残破复原，高4.2厘米，口径9厘米。淡黄色，透明度好，有小气泡，系无模吹制成形，质地较薄。直筒壁、深腹、平底，在内底上有用玻璃条缠贴的一个圆环。完整的杯子的内底圆环径5.4厘米，环条径粗0.4厘米;残损的杯子内底圆环径4.5厘米，环条径粗0.7厘米。

直筒杯是伊斯兰玻璃器中的常见器型，但在直筒杯的内底缠圆环的却不多见。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直筒杯的成分与蓝色玻璃瓶相似，为钠钙玻璃。但是它们的成分与伊斯兰玻璃最重要的生产中心埃及福斯塔特的玻璃相比，有较大的差别。福斯塔特产品中钾和镁的含量非常低，是用自然纯碱作助熔剂制造的，而法门寺的这两件玻璃器的钾和镁的含量都比较高。阿富汗、伊朗等地的玻璃中的钾、镁含量较高，这是因为该地区自然纯碱匮乏，只好用当地某种植物的草木灰作为制造玻璃的助熔剂。而法门寺玻璃经检测就属于这种用草木灰制造的玻璃。

总之，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18件伊斯兰玻璃器的器型、纹饰、工艺和化学成分，多可以在伊朗内沙布尔的产品中找到参照物，因此可以推测这批伊斯兰玻璃有可能是从内沙布尔输入中国的一批贡品或商品。

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是9世纪阿拉伯帝国强盛时期阿拔斯王朝的产品，它不仅吸收了古罗马和波斯帝国玻璃生产的工艺和精神，又将早期的伊斯兰文化及风格融入了玻璃器生产中，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点和宗教文化的玻璃器制品。法门寺出土伊斯兰玻璃器数量较多，纪年清晰，出土地明确，并且器型完整、制作精美、纹饰华丽，是世界伊斯兰玻璃考古的重大发现，因而将对世界伊斯兰玻璃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2.江苏扬州唐代遗址出土的玻璃残片

唐代扬州城遗址出土了一批玻璃残片，其器型大部分是细颈球形腹的玻璃瓶，是伊斯兰玻璃中的常见器型。这批玻璃的质量相当好，无色透明，气泡也很少，是钠钙玻璃，镁和钾的含量都比较低，是地中海东岸的产品。

中国唐代遗址特别是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与世界最重要的伊斯兰玻璃考古发掘相比，毫不逊色。中国的发现为早期伊斯兰玻璃提供了年代标尺，为世界伊斯兰玻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