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防在外省的八旗兵，它的军事制度与禁旅八旗是不同的，它的职责也不一样。
禁旅八旗中，满、蒙、汉各分别为营，是不能混合在一起的。而驻防八旗就可以合满、蒙、汉以为营，可以混合在一起，没有严格的分开。这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别。
当时八旗兵的全国驻防之地有97处：畿辅共25处，东三省各城共44处，新疆地区有8处，其他各省共20处。驻防八旗主要受制于城守尉、防守尉，而由将军、都统、副都统负责统领，各地的情况有些复杂，不完全一致。新疆的伊犁、乌鲁木齐是由领队大臣负责统治，如城守尉、防守尉之制。东三省的盛京、吉林、黑龙江以及东南地区的福州、广州、乍浦，都是在骑营、步营外另设水师营，吉林、黑龙江两省还设有火器营。
从人数来看，这些驻防旗兵并不算多。驻防畿辅的旗兵有25处，但人数只有8578人，新疆驻防旗兵有8处，而人数只有15140人，东三省驻防旗兵散布各城有44处，但人数只有35360人，其他各省的旗兵共45540人。此外，还有守陵寝、守围场、守边门之兵2970人，总计边腹地驻防八旗兵人数约为10万人，与禁旅八旗兵的数量大致相当[12]。
此外还有一些打牲游牧隶属于八旗的，除吉林三姓城打牲壮丁不编佐领外，黑龙江打牲97佐领，及察哈尔呼伦贝游牧诸旗170佐领，共计约15000人。
清朝建国以来，休养生息二百余年，八旗佐领的丁壮越来越多，而八旗兵是有定额的，根据嘉庆以来的典籍所记载，京师的满洲佐领681个，蒙古佐领204个，汉军佐领266个，驻防佐领840个，共有2000个佐领，由此计算八旗兵应当有壮丁30多万。驻防的佐领之外，还有防御所辖的佐领，也不下几万人。可是，清政府所制定的全国范围内的禁旅、驻防的八旗额兵的限额只有20万人。
此外，所谓的养育兵也只有27000个名额，这些名额数量不多。那些在定额之外的闲散无口粮的旗人，也至少在10万人以上，甚至会越来越多。这些人没有固定的生计来源，但又不能从事农工商贾的活动，而朝廷又不能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口粮衣物，他们的生活不能自给，平时他们无所作为，而生活就会越来越困难[13]。
驻防八旗是清政府分别派遣在全国各地的武装力量。驻防八旗，由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防守尉等领导，分驻于全国的战略要地，他们的任务就是负责镇慑地方，监视绿营，防守边疆。驻防制度是与清朝的军事征服同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满族在向外扩张的时候，每得一地，总要留一小部分军队用来驻守地方，用以确保占领并监视当地的人民。遇有什么警报，便于就地迅速镇压。所以，驻防各地的旗军就必然处在同当地人民对立的地位，对于人民的压迫和扰害比绿营兵更加厉害。(www.xing528.com)
同时，清王朝对于驻守在各地的八旗军也不是十分的放心，它最惧怕驻防八旗与汉族人民在长期共处当中会被自然融合。因为由一个人口较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对全国以汉族为首的人口众多、又富于反压迫传统的各族人民实行统治，本来是不容易的。于是清朝统治者便从维护统治及其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制定了许多限制驻防各地的八旗军和当地各民族之间交往的规定，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鼓励驻防旗人保持旗人原有的“国语骑射”习惯，定期进行演习考试，以保持武装镇压的力量，抵抗融合的自然趋势。
第二，旗人不许与当地各族人民通婚，旗人子弟不许在驻地参加科举考试，甚至规定驻守各地的八旗军及其家属必须与当地人民分界而居，另立“旗城”。
第三，驻防官兵在身故之后，必须把骸骨运回北京埋葬，家属必须回北京居住，不许在当地入籍。
清政府这种强制的制造民族间隔阂和抗拒民族之间自然往来融合的做法，在开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时间一长，效果适得其反，其规定充分体现了清王朝种族政策的反动性。
满蒙八旗靠骑射起家，并以此为根本。八旗兵在清王朝的创建和巩固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民族歧视，养尊处优，生活腐败，制度落后，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之后，八旗兵就逐渐走向衰落，至乾隆时，八旗兵原来的主力军地位逐渐被绿营兵所取代，且它所发挥的军事作用越来越小。
自清代中期以后，八旗兵开始走向腐败。旗兵中老弱居多，武器落后，极少进行演练，旗兵中富者雇人当差，贫者兼营他业，往日的雄风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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