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群际态度的人格因素：右翼权威主义与社会行为的关系

从二战结束到今天，人们对权威主义人格的研究尽管经历过低谷，却从未停止过，而且往往会随着新的测量工具的出现，激发出新的研究热情，尤其是右翼权威主义量表之后，研究者们纷纷使用它来预测包括种族偏见在内的各种群体间的消极态度。右翼权威主义还能预测对政府不公正的接受程度、惩罚违法者的愿望以及在Milgram型实验中的服从行为。还有研究把权威主义与对社会运动的强烈敌意反应联系起来，这些运动是对现有经济、文化、思想的挑战，如对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Pratto，Sidanius，Lisa，Stallworth，& Bertram，1994）的偏见。权威主义者更支持美国参加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也更有可能对心理健康服务持负面态度（Furr，Usui，&Hines-Martin，2003）。广泛的研究内容使得权威主义成为理解当今社会生活的重要概念。

但对这一人格因素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入和完善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威主义人格的定义。对它的定义常是用它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成分来进行的，Adorno和Altemeyer等人的做法就是如此，还有其他一些研究者如Heaven认为，权威主义是由部分的成就动机、部分的支配、部分的因袭、部分的武力、部分的惩罚、部分的种族主义共同建构的。尽管这些建构的共变是非常重要的，但把它们这样概括为权威主义的概念则是不太恰当的。这使得权威主义没有一种单一建构的清晰定义，而且也缺乏一个能说明为什么分离的建构能共变的理论（Pratto，Sidanius，Lisa，Stallworth，&Bertram，1994）。从这一角度看，Duckitt把权威主义的人格基础简化为社会服从对自主，似乎是一条不错的思路。

二是右翼权威主义究竟是人格还是态度的问题，这还可以理解为情境因素对右翼权威主义究竟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很多研究显示了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一般性，即一个不喜欢某个外群体的人，也倾向于不喜欢其他外群体。这个一般性原则（generality principle）被认为是反映了稳定的个体差异。Altemeyer支持这种观点，并且把右翼权威主义和社会支配取向整合在一起，把它们看作是权威主义人格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右翼权威主义是权威主义的服从面，社会支配取向是权威主义的支配面，还有人把这两者与同情（empathy）合称为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大三（Soenens，Duriez，&Goossens，2005）。稳定的个体差异意味着它是独立于即时的社会情境因素的。但有人批评这种个体差异取向忽略了真实的社会冲突（Guimond，Dambrun，Michinov，&Duarte，2003），因为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测量从没有完美地跨目标群体相关过（Duckitt，1992），对不同的群体敌意会有不同（Furr，Usui，&Hines-Martin，2003）。于是右翼权威主义被看作是态度，会受到人格因素及世界观的影响，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右翼权威主义也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性，既然右翼权威主义能预测群体间的消极态度，那么如何控制群体间的消极态度便与如何控制右翼权威主义有关。如果右翼权威主义受情境影响，就意味着人们能够通过适当地改变环境来改变右翼权威主义，最终达成减少权威主义行为的目标。(www.xing528.com)

三是如何看待社会服从和个人自主这一维度的问题。Duckitt把社会服从和个人自主作为一个维度的两端，并且把它们与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联系起来，类似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划分。而它们是否属于同一个维度，学界的声音不止一种。这里结合华人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点。在杨国枢做的中国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实证研究中，有两种成分，遵从权威和平权开放（杨国枢，2004），和社会服从与个人自主维度相似。按一般的现代化理论，传统性与现代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是一个维度的两端，正如社会服从与个人自主就是一个维度。但杨国枢认为，这是值得怀疑的，他把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分成了两个维度，分别进行测量，再检验两者的关系，发现数据并不支持两者处于同一维度的结论。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人既是权威主导的，同时也保留了强烈的个体意识，个人并没有消融于社会关系中（Dien & Dora，1999）。中国人是不是真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而且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权威主义人格，也是需要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