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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猫事件:给印刷工场生活带来快乐元素

时间:2023-08-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这样的欢乐并没有就此结束,大屠猫的事件给印刷工场辛苦乏味的生活添加了快乐的元素。而在所有的搞笑闹剧中,屠猫的“拷贝”,在杰洛姆看来是最令人忍俊不禁的一件事情。达恩顿就是依据这三个方面逐步展开他对屠猫记意义的分析和诠释的。

屠猫事件:给印刷工场生活带来快乐元素

二、屠猫的故事

如前所及,《屠猫记》一书是有关18世纪法国文化史的若干个案研究的一个合集,其中最重要的一篇便如书名所示——屠猫的故事。这一部分的分析的确是全书中最出彩、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作者在全书各章中所作的最为精辟、最具条理,也是最完整的一项个案研究。以下我们不妨通过对它的具体展开,进一步了解达恩顿的治史理念和方法。

首先来看资料的使用,也就是作者赖以展开整个历史分析的基础——文本。18世纪60年代初,巴黎的一个名叫尼古拉·孔塔(Nicolas Contat)的印刷工人,留下了一部自传性质的手稿,其中记录了他30年代在巴黎的若圣瑟韦亨印刷工场当学徒时的一段经历。孔塔回忆道,当时的学徒生活非常艰苦,工场里有两个学徒,一个叫杰洛姆(Jerome),也就是孔塔为自己在回忆录中虚构的名字,还有一个叫列维耶(Léveillé)。他们一起住在工场的一间肮脏阴冷的房间里,每天几乎天不亮就要起床,一刻无休地跑腿打杂,还要受到来自其他工人的侮辱和作坊主的虐待,换来的只是几餐残羹剩饭。食物的问题尤其令他们感到愤怒,他们非但不能跟作坊主夫妇同桌吃饭,不得不在厨房等着他们盘子里吃剩下的残渣。更加糟糕的是,厨子有时甚至还会偷偷地把剩饭剩菜卖掉,而让学徒们吃猫食——那些腐烂变质的食物没人会吃,有时即使连猫都不愿理会。

这种人不如猫的反差对比让孔塔把话题转到了猫的身上,在他的整个叙述中以及在当时若圣瑟韦亨的印刷工场里,猫已经不是一般的家养宠物,而拥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作坊女主人非常喜欢猫,对其中一只灰猫更是宠爱有加。对猫的痴狂似乎在整个巴黎的印刷业中蔚然成风,至少在许多作坊主中情况确实如此。当时的工人已经称他们为资产阶级(bourgeois),有个资产阶级据说爱猫成癖,一共养了25只猫,而且还专门请人为它们画像,喂它们吃烤熟的鸟肉。相形之下,学徒们却过着人不如猫的日子,白天不得不疲于应付那些在大街小巷、工场车间里四处乱窜的娇贵宠物,晚上还有猫在学徒们住处的屋顶上打闹、嚎叫,吵得他们无法入睡,而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他们就必须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作坊主却可以睡到很晚,甚至不跟工人们一起工作,而通过任命工头负责作坊的日常管理。

这样的境地令学徒们实在不堪忍受,一天晚上杰洛姆和列维耶决定试着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善于模仿各种声音的列维耶爬上屋顶,偷偷地躲在作坊主的卧室旁学猫叫,可怕凄厉的声音让他们夫妇一刻也不能安睡。连着几个晚上都是如此,这使他们误认为猫都中了邪,于是命令学徒们想办法把猫除掉。这正是学徒们求之不得的结果,在其他工人的帮助下,他们拿起可以找到的各种工具开始了一场对猫的大屠杀。

尽管女主人特意关照他们不要伤害她最心爱的灰猫,但列维耶和杰洛姆首先就把那只灰猫给结果了;然后房顶墙头、屋里屋外,把能够发现的所有猫都给扫荡一清。最后,他们把抓到的猫装进袋子里集中到院子里,整个工场的工人都聚集在一起举行一场对猫的模拟审判。工人们各有职守,分别担任法官、警卫、忏悔牧师和刽子手等角色。在宣布了罪状、执行完最后的忏悔仪式后,猫就被行刑吊死在临时设置的“绞刑架”上。目睹了这一恐怖血腥场面的作坊主夫妇,虽然心里颇多恐惧和抱怨,却也无可奈何,只能留下学徒和工人们继续在“兴高采烈”、“混乱无序”和“哄堂大笑”中狂欢。

这样的欢乐并没有就此结束,大屠猫的事件给印刷工场辛苦乏味的生活添加了快乐的元素。在以后的日子,列维耶一次又一次地模仿和表演这场有趣的闹剧。在印刷工们的行话里,模拟工场生活中发生的有趣事件,被称作“拷贝”,比如模仿羊的叫声等,这是他们平常最主要的寻开心的方式。孔塔回忆道,列维耶总能做出最滑稽的“拷贝”,引来大家的哄堂喝彩声,这时每个人都会停下手上的活,或是大声叫好,或是敲打工具发出各种声响回应喝彩。而在所有的搞笑闹剧中,屠猫的“拷贝”,在杰洛姆看来是最令人忍俊不禁的一件事情。

然而,令现代读者困惑不解的是:这种事情究竟有什么滑稽可笑的?无聊的咩咩羊叫和反复重演对那些可怜生灵的屠戮究竟乐趣何在?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工人们乐此不疲、如此兴奋的呢?达恩顿提出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并试图用一种文化的解释来给出解答。虽然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使我们无法理解前工业化社会里欧洲下层手工业者们的笑料,但达恩顿就此提出可以借鉴人类学的做法找到研究的突破点,因为人类学认为往往是那些最为晦涩难懂的问题,是深入了解一种异域文化最好的捷径,当你意识到在外人看来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情,比如一个笑话、一句俗语或一场仪式,对土著人而言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时,便已经开始在一步步接近它的谜底了。“通过理解屠猫的笑话,也许有可能‘认识’到在旧制度下的手工业者文化中的某种基本因素。”(6)

罗杰·夏蒂埃在对达恩顿的评论中指出,要理解屠猫的意义,必须首先了解它发生的背景或“语境”(context),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社会的,包括在巴黎印刷业中的作坊主与工人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节日的,模仿自狂欢节和‘满师礼’等仪式;象征的,赋予猫以多种意义使它成为魔鬼的化身、家庭成员的替代品和女性淫荡的象征。”(7)达恩顿就是依据这三个方面逐步展开他对屠猫记意义的分析和诠释的。(www.xing528.com)

首先如历史学家所必须要做的那样,是对其使用的资料进行最基本的考证。对达恩顿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他的整个分析都是基于一个孤立的文本而展开的,因此必须说明它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印刷工人,尤其是排字工,是近代手工业者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不像其他目不识丁的下层劳动者,他们属于两三个世纪以前少数几个能够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生活和想法的手工劳动行业之一。孔塔的文本属于存世的大量印刷工人的自传之列,尽管存在着不少语法和拼写的错误,但它的内容在其中还是较为全面丰富的一种。经过后来整理者的校正、编辑和考订,其真实性亦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达恩顿也指出,必须要把孔塔的文本同实际发生的事实区别开来,我们读到的只是孔塔后来对事件的回忆和叙述,是他个人的版本,其中不免虚构、错漏、夸大、杜撰和歪曲的成分。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历史学家来去伪存真,通过解读文本从而揭示其中隐含的深意。

大多数读者对大屠猫故事最直接的理解,往往是它表现了下层手工劳动者对业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作坊主的一种无声和间接的反抗,反映了两个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和日渐明显的对抗与矛盾。孔塔叙述的背景就是这种工人与作坊主间强烈的对比,它表现在一些生活的基本内容上:工作、食物、睡眠。而在工人之中最低级的学徒尤其境遇悲惨,他们甚至还不如作坊主家豢养的宠物,猫的地位已经凌驾于学徒之上。但总的来说,根本的矛盾还是包括学徒在内的全体工人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因为“文本中清楚表明,屠猫反映了在所有工人中普遍存在的对资产阶级的一种仇视:‘因为作坊主们爱猫;所以(工人们)恨它们。’在策划了屠猫的行动后,列维耶成了作坊里的英雄,因为‘所有工人都团结起来反对作坊主,足以说明在全体印刷工人心目中都认为他们(作坊主)是坏的’”(8)

史学界过去一般认为,在实现工业化前的手工生产阶段,劳资关系还处于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状态,作坊的劳作和生活甚至往往被描绘成一个美满的大家庭,不论是作坊主,还是普通工人,都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共同劳作。这与孔塔描述的现实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异,于是达恩顿问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到1740年时的巴黎印刷作坊中的和谐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了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达恩顿追述和分析了一些相关的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的研究已经开始从单一的文本解读这样一个狭小天地里跳了出来。17世纪后半期,在政府的支持下,一些大的印刷工场开始兼并和淘汰规模较小的作坊,整个行业被少数作坊主所垄断。与此同时,工人的人数虽然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他们的处境却开始恶化。由于工场数量的相对减少及其规模的扩大,每个工场工人的绝对数量在增加,加之工场只能是家族世袭经营,因此一个熟练工人几乎不可能在日后创办属于自己的作坊,而从工人上升为作坊主。唯一的机会也许是娶成为作坊主的寡妇,但这种可能并不太经常发生。这也就意味着大部分工人都无法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同时他们还必须面对来自他们之下的学徒们的工作竞争,资产阶级和工人的阶级属性日渐明确了。对资产阶级的作坊主而言,学徒是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因此他们更愿意使用学徒。达恩顿还发现,连对工人的称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学徒期满后工匠或工人(journeyman)又被叫做“雇工”(àloner),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被称为作坊主的“同伴”(compagnons)。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由原先同雇主间的合作关系逐步沦为了他们的雇佣工人,这也正是孔塔自传中所描写的事件发生时的基本背景。

达恩顿又列举了瑞士纽夏特尔印刷公会(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ǎtel,简称STN)的档案作为旁证,对劳动者地位的变化趋势作进一步说明。虽然不是直接的证据,但18世纪印刷行业的基本特征及其出现的主要问题还是非常相近的,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在巴黎乃至法国类似的档案没有能够得到完整的保存,STN档案却正好提供了诸如作坊主如何雇佣、管理和解雇工人等重要的信息。资料显示,当时大部分印刷工人的工作都极不稳定,流动性也非常大,作坊主常常根据临时的工作需要而招募工人,等工作一结束就解雇他们,因此雇佣和解雇非常频繁。作坊主总是抱怨工人懒惰、打架、酗酒、旷工,他们与工人之间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对立。

于是达恩顿得出结论:“在某一时期,在欧洲的某些地区,工人同作坊主也许曾经共同生活在一个幸福大家庭中,但在18世纪法国和瑞士的印刷厂里,它已经不复存在了。”(9)包括孔塔在内的印刷工人都相信过去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美好的时光,不论是作坊主还是印刷工都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共和国”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手足兄弟一样亲密无间。但到了18世纪,这种局面彻底变了样,作坊主已经完全脱离了繁重的手工劳动,而成为了雇主和资本的拥有者,在日常的社交、饮食、习惯等方面都过着同工人们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的亚文化。现实中工人与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现实同过去的强烈反差,令学徒和工人们产生了强烈的仇恨和敌对心理,情绪的郁积需要发泄,并最终爆发为屠猫的行动——一种无声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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