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政策的变化与需求：援助、投资与外交

中非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曾经支援过非洲的殖民地解放斗争，也以非同盟国家运动的名义援助过坦桑尼亚这种既不靠西方也不靠东方的国家。但是，近年中国的对非政策与以往迥异，它反映了如今中国的对非方式与需求。在中国的对非政策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要素。

其一就是，中国政府在2001年提出的“走出去”战略。这是试图促进中国企业进军海外的政策，有着很强的解决国内过剩生产、过当竞争的缓和策略性质。“走出去”战略提出之后，在非中国人数急剧增加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整个非洲约有5万中国人，到2009年据说已经达到30万—50万人^[52]。试图在非洲寻找生活出路的中国企业和店铺林立，这使中国的存在感不断增强，据说连农民的移民也增加了。但是，“走出去”所带来的这种动向，与其说是中国政府将非洲作为目标，倒不如说是中国旺盛的民间活动“延伸”到非洲更为恰当。与国有企业不同，因为“走出去”战略而奔向非洲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连当地的中国大使馆都难以把握具体的数量。

其二就是中国的台湾政策。实际上，中国分别于2006年、2007年与乍得、马拉维建立国交。我们认为这与获得资源权益的大型借款不同，对乍得和马拉维的援助是中国的台湾政策的一个侧面。

其三就是资源获取政策，苏丹是象征性事例。苏丹被认为是基地组织的发源地，由于本·拉登在此地一直滞留到1996年，因此发达国家企业都从苏丹撤退了。但瞅准这个间隙，1999年，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度进军苏丹，并开始了原油的开采。由此，诞生了一个日产46万桶（2007年）原油的、完全没有主要企业参与的产油国。

现行的中国对非战略是在1999年的两次会议上制定的。在国家安全局的会议上，管理经济金融信息的第17局拟就了此后的非洲经济政策文件。基于这份文件，外交部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广泛召集了商人和研究者，召开了“中国—非洲关系的21世纪开发战略”会议。这两次会议之后的2000年，中国召集了非洲45国元首和官员在北京发起了“中国—非洲合作论坛”（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FOCAC）。FOCAC每三年召开一次，2006年升格为元首级会议，召开了北京首脑会议。中国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要人的中非往来也较频繁。(www.xing528.com)

中国对非投资和援助极为积极，在非洲各国铺设制油设施和输油管道，给安哥拉提供了20亿美元的借款，援助建设该国的基础设施。中国获得了尼日利亚的铁路建设和阿尔及利亚的高速公路建设权。中国通信器材厂家中兴通讯（ZTE）在2006年年底进军非洲12个国家。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肯尼亚成立了用英语、斯瓦希里语和汉语广播的FM广播电台。2007年，中国在四川省发射了向尼日利亚发射电波的通信卫星。中国发展银行与资源大公司英美资源公司（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签署战略协议，中国工商银行投资非洲最大的银行——南非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共同谋求非洲全境的资源开发。因为美国几乎所有的对非投资都来自国有企业，进军非洲的半数国有企业是赤字，美国认为这是战略投资（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2005：20）。关于中国，我们无法获知准确的投资额和援助额，但我们认为中国3%左右的投资是面向非洲的，估计援助则占30%左右。

2006年，中国政府发布了有关非洲的首个政策文件《中国对非政策文件》^[53]。该文件将“平等友好、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共谋发展”作为原则。关于资源，文件提出“与非洲国家共同开发资源，奖励、支持合理利用资源，帮助非洲国家将资源优势转变成竞争优势”。文件还包含军事合作方面的内容，文件明确指出：进行“军队的高层密切往来”的同时，支援“非洲国家的军事训练，加强非洲国家的国防能力和军队建设”。

如此，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感急剧增强。但是，中国因此而获得的资源权益相对而言却并不大。2006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额约为5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2006年年底发布的数字，中国投资总额达66亿美元（《人民日报日语版》，2007-2-6）。但是，当年非洲的投资总额却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的比重确实不高。非洲的资源贸易中欧美厂家的权益很大。因此，后进的中国所能获取的是苏丹和津巴布韦等伴随着政治风险的国家和收益性低下的国家。我们认为资源厂家感受不到来自中国的威胁。我们并不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战斗”是轻松的。包括民营企业，中国企业在非洲遭遇的普遍问题是“人才不足、行政效率低下、贪污渎职、治安恶劣”^[54]。中国直面令中国乃至全世界都烦恼的非洲问题，并诉说着自身的苦恼。

非洲国家政府无一例外地欢迎中国的积极外交政策。但是，这似乎是为了回避欧美的压力而在利用中国。达尔富尔纷争的爆发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介入这场复杂的内乱，中国被期待建设性地介入迄今为止当自身毫不相关的非洲问题中去。现在，中国的非洲接近度已经远超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水准。因此，今后有必要参考欧洲国家和世界银行的对非政策。世界银行2008年任命北京大学的林毅夫（Lin Yifu）为首席经济学家，几乎没将中国作为援助对象、业务主体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世界银行通过这个人事变动，在对非政策方面期待与中国的协调也不足为奇。对世界银行而言，这个关于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国家权益的委任，是将中国作为“对非洲问题不简单后退的、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了吧。在明确的国家利益下开展对非外交，其中贸易、投资和援助的定位清楚明了，中国对非政策的目的和手段也着实简单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