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影志：三重现实合奏

当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事件的意思，并非标明各项活动发生的时间，为它算一笔流水账。因为物理时间的罗列，对理解整体并无帮助。在这里，第一步需要澄清的，是“我的诗篇”包含的三个不同层面的现实。它们既彼此交织、互为声援，又充满了抵牾和冲突。倘若我们对每一层现实状况的切实意义都并不了然，那么，当它们融汇积聚到一起时，自然更是困惑重重，难以把握。

首先，“我的诗篇”立足于一个非常重要、此前大多数人既不知道也不关心的现实状况。那就是，有一批人，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用来维持自己和家人生计的，是最繁重的工业劳动；这样的劳动和生活状况，不仅常常耗尽心力，而且在人们眼中也和文学艺术离得最远。然而，恰是这样一批人，在中国社会变动最激烈、自身命运最不安的十多年中，坚持用诗歌记录自己的劳动和生活，记录他们对当代中国的基本感受。^[3]当这些感受被有效传达出来的时候，所能引起的共鸣，又远不止于这一群体本身。这是因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所属哪一阶层，今天中国社会中，同样为现实压力所迫，被生活意义和社会目标严重困扰的人群，正日益积压。

在此种状况下，这样一批特殊的时代记录者，无异于在中国这条湍急蛮横、茫然自失的江河中，始终流淌着的一股顽强暗流。“我的诗篇”的第二层现实，便是呈现与传播这一股暗流，激发和扩散它所能引发的共鸣。这一呈现、传播和激荡的过程，从一开始就颇为特殊。一个自然是它的形式本身。一本诗集、一次小型的朗诵会，一段纪录片乃至网络众筹本身，分别来看，哪一样都不是新鲜事物，更不是“我的诗篇”的创造发明。不过，当它们被有机地组织到一起，构成了一整条由现场朗诵、云端分享、网络众筹、演出出版以及后期包场和放映的传播链条的时候，这一组织和传播的形式，则变得极为醒目。既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力量，让各类纪录之间彼此呼应造势^[4]，又通过众筹这一资助形式，不断将不同类型的群体带入下一轮的关注和参与之中。^[5]

这一系列传播形式在今天的媒体状况下之所以可能，又和另一个特殊之处密切相关。那就是吴晓波及以其为代表的媒体人和企业家对整个事件的推动和参与。根据吴晓波的说法，他偶然在《读书》上看到了秦晓宇的文章，了解到中国还有一万多工人在写诗：

他们写青春与出口玩具，他们写劳动与死亡，他们写矿难，他们写断指……很多年后，当我们再度回忆起这段中国经济崛起史的时候，这些诗句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它们是大历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许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则其他真相，俱为谎言。^[6]

因此他邀请秦晓宇来编一本当代工人诗典，而吴飞跃则主动请缨，来拍纪录片。在京东众筹“吴晓波跨界电影邀你来出品”的页面上，吴晓波的头衔是“知名财经作家”。此外，还可以看到“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资深财经媒体人何力、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知名独立媒体人袁岳……”在众筹的“回报内容”中则赫然写着这样一条：“联合出品方：在电影与所有对外宣传资料中，以‘联合出品方’名义特别呈现，感谢您或您的企业。我们还将为您定制一条微纪录片，讲述您和这部纪录电影之间的故事，在‘我的诗篇’的视频专区中播出。”

如果考虑到今天的职业媒体人、企业家和“青春与出口玩具”和“劳动与死亡”“矿难”“断指”之间的现实关联的话，那么，上述的组合无疑极为怪异。这一怪异，在吴晓波上面的这段话中，同样显露无遗。如果工人们的青春、劳动、断指和死亡不过是一些小配件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崛起史中的主控板似乎也就不言自明了。问题是，主控板突然热心起了小配件们的诗意，积极参与在谎言和真相的编织中，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同样也是2015年，宜家家居推出了为100个员工家庭进行免费改造的广告方案。^[7]整个宣传的重点在于尽管居住条件有限，但“生活除了苟且之外，还有诗和远方”^[8]，加入宜家可以为你改善生活。如果说，在此之前，企业往往通过参与社会公益、赞助艺术来树立形象的话，那么现在则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向，即通过“关注”自己控制的生产链条上的员工，来获取宣传内容，改善自身形象。显然，这一“关注”将消费社会的资本逻辑暴露得更为直白：一方面，是资本剥削所规定的苛刻的生产条件、劳动强度和劳动报酬，使得员工无法获得真正有尊严的生活条件和身心状况^[9]，而另一方面，资本却可以毫不掩饰地利用这一“缺陷”，以“诗意”或“生活”的名义，把员工转化为“消费者”，并把为这样的消费者提供“殷勤”服务，作为一种新的广告手段。这一逻辑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意，真正新鲜的是：在当代中国，无论是以吴晓波为代表的职业媒体人，还是以宜家家居为代表的企业，都不觉得呈现这一点，有何不妥。而之所以如此行事，更是因为他们同样假设，被广而告之的对象，那些有待被“诗意”和“生活”打动的城市消费者们也会毫无困难地接受和认同这一点。然而，真的如此吗？(www.xing528.com)

由此而来的分歧，构造了“我的诗篇”第三个层面的事实——社会舆论。自北京皮村的云端朗诵会以来，维护褒扬和批评苛责同样源源不断。其中的焦点，便在于“我的诗篇”所选择的呈现和传播方式，是否意味着工人们的诗意被资本的逻辑彻底征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目睹上述怪现象之后的一种社会本能反应。这一本能反应，既包括对推动者和资助者动机的怀疑，也包括对纪录片整体叙事和个人主义逻辑的批评，甚至于导致对朗诵会或工人诗歌本身的否定。这一方面说明，资本逻辑的“坦然”运行，并非这个社会中人人都能接受的“常态”，处处为资本所胁迫的社会焦虑感，颇为尖锐。另一方面，此类反应模式，却也意味着，面对这一让人不安的状况，人们的不满只能以“召唤诸神”的方式来表达。被召唤者之一，是想象中自成一体的“工人阶级”。这一“工人阶级”，不仅有能力区分敌我，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充分独立。这势必表现为叙事语言和审美标准的根本不同，表现为资本家与工人的对抗、个人与集体的对立。在这一标准下，女工对“吊带裙”之类的偏爱，乌鸟鸟对女儿的期望，自然很不合格。此时，这样的“工人阶级”是否在现实中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需要以这一理想状态，批评现实。其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人们一再重申，无法从工人诗歌、朗诵、纪录片和放映现场找到这样的“政治经济学”^[10]；而一旦缺乏这样的政治经济学，一切的表达都不过是资本掌控之下孱弱无力的个人书写。此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如何在今天展开可能的分析并非重点，重要的是，它没有在“我的诗篇”里发挥作用。于是，为了抵御怪诞的现实带来的不适感，人们需要假设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和一门理想的“政治经济学”，以说明“我的诗篇”的呈现和传播，不过是对它们的背弃。

只是，一旦看清构成“我的诗篇”的三重现实，或者说把“我的诗篇”视为它们之间彼此呼应而构成的社会文化事件的话，那么它的存在，恰恰否定了此类“召唤诸神”或者“生活在别处”的幻觉。这是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倘若有正在形成中的新阶级，那么用诗歌来思考个人命运、同类处境，以及这一类思考在当前媒体环境中有效传播所引发的共振，便是这一形成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重要部分；倘若有真正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它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资本家及其代言人的“示好”与逐利本能、当前支配性的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双重需要，如何触发或阻碍了诗意、阶级意识乃至在此基础上的更广泛的社会意识的生成与锻造。

倘若上述问题大体成立，那么，也就意味着，由三重现实所构成的“我的诗篇”，与其被视为资本的又一次诡计，不如说，它直白地标识出了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遭遇的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危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被规定了搁置意识形态争论，埋头发展经济的大方向。尽管意识形态争议始终存在，但大体来说，居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是以现代化想象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为核心，由在地的权力、资本及其代言人们为其添砖加瓦，增加黏合度。^[11]较之于这一支配性的运作模式，“我的诗篇”显然呈现出两个新的状况。其一，接续着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传统和整个80年代的文学思潮，在“世界工厂”中，有一批工人——从“60后”到“90后”——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他们的感受和思考，并在同样保存了上述记忆的社会土壤中引发共鸣。这一种性质的观察和思考现实的力量，第一次成为当前社会在修补/重组意识形态时企图征用的原材料。^[12]其二，在此之前，资本及其代言人虽然也积极参与在意识形态的编织和维护之中，但主动出击选择原材料，试图将存在于革命历史和现实中的工人文化以及文学思潮的正当性据为己用，以便缝合既有的意识形态出现的裂缝，却也是第一次。

至此，在“我的诗篇”的第一、二重现实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新的因素，说明意识形态的运作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而这样的变化显然与其正在遭遇的自身危机直接相关。相比之下，相对被动迟缓的反而是第三重现实。尽管它的任务，始终是如何更好地处理第一层现实和第二层现实之间的关系，以便把握社会中真正新颖的因素，将其导向良性的方向，使之成为对社会有意义的合奏。

于是，再一次，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