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再为人所讨论。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或者说必须同时回答的，就是在当前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个人向何处去？意识形态的新一轮危机也正在这里出现。这是因为，此刻关于“个人”的提问，已不再是潘晓式[13]的，而是伤筋动骨的城市化运动带来的新问题。在国家政策主导下，持续的城市化将人驱赶进城市“讨生活”，但这样的“讨生活”显然让为此奋斗的个人和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尤其是，当中国高速的增长期告一段落，社会两极化越来越分明，向上流动日益艰难，城市病越发明显，普通劳动者通过金融创新分享利益的美梦被黑色股市突然惊醒，后来者的中产梦被城市高房价彻底碾碎的时候，新一轮的“个人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日益紧迫。
这一“个人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时为几类不同的群体所分享。一类是通过大学教育，从乡村、小城镇流动进入大中城市的青年人。如果说，十年之前，拥有学历入场券的他们，还憧憬着一个城市中产梦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梦已基本破碎。这一类人，不光是指徘徊在城市生活边缘的“蚁族”，也指那些已经进入城市，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在城市找不到归属感，在家乡同样感到疏离的人。希望对这一状况有所作为，重新思考自己和城市乡村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这一群体的集体意识。[14]一类是通过务工进入城市的群体。《工人诗典》的作者，很大部分便属于这一类。较之前者，他们面临的“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状况，更为现实和具体。在城市中持续奉献了青春和劳动，城市却从未接纳他们，公共服务和教育系统不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保障，而日益贫瘠的乡村，也并非他们的出路。于是，城乡两处进退不得的生活，都将他们牢牢夹住，难以动弹。[15]最后一类，是原本就生长在大中型城市的青年。他们和城市生活的关系更深，为文化工业所收编的程度也和前面两类人有较大的差异，却同样体验到了无意义的焦虑。如果不寻找新的意义和生活目标，不对当前的城市生活做某种形式和态度上的反抗，那么，目前的城市生活样式，已经无法构成他们生活的有效动力。[16]
这几类群体的实际状况并不完全相同，却不同程度地面临一个“个人向何处去”的难题。这是因为，在切实经历了城市化运动后，原来作为理想和动力，驱使人们前赴后继“往城里去”的城市梦和中产梦，失去了魔力，难以继续笼络人心，其说服整合个人意志、消解社会矛盾的意识形态能力，在不同群体中都持续减弱。
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的虚空，直接表现为，人们的阶级感觉日益暧昧不清。如果说，本世纪初社会学家们的调查报告显示，无论实际收入和生活状况如何，人们在阶级感觉上总是更愿意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话，那么现在，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们不认为或干脆否认自己属于中产[17]，但如果问他们认为自己属于什么阶层这样的问题，却也疑惑重重，不知如何作答。于是，“屌丝”“小资”之类的词被创造和挪用，以方便那些失去了中产梦[18]、却不知如何定位自己的人们使用。[19]围绕这一意识形态虚空的争夺，也就地展开。一边是不满于社会现状的左翼知识者和实践者，开始重提“阶级”，企图重走工人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道路。[20]而另一边，资本和市场的反应也同样敏捷，且更为宽泛；将既有生活中的不满、个人的困顿，嫁接到最安全的解决方案之上，进而用这一解决方案所标榜的新价值、新态度乃至新的生活方式来“引领风气”，是它的一贯伎俩。
可以说，“我的诗篇”正是在这一危机之下，社会各种力量——既包括资本及其代言人的力量，也包括各类社会自我保护的力量——参与其中、彼此争夺的产物。在此背景中，重读众筹“我的诗篇”的文案，也就变得格外有趣：
你上一次读一首诗，是什么时候？
你脑海里的诗人，是什么样子的？
你知道的是，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有三亿工人，在生产着你几乎能买到的一切。
你不知道的是，他们也在悄悄地，生产诗意。
你知道的是，他们组装iPhone、剪裁衣衫、镶嵌你背包上的拉链，他们好像是流水线上一颗颗没有思想的螺丝钉。
你不知道的是，他们也会悄悄把诗写在工作表格的背面。(www.xing528.com)
显然，在这里，被呼唤的“你”，并非生产着商品的工人，而是不断购买商品，却在积攒购买力的过程中彻底忘却了“诗”的那个人。对这样一个“你”来说，关注和支持“我的诗篇”，不仅是关注诗歌或工人本身，更重要的是：
我的诗篇卡：两张。很久没有写诗了吧？其实我们大多数人不都是某个领域的“工人”吗？在卡片上写一首诗，一首关于工人的诗，在微博上晒出照片@我的诗篇官微，@大象纪录，或是直接发送给微信公众号“我的诗篇”，并告诉我们那个背后的故事……
如果说，在《工人诗典》中，诗人把产品说明书变成了诗，那么此处的众筹文案则是一篇写得颇为小心的心理小说，既撩拨“你”的不满（诗意，没有思想的螺丝钉，都是某个领域的“工人”），重新找回诗意，又小心翼翼，不让这样的“你”走得太远。而其企图召唤的对象，既不是一线的工人，也不是仍在“中产梦”庇护下按部就班的人士，而是那些对当前梦境多有不满、常常惊醒，却又不知应该去哪里继续入梦的人们。[21]
然而，仅仅是找回诗意，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危机的解决。一旦每个人都是各自领域内的“工人”，这既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是自己岗位上没有思想的螺丝钉，重新找回的诗意不过是用来掩盖真相的遮羞布；也意味着每个人都为这段经济崛起史付出了青春和劳动，受到了不同形式的剥削和损害，此时展开的诗意，为自己所写的诗篇，便可能成为思考和斗争的入口。
至此，恰恰是因为有了媒体人的推动、网络众筹以及对更广泛的群体参与的诉求，使得“我的诗篇”在“借力”与“投机”的角力中，更全面地呈现出当前意识形态重组时所遭遇的一系列难题。
首先，在这个社会中，如果意识形态的危机是在“走向城市的奋斗道路已举步维艰，个人还能往哪里去？”这一类问题下发生的，那么，由此展开的缝合与争夺，便不可能只是围绕“工人往哪里去”和“工人能否阶级化”的问题展开。尽管中国工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和当前“世界工厂”的实际处境，使得人们最容易聚焦于此。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范围更为广泛、数量更多的因这一问题而产生困扰的人群，一旦对当前主导性的规训“个人”的方式发生怀疑乃至失望，他们是否有可能生产出新的自我认识和有效认同？在新的认同过程中，新一轮的阶级化将如何展开？各色力量的介入和参与，在此过程中究竟如何发挥作用？
其次，这意味着，“大多数人都是某个领域的‘工人’”也就不只是一种修辞，而是带出了“谁是工人？”或者说“工人阶级”在当代中国如何重新界定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人们总是想当然地使用“工人阶级”，并且，在使用时，目光大多集中在第二类群体之上。但“我的诗篇”呈现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由资本为了克服自身的危机而不由自主提出来的，恰恰在于，所有从“城市梦”和“中产梦”中惊醒，有待重新定位自身的人群，和现有的几乎拿来就用的“工人阶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其中，最直观的一个就是，那些被众筹文案所呼唤的，有着大学学历，看起来似乎仍有上升空间，但始终生活在失去工作的恐惧和持续的隐秘剥削中的知识劳工，和那些没有学历，从事一线的繁重劳动，没有任何上升的可能以至于总是被更赤裸地剥削着的工人，在新一轮阶级化的过程中，是势必分属不同的阶级，成为越来越分裂的彼此，还是有可能同属于一个阶级或一个新的联盟？在这里，仅仅回答“是”或“否”，乃至用“白领”“小资”之类的词来打发，已经远远不够。在这一轮意识形态危机中，如果真的把“重新阶级化”确定为新的任务，那么，也就提出了对于阶级界定和阶级分析更为严格的要求。这不光因为今天的工作样态已经发生巨大的变迁，也因为越来越多的从业者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过程，也是越来越多人被分离出传统工人范畴的过程。针对这一批数量巨大的变动群体的阶级感觉的澄清和集结，必然形成新的力量对比。就此而言，在今天的中国，重新讨论阶级问题，仅仅回到“工人阶级”并不足够。因为，新一轮的阶级议题想要真正成立，不仅需要回答自己是谁，自身在当前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中的位置是什么，也必须同时思考它和别的正在形成中的其他阶级的关系是什么的问题。撇开了阶级生成的动态结构而孤立地寄希望于某一个阶级，执着于其曾经的历史位置，恐怕很难真正挣脱现有的资本结构的控制和调配。
最后，却也是最意味深长之处，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危机中，无论是资本，还是社会自我保护的力量，都敏锐地意识到了，既有的工人文化传统和潜在的阶级意识，有能量参与意识形态的修补或新的阶级认同的构成，并因此展开争夺。但这一能量究竟是什么，却并未得到清晰的说明。是由原有的“工人阶级”概念而来的力量，是由诗意和苦难的对比而来的激励人心，还是别有出处？这一能量在当前社会中生成和运行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尤其是，当它面对的问题是城市化过程中“个人向何处去”的时候，工人诗歌、工人的视角和观察，乃至“我的诗篇”整个事件，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意义？以至于在当前的意识形态缝合与斗争中，各类力量都企图积极征用？在这里，一方面，各色力量几乎本能地仰仗既有的工人传统和诗歌的魔力，另一方面，却不约而同地对这一点含糊其词。而这恐怕也就使得历史中的工人文化在这一重新阶级化过程中的真实意义被避而不谈。
显然，资本没有洁癖。这使得它总是具有最庞大的野心，去囊括一切的人和物，为己所用；也正因为如此，其所到之处，总是能够揭示更多也更为现实和具体的难题。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认真地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在上述问题面前，资本的态度不过是彻底的实用主义，因为它的任务从来都只是让危机看起来得到了处理。[22]而如何真正盯住这些问题，展开有效的思考，却是那些企图反抗它的人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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