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人才使用之法

曾国藩认为，人才要广收而慎用。他说，“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阳鱎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135]。但在人才使用上又要特别谨慎，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136]。广而不慎，则必有滥竽充数，位置不当的弊病出现；慎而不广，则又渐有乏才之患。总之，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在人才的选用上，曾国藩似过于严苛，所以尝感叹人才难得。晚年时他曾对自己的选将原则有过反思：“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137]

左宗棠的选将观与曾国藩基本一致，强调慎选，但也强调大胆任用，如其所言，“吾察人颇严，用人颇缓，信人颇笃，此中自谓稍有分寸也。……故能驱使人，使各尽所长”^[138]。但又不似曾国藩那样求全责备。他说，“集十人于此，则必有一稍长者，吾令其为九人之魁，则此九人者必无异词矣。推之百人千人，莫不皆然”^[139]。他对人才不求全责备，能量才器使，敢于容人。他说：“用人之方，自古难责以备。而行阵之选，求全更难。其人但使勇于赴敌，而骄恣不生；廉于殖财，而军民不困，则制贼有其本，而已乱可止，未乱者不至于乱也。至于方略之优长，机宜之允协，则求诸古昔名将盖亦难之。”^[140]对于曾国藩“尝叹人才难得”，左宗棠则以“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加以驳斥。他认为对将才的选拔眼光不能太高，总将眼光放在“颇（廉颇）牧（李牧）起（吴起）翦（王翦）”上，那结果只能是目中无人，将可能的有用之人才弃置一旁。特别是在人才极乏之时，“不宽以录之，则凡需激励而后成，需磨练而后出者，举遭屈抑矣。只要其人天良未尽汩没，便可有用”^[141]。只要所选之人身上有一点可取之处，即可大胆任用。他说，“人各有才，才各有用”，并以中医草药作比，“草，皆药也，能尝之试之而确知其性所宜，泡之炙之而各得其性之正，则专用、杂用，均无不可；否则，必之山而求榛，必之隰而求芩，乌乎可，且乌乎能也”^[142]？所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内，必有芳草”^[143]。只要知人善任，开诚布公，奖其长、护其短，用人之朝气，不用人之暮气，必能人尽其才，各得其用。可以看出，相较曾国藩，左宗棠的选将视野更为开阔，也更为宽容和大度。他曾不无骄傲地指出：“鄙意谓中才全在策励，此等当是频年所收召，皆涤公唾余也，而在湖南均有所建立。”^[144]

在对王錱的使用上，也可看出两人在用人上的差异。湘军将领王錱善以少击众，但自视甚高，不愿听取他人意见，与曾国藩屡次龃龉。曾国藩曾告诫王錱“志气满溢，语气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145]。王錱不听劝告，自行其是，故曾国藩率湘军出省作战时，拒带王錱同行。左宗棠却对王錱的军事才能评价极高，认为其“审事之精，赴机之勇，皆非近时所有。人叹其才不可及，吾谓璞山义烈之心，虽古人亦不多见也”^[146]，甚至将其抬高到江（忠源）、塔（齐布）、罗（泽南）、刘（长佑）之上，认为，“即求之古名将中亦少概见”^[147]。左宗棠如此评价王錱，当然有其笼络的目的，但其信中的语言所坦露的皆极恭敬、真切，“语语从至性中流出而入人心坎”^[148]，这在自视极高、常常目中无人的左宗棠是极少见的。对于王錱骄傲自大的毛病，左宗棠则多次温言规劝，一方面肯定王錱的才气，“审事之精，赴机之勇，皆非近时所有”，同时提醒他，“屡胜之后，其气必渐骄，其视事亦必较易，愿老兄识之”^[149]。对于左宗棠的规劝，王錱则以“錱何幸而得此知己乎”^[150]作为回应。王錱感于左宗棠的知遇，而乐为其用。后来左宗棠离开湖南幕府，襄助曾国藩办理军务时，独立一军，其主要班底就是王錱病殁后由王开化统带的老湘营。(www.xing528.com)

在李元度的任用上，曾国藩也曾用违其才。李元度在湘军初建时即入曾国藩幕府，为人善谋，但不善断。对其弱点，胡林翼看得最透：“李次青，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诚，笔墨亦敏捷清挺无俗尘，军事参谋，可得一当，特未可专以治兵耳。”^[151]安庆之战时，徽州无人驻守，曾国藩不得已起用李元度，令其守徽州。出发前曾国藩反复叮嘱李元度到达徽州后要把营盘扎好，不要轻易出击。李元度到了徽州后未能实现曾国藩的意图，“徽州不能坚守三日，以待援师”^[152]。曾国藩认为，李元度之失在于未能遵守他的嘱托，轻易出城作战，因而失败。左宗棠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原因不在作战指导上，错误在曾国藩用违其才，即前提就是错的。左宗棠对李元度的认识与胡林翼相同，认为李元度为幕府之才，而非能独当一面的领兵之才。据左宗棠的观察：“李元度平日驭勇过宽，士卒知感而不知畏。又安越一军营制，营官之外，复有帮办、会办之名；哨官之外，复有哨长。事权不一，号令不专。各勇丁多平江一县之人，取才既隘，又狃于宽慢之习，骤难以法绳之。”^[153]在对李元度后期处置上，左宗棠认为：“实幕府长才，若引之入幕，而遣其勇，两益之道也。”^[154]曾国藩后来在对李元度的任用上有过反思：“次青实不能治军，八千人尤嫌太多。弟早年用违其才，渠亦始终不自知其短。”^[155]

对勇丁的任用，左宗棠亦有自己的认识。胡林翼曾认为黔勇不可用，左宗棠则给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将领的意志、决心、谋略是决定部队战斗力的关键。将领的作用在于取势、用奇和苦战，有此三者必能大胜，而三者“视乎将，不在勇也”^[156]。即部队的战斗力强弱主要取决于将领，而不取决于勇丁。他还说：“天下无可恃之兵勇，而有可恃之将。杨忠武所部多精兵，他人之疲乏者一入其营，不久即成精锐。即如塔三兄之抚标，寻常除谩骂以外无一长，而此次湘潭之捷，因主将偶尔不见，即相与痛哭寻觅，入群贼中，若无人者，亦可想其心之固结矣。”^[157]这印证了他一贯的观点：“不可因此而灰其爱士之心，亦不可因此而疑人之与我者皆非诚也。我不疑人，人自不疑我矣。”^[158]左宗棠有眼力识才、重才，敢于容才、用才，因此在左宗棠的部属中，有像刘锦棠、张曜、王德榜这样的虎将，也有如刘典、周开锡这样的良佐，这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