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中国古代国家的标识

马克思在其著述中，经常沿用西方人的惯例，以“中华帝国”来指称当时的中国。这个指称体现了他对古代中国的准确定位。“中华”标识了国家的民族属性。总览欧洲古代历史，能与“中华帝国”媲美的当属“罗马帝国”了。古代中国能被西方人以“中华”标识，表明这个东方帝国不是罗马帝国那样的宗教国家，而是已经具有了民族国家的特征。而且，这个民族国家突破了“一族一国”论的既有认识，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统一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之下。尤其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是清政府，但马克思仍称当时的中国为“中华帝国”，表明他没有把满族看成“蛮夷”“异族”，而是将其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帝国”则表明古代中国的君主专制性质，即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结构，皇帝以武力为先导、以暴力为后盾总揽天下大权，集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于一身。尽管中国古代有悠久的民本传统，但从主权归属关系上看，它奉行的是君主主权而不是人民主权。国家一切权力的权威源泉，来源于绝对的君主权力，国家最高权力的传承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世袭承续，皇权至高无上、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与其他亚洲专制国家一样，整个国家都是君主一己之任意的“奴隶”。^[2]然而，面对如此庞大的帝国，皇帝不可能以一己之力驾驭它，而要通过庞大的官僚机构来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各级官僚系统贯彻和执行皇帝的意志，协助皇帝管理社会公共事业。这样便在全国形成了一套以皇帝为塔尖、以等级官僚为支撑的“金字塔”式的国家权力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说，古代的中国具备了现代国家的某些因素，如追求民族统一、实行政教分离、通过考试选官、依靠官僚治国等，但它本质上仍属于“家天下”的王朝国家范畴。正如马克思所说：“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3]这种父权关系决定了各级官吏只对皇权和上级长官负责，而不必对自己管辖区的人民负责。同时，“父权关系”这种具有血缘关系特点的称谓也表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之后，政权和财富便通过血缘家族联系了起来。在国家和家庭这两极之间缺乏必要的社会组织因素，君主通过基于人身依附关系的等级制度，利用官僚机构、乡绅和宗族势力，将国家的统治力量延伸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可见，古代的中国，国家权力的权威结构是家国同构的，国家权威来源于血缘宗法关系；在意识形态上尤为强调祖先崇拜和传统礼制，将“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富有人身依附和等级色彩的伦理道德深深地渗透至整个社会的“神经末梢”。马克思把家长制权威看作“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各个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4]，认为中国正是由“这个家长制的权力”统治着“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指出，“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5]，奠定了古代中国生产方式的基础，也构成了其专制君主制度的牢固基础。在他看来，在古代中国，家庭小生产是基本的生产形式，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以及固定的分工而构成了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生产整体，排除了商品生产或使商品生产处于从属的地位，生产力很低，社会停滞落后，这种长久稳固不变的村社就成了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牢固基础。而“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6]在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下，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产生多样化的联系；他们的生产方式并未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古时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剧；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于是，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的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中国古代的广大劳动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仿佛“互不联系的原子”。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相互联系的需求和组织机制，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自己共同的阶级意识，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的权威，是包括皇权和官权在内的不受限制的各种政治权力。这些权力保护他们田园风味的生活，并自上而下赐给他们阳光和雨露，让他们陷于封闭、昧于时势、安于现状、惯于因循、耽于幻想甚至甘于自欺的精神状态，同时防止出现由于小生产的自给自足性造成整个社会的一盘散沙的局面。因而，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便成了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牢固基础。

这样，在国家成为专制的国家，而社会又处于分散、封闭的情况下，古代中国的广大民众在改朝换代频繁的时代下，不被这个朝廷控制，就被那个朝廷占有，始终无法摆脱被国家垄断的境遇。于是，古代的中国便形成了官本位的社会秩序，即在各种类型的社会权力中，政治权力处于支配地位，成为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与建立在土地占有基础上的西欧封建领主社会不同，它是以权力占有为基础的。就社会整体而言，统治者不是因为占有土地才享有社会的统治地位，而是由于占有政治权力才占有土地并进而享有社会的统治地位的。与西欧古代社会强调等级一样，古代的中国也是等级森严的，不同的只是划分等级的标准不是土地等财富，而是官职和权力。除了官僚体制正常的科层体系之外，整个社会的等级体系都建立在权力本位之上。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社会的礼仪习俗，从国家的公共领域到家庭的私人领域，所有等级的特权待遇和资源分配都最终按官秩来折算。中国古代社会同样是“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但这种依赖关系不是基于土地关系的人身束缚，而是基于权力关系的人身依附。在这个权力等级体系中，君主居于最高权力地位，是整个权力阶层的总代表。这种权力本位的社会秩序反过来又加剧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君主为代表的整个权力阶层垄断了国家的全部权力，使国家权力无所不及、没有边界，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领域，既控制物质资源，又控制思想文化，既支配公共领域，又支配私人领域。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与西欧具有共同的古代特征，即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社会就是政治社会，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二者所不同的是，西欧有教会、贵族等势力与国家抗衡，而中国则是国家权力一家独大。如果说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以君主为代表的行政权主导议会的立法权的话，那中国古代实行的则是君主集行政权和立法权于一身的高度的专制主义集权制。应该说，这种国家统摄社会的结构在中国的长期存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它的正常运转，有利于集中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进行公共工程的修建；有利于生产技术的传播和商业贸易的流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抵御外侮，防止分裂，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马克思曾高度赞扬中国古代技术发明对世界的影响：“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7]而且，中国发明的火炮、纸币、算盘、茶叶、丝织品、养蚕业等，都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甚至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此外，马克思还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多次提到“万里长城”。而上述每一项发明和成就的取得，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长期不间断的历史积累和文明传承的过程。这得益于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正如罗素所说：“中国文明是古代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自从孔子时代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都消亡了；但中国文明绵亘不绝、生存至今。”^[8]在封闭、保守的小农社会能取得这些成就并广泛应用和传播，进而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绵至今，不能说与国家权力的助推甚至主导无关。(www.xing528.com)

然而，以权力本位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严重窒息了社会的创造活力，进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权力是用于分配财富的手段，而它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在权力本位下，社会精英竞相向权力领域特别是政治权力领域集中，而使经济、科技等创造社会财富和活力的领域智慧匮乏。于是，在马克思看来，古老中国的“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9]，从而只能维持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而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阻碍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在《资本论》中，他揭示了整个亚洲社会长期停滞的秘密，指出：“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有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10]这一论述对分析古代中国也是适用的。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欧洲主要国家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从农业经济逐步转变为工业经济，从封建领主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经济。反观当时的中国，却仍处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因而，马克思称当时的欧洲为“文明世界”，称中国是欧洲的“直接对立面”，处于“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在他看来，由于中国的“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在汹涌的世界潮流中陷入了困境。然而，中国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非常牢固，无法通过自身的发展实现向高一级文明制度的过渡。据此，马克思预言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