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智慧化服务模式探究：出版机构与知识服务的融合

数字时代，出版机构与图书馆协同开展知识服务融合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之举。对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的研究旨在为出版行业与图书馆行业协同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并为我国知识服务大环境的优化带来新的尝试。对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的维度和层次进行分析，是深入剖析数字时代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实施的重要环节。

（一）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的维度

数字时代，数字信息技术的成熟与发展，为知识服务机构的合作、知识资源的集成、知识服务的融合提供支持，在此背景下，对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进行研究变得顺理成章。鉴于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主要涉及机构、资源、服务（用户）三个方面事宜，可从以下三个维度着手奠定数字时代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实施的依据。

1.机构维度

知识服务机构是提供知识服务的主体，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知识服务的方式、对象、内容等。所述数字时代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所涉及的知识服务主体为出版机构与图书馆这两类在知识服务方面已有所建树的机构，机构维度分析的是出版机构与图书馆围绕知识服务融合所开展的协作。机构层面的协同合作所讨论的知识服务融合的前提和基础，本节围绕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的跨机构协作而展开。

业界有专家分析过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的不同之处，例如，地质出版社数字出版分社张新新社长指出，在实际情况中，我国出版机构与图书馆机构所开展的知识服务存在差异，这表现在：首先，前者要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后者则以社会效益为重；其次，前者是知识资源的生产者，后者并不生产知识：再次，前者由政府主管部门推动知识服务自上而下开展，后者则由学术界发起。笔者认为，这并不能成为出版机构与图书馆间就知识服务实现跨界协同合作的阻碍，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图书馆跨界出版开展出版服务已成为常态，这逐步改变了图书馆不生产知识的固有印象，其有与出版机构竞争与协作的资本；另一方面，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以下简称“总局”）推动的知识服务，除有益于出版机构知识服务经济效益的实现，也有对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基础性知识供应与国家级公益性知识服务的兼顾，出版机构的知识服务有与图书馆知识服务对接的可能与契机。除此之外，数字信息技术的成熟与发展、知识服务人员专业素养的提升，以及出版机构与图书馆之间能够实现资源互补等，也都能论证数字时代出版机构与图书馆协同配合开展知识服务融合，切实可行。^[4]

由于出版机构与图书馆是两大类机构，无论是出版机构，还是图书馆，都分别包含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相应机构，比如出版机构从出版内容的角度可以分为教育出版机构、专业出版机构、大众出版机构、综合出版机构；从隶属关系的角度可以分为国家级出版机构、地方出版机构；从数字出版产业链角度可以分为内容提供商、平台运营商、技术开发商、终端分销商；等等。同样地，图书馆从服务对象的角度可以分为大众图书馆、研究型图书馆；从隶属关系的角度可以分为国家级图书馆、省级图书馆、地市级图书馆等。因此，研究出版机构与图书馆之间就知识服务融合达成的协作，应考虑到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的不同类型和级别，这也是探讨机构维度的意义所在。具体来说，应针对知识服务融合的特定目的，选择合适类型、级别的出版机构与相匹配类型、级别的图书馆结为协作伙伴关系。这在数字时代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的具体实践中会有所体现。

2.资源维度

知识资源、技术资源、智力资源等资源要素，是数字时代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资源作为知识服务融合的客体之一，也是之后知识服务的提供内容：技术资源、智力资源为知识服务融合提供支撑和保障。但知识资源相对于技术、智力等资源而言，可变性和决定性更大，对知识资源的选择关乎到所提供知识服务的性质、类别和效果。因此，所讨论的资源维度核心在于知识资源，分析的是在数字信息技术、复合型专业知识服务人才的支撑下，以相应法律、制度、标准等为保障，出版机构与图书馆异构知识资源的集成、利用方案。

知识资源是知识服务的核心组成部分，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涉及出版机构与图书馆之间知识服务的跨机构协作，也势必涉及这两类机构知识资源的整合，知识资源整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数字时代，技术的成熟与发展为知识资源的整合提供了支撑，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知识资源的整合。虽然出版机构与图书馆之间的协同合作存在一些障碍，但国内外两类机构在编目业务、阅读推广、出版协作、数字资源整合与长期保存等方面的合作实践证明了二者协作的可行性。尤其是在数字资源整合与长期保存方面，具体而言，国外实践例如由荷兰国家图书馆牵头，欧洲7个国家图书馆与3个主要出版社参与的NEBLIB项目；国内实践例如由哈尔滨报业与哈尔滨市图书馆建立的大型公益数字化阅读平台等，这些成功实践都能为出版机构与图书馆之间的知识资源整合提供可靠的借鉴思路与方案。众所周知，出版机构与图书馆关系密切，二者之间既有竞争又不失合作，相互依存、互利共生，长久以来的业务往来、彼此磨合、协同实践为知识资源整合奠定了基础，这无疑提升了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的可操作性。

由于出版机构与图书馆两类机构的知识资源存在分类、标准规范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的具体模式的不同。因此，对资源维度的分析涉及知识资源整合的分类、标准规范等问题。以知识资源分类为例，其若按公益知识资源、非公益知识资源进行分类，可使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分为公益性知识服务融合模式和营利性知识服务模式；而又可根据非公益知识资源分为学术知识资源、商业性知识资源等类别；盈利性知识服务模式可包括学术交流知识服务、商业决策知识服务等模式，这在数字时代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的具体实践中会有所体现。以标准规范为例，目前国内外相关项目未有统一的知识资源组织方法与框架，出版机构、图书馆的知识资源组织方法与框架也往往有所不同，探讨二者的知识服务融合，有必要寻求双方标准规定项目未有统一的知识资源组织方法与框架，出版机构、图书馆的知识资源组织方法与框架也往往有所不同，探讨二者的知识服务融合，有必要寻求双方标准规范的一致方案，例如，元数据方案。

3.服务维度

以数字信息服务“前后台”思想来看，数字时代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后台”的知识资源、管理机制、制度环境等支撑要素为“前台”服务融合提供保障，即“后台”要素的支撑促使“前台”服务融合呈现出最佳效果，这通过知识服务融合平台得以落实。所探讨的服务维度即是分析知识服务融合平台的设计与实现。知识服务融合平台是与用户直接接触的知识服务使用入口，应满足用户一站式、便捷地、及时地获取知识服务的需求，其用户体验关系到知识服务融合的效果，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提升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效应。

数字时代，用户的互联网接触已成为常态，便捷的一站式需求的满足是其评价知识服务效果的重要指标，这使得其对知识服务融合平台具有很高的依赖度。而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平台的搭建，有赖于一系列“前台”要素的支撑与保障。知识服务融合平台的主要特点表现在其强大的集成性、融合性，包括机构、资源、服务的融合，也包括人才、制度、法律、标准等的融合。前文已经论述过，出版机构与图书馆两类机构具有跨机构协同合作的可行性，也在知识资源的整合方面具有可操作性，且不断发展的数字信息技术、复合型专业人才等前提条件逐渐成熟，只要在法律法规、制度机制、标准规范方面加以落实与协调，就能实现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平台的构建。在知识服务融合平台的构建方面，有学者针对其他诸如图博档、金融企业等领域的数字化服务融合平台、信息服务融合平台的构建介绍实践案例或提出实施思路和策略。这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数字时代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平台的构建提供参考和依据。

鉴于知识服务融合平台的设计与构建涉及两类不同属性的知识服务机构，即出版机构与图书馆，前文提到，他们的经营性与公益性存在冲突，构成了知识服务融合的阻碍，因此，在“前台”服务层面上，有必要为这两类机构分别设计用户获取知识服务的入口。具体而言，分析的服务维度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方式是，出版机构与图书馆共用同一知识服务融合平台，可以是一站式主题门户的形式，也可以是移动终端App的形式，抑或二者相结合的形式等，普通用户可以在简单注册的情况下通过该平台获取公益性知识服务；而针对商业性知识服务，用户需以个人或机构名义进行实名认证，并按使用情况支付相应费用。第二种方式则是，出版机构与图书馆分别使用各自的知识服务融合平台，出版机构主要提供商业性知识服务，满足个人或机构出于功利或盈利目的的需求；图书馆主要提供公益性知识服务，满足大众基本精神文化知识需求。当然，无论是以上哪种方式，“前台”知识服务融合平台为用户提供所需知识服务的同时，“后台”的知识资源、管理机制、制度环境等要素都是共融共通、协同一致为“前台”提供支撑的。(www.xing528.com)

（二）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的模式和路径

数字时代，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实践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已在业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对数字时代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模式的分析有利于总结实践中取得的经验，以便加以推广；也有助于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加以防范。根据数字时代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模式的介绍和分析，继而有必要总结其就当下而言有效地实现路径，以推动数字时代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1.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的模式

出版机构是知识生产主体，人们工作、学习、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归根结底大部分都是经由出版机构生产得来，为何是大部分，而不是全部，因为如今也有很多知识是跳过了出版机构由个人直接提供，这在当前数字时代尤为明显。实践中，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的模式主要表现为高校系统内的出版社与图书馆之间的知识服务融合，主要形成了四种模式，即基于第三方机构的模式、基于数字图书馆的模式、基于协作项目的模式以及基于在线平台的模式。

成立于1930年的密歇根大学出版社是隶属于密歇根大学的学术出版社，它在与图书馆在开展知识服务融合方面拥有颇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与密歇根大学图书馆通过学术出版办公室（SPO）构筑合作关系、共同开发Fulcrum出版平台；后又融入密歇根大学图书馆的M publishing出版平台，继而协同美国优秀文科院校图书馆联盟奥柏林集团旗下的40余家成员单位、其他出版机构共同成立利弗出版社等。其中SPO是促成密歇根大学出版社与密歇根大学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的大学系统内的第三方机构，M.publishing出版平台则是支撑密歇根大学出版社与密歇根大学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的密歇根大学图书馆所属平台，在数字时代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在学术交流知识服务融合方面，密歇根大学出版社与密歇根大学图书馆有着强烈共识，经由SPO协调，双方精诚合作，依托M.publishing出版平台，以学术出版协作为发力点推动学术交流知识服务融合。实际上，随着SPO、M.publishing逐渐发展成熟，密歇根大学出版社与密歇根大学图书馆最终已融合成为一体，是馆社一体化发展的例证，当数数字时代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知识服务融合的典型代表。

2.基于数字图书馆的模式

加州大学数字图书馆（CDL）由加州大学出版社与加州大学的图书馆在1997年共同创立，是加州大学的第11个图书馆（虚拟数字图书馆），其服务涉及资源服务、出版服务和用户信息服务等多个方面，旨在为加州大学学术社区提供学术交流和出版服务，满足用户对信息、知识的需求，在学术交流知识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立于1893年的加州大学出版社，是从属于加州大学体系的非营利性出版机构，为美国六大大学出版社之一。在CDL创立之前，加州大学的图书馆就已有10个，共同为加州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提供服务。加州大学出版社与加州大学这些图书馆在学术交流知识服务方面的丰富经验为CDL的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除了加州大学出版社与加州大学的图书馆之外，CDL也吸引了其他一些机构的积极参与。CDL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与加州大学出版社、加州大学的图书馆不断开展合作项目。例如，CDL与加州大学出版社在2009年成立了加州大学出版服务部，开展出版服务；并通过其学术交流整合平台E scholarship（2002年发布）与不同出版机构开展学术出版与交流合作，各主体分工协作、各司其职，这种协作模式拓展了学术交流知识服务的途径，提升了学术交流知识服务的专业化程度。与此同时，在加州大学的图书馆的支撑下，CDL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研究型数字图书馆之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CDL除了为校园图书馆员、教师、学生等群体提供学术交流知识服务之外，还提供教育增值服务，并为普通公众提供大众知识服务，鉴于CDL在学术交流知识服务方面的突出表现，笔者主要关注的是其学术交流知识服务方面，并将其归为基于数字图书馆的模式。

3.基于协作项目的模式

缪斯项目是1995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与米尔顿爱森豪威尔图书馆联合创立的非营利性合作出版项目，建立起了出版机构与图书馆之间的非营利性合作，以传播高质量艺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知识和服务为宗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创建于1878年，具有非营利性，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之一。米尔顿爱森豪威尔图书馆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所私立的非营利研究型图书馆，服务于大学教育机构。MUSE充分利用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属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的学术资源，并广纳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大学出版社，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女性主义出版社，音乐图书馆协会，国际音乐图书馆协会、档案和文献中心，北美词典学会，哈佛燕京学社等两百多个不同类型机构的资源。如今MSUE收录120家出版社的580多种期刊共计27多万篇文章，拥有在用户服务、技术服务、参考文献服务等方面经验丰富的专业图书馆员，为出版机构、图书馆以及MUSE的其他使用者提供便捷的在线学术服务。

【注释】

[1]陈远方.智慧图书馆知识服务延伸情境建构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8.

[2]陆丽娜，王玉龙.智慧图书馆[M].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7.

[3]朱纯琳.基于数据流动的图书馆智慧服务生态系统构建研究[J].图书馆，2021（01）：49—55.

[4]张丽媛.数字出版机构与图书馆合作策略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