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的节奏把握不准
在行政应急发展性机制的实践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应急主体对“发展”的理解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速度过快。突发事件往往会给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损害，像地震后的唐山和汶川、北川、绵竹等县市，爆炸后的天津港等地，几乎都因突发事件的冲击力而被夷为平地。对于这些破坏力超强的大规模突发事件，事后的重建发展常常要与城镇规划、产业规划和扶贫政策等结合起来。将灾后重建发展规划与地方长远发展规划进行适度结合无疑具有合理性与前瞻性，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忽视现实情况，一味追求发展速度，用力过猛，反而使得效果差强人意。例如，汶川地震后，绵竹一些地区试图“一步到位”，不切实际地强调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重了灾后重建的负担，引发了社会的不满。[32]二是发展速度过慢。灾后重建发展耗时耗力，即便一些大型突发事件造成的惨痛损失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关注点和热情度都将由浓转淡，随着外部救助力量的撤出和后续经费的收紧，一些地方表现出极强的不适应感，重建发展进展缓慢。
（二）具体的措施运用不当(www.xing528.com)
在重建发展过程中，有一些举措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因调研不充分、论证不周全而影响了发展的实效，民众满意度不高。例如，汶川地震中我国开创性地采用了以“一省支援一县”的对口支援机制。为安置灾民，在活动板房建设方面，各省市不遗余力，不但木板、水泥等建筑材料从本地购买再长途运输到灾区，就连工人都全部外带。这种做法看似对受灾地区施以了援手，但潜在的危害不容小觑：一是使得原本大约600元/平方米的建设成本飙升至2000元/平方米以上；二是灾区大量劳动力闲置，支援省外带工人压缩了受援地灾民的就业机会，于是很多灾民在家门口看着远道而来的人为自己忙碌，而他们却不知劲往何处使；三是施援省的购买力其实留在了各自省内，不利于灾区市场范围的扩大，甚至还会形成对受灾地区市场的挤出效应。灾区民众纷纷感叹：“还不如把资金直接拨给我们，我们自己建。”[33]再如，有学者调研发现，一些地区民众认为活动板房修建的意义并不大。一是成本很高，价格接近甚至超过了在当地建商品房的成本，而且板房使用寿命只有三年；二是对于农村地区的灾民而言，集中的板房区安置生活花销大，而且无法照顾到他们的劳作需要，很多农民每天要走十几里路才能回到地里干活，十分辛苦。倘若能根据灾民需要，将活动板房的修建款作为商品房补助款发放到灾民手上，实际上对他们的帮助更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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