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中三德范村：丧葬礼俗与独特传统

在今天，鲁中地区的大部分农村，乡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视的民俗仪礼是婚礼和葬礼。尽管二者的情感氛围不同，但它们蕴涵的传统礼俗、象征体系和组织机制始终是乡土社会变迁过程中最为顽强的存在。在婚礼和葬礼举办的过程中，传统民间仪式，特别是生命仪式，往往构成了族群及其个体所掌握的人情、面子、社会资源，乃至乡村权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场域。如果说乡土社会自身就涵化着一套“日常政治”的体系，那么婚丧嫁娶等需要通过民俗传统实现的集体行动则是各种力量表演的舞台。若从礼仪制度变迁的角度看，这种力量不但来自国家政治所代表的上层建筑，更来自作为生活主体的乡民以及社区内部充满弹性与变量的礼俗传统和自治机制。有学者指出：“在民间仪式的实践场中，国家与社会发生互动，共同推演着仪式的变迁；仪式的存在与发展并不是某一权力单一作用的结果，其中包含着不同权力主体相互博弈，是村庄主体——乡民——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场域中基于生存而做出的选择；在此过程中，仪式变迁不是一种权力征服另一种权力，而是不同权力相互博弈的结果。”^[51]三德范村的俗礼革新所体现出的文化变迁轨迹就比较集中地说明了国家政治与民众生活的互动，以及礼俗互动的历史性、流动性和多主体的特点。

历史上，章丘地区的葬礼就以礼节烦琐著称。在当地，人们甚至有“生在杭州，活在苏州，死在莱芜，葬在章丘”的说法。1949年后，虽然在各方合力之下基本破除了群众“入土为安”“棺椁必重”“葬埋必厚”的传统观念，但“礼多人不怪”“阴宅吉地”的思想和操办一整套复杂的丧葬仪式的习俗至今仍很常见。其中，火化、土葬、葬礼问题的反复拉锯是直到今天还不断引起热议和选择的社会问题。

1949年前，三德范村重厚葬。一般来说，父母在儿女婚姻大事完成后，便会在合适的时间安排“后事”——做寿器（棺材）、制寿衣。讲究的家庭还要修“寿坟”，寿坟设有并列的两个墓室，中间留一道“神路”供夫妇合葬。寿器多用柏木制成，漆黑色或者枣红色的棺材要按质地的不同区分出三六九等。棺头镌刻着“福”字。寿衣讲究“五条领”或“七条领”，有单衣、棉衣，其他如帽子、鞋袜、被褥等死后陪葬的衣物更是一应俱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村里为了建卫生院，在齐家巷上头挖出了王家林地的“益善堂”祖坟，轰动一时，周边村庄来看的老百姓不计其数。西窑头的“算命先生”宋安经跑来下坟查看，还不小心被石壁碰破了头。这座坟是由“金井”和“发碹”两种结构组合成的。金井是墓道，发碹是墓室。金井的两壁刻着二十四孝图的浮雕，发碹墙上用石头刻着松、竹、梅、兰和富贵牡丹，影壁上是一池石雕的荷花。两扇墓门上配着铁门环，石雕着小青瓦门楼顶，两边柱子上还刻着对联。这个墓占地面积很大，是我有生以来印象最深刻的豪华墓。据说当时王家人为了修建这个寿坟，雇佣的石匠们在修坟期间，光吃豆芽这道菜，前后就吃了500多斤。你可以想象这个工程有多大，工期有多长。^[52]

对章丘地区普遍存在的厚葬之风和丧葬礼俗，近年有学者曾撰写过翔实的田野调查报告。^[53]对比三德范村的丧葬礼俗，虽然在仪式过程中与周边村落，甚至村落内部的巷道之间也存在细微差异，但其繁缛、铺张的礼仪程序仍在区域社会具有典型性。本书更多是从民间自治传统的视角出发，因此对丧葬仪式的“深描”及其文本意义上的变迁不是本书重点讨论的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引文，兹不赘述。从本书的主题出发，国家政治与村落、地方民众的互动，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殡葬改革运动及其引发的社会反应，将是本节探讨的重点。

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倡导、强制推行以火化、简化为导向的殡葬改革以来，三德范村的丧葬改革大致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54]：

（1）以政府主导、运动式治理为标志的全民动员时期（1956—1978）。这一阶段的丧葬改革是以行政命令、通知、文件要求为载体，以精神引导和思想改造为实现途径的集中管制时期。1956年，国家陆续推行农业生产合作化。针对农村地区仍旧保持传统丧葬方式、仪式的现象，山东省先是以济南、青岛等大城市殡葬改革为试点，在大、中、小城市陆续取得成功后，随即在农村地区倡议建立公墓，破除祖林，将死后火化、迁坟上山、平地深埋等工作的达成度作为丧葬改革的主要考核指标。与此同时，要求各地清理“请阴阳、看风水、择墓穴”等迷信思想及社会活动。事实上，所谓的丧葬改革，关键是殡葬改革，即集中处理以传统的土葬形式持续占用可耕地资源的问题。换言之，丧葬改革本质上要解决的是急剧增长的人口和愈发紧张的土地资源之间的关系。围绕这个“死人向活人争地”的矛盾，至今在全国各地还不时有相关新闻见诸媒体。在这一阶段，丧葬改革最大的成效是土葬现象大为减少，死后将尸体火化在城市居民中最先达成广泛共识。但在鲁中、鲁北和鲁西南的广大农村地区，丧葬改革的步伐仍相对滞后。具体到三德范村所在的文祖街道，“平坟开荒，向鬼要粮”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丧葬改革最主要的成绩。^[55]实际上，任何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丧葬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时，一件意外事件的发生，就十分考验这项正在三德范推行的政策。

1974年10月，三德范第24生产小队按照生产计划正在挖用来烧造陶盆的窑洞。施工期间，窑洞塌方，当场砸死四位村民。这属于因公死亡，死者家属强烈要求按传统仪式土葬，拒绝火化。三德范生产大队最终决定坚持原则，宁肯在生活、补偿方面给家属更多照顾，也没有答应家属将死者土葬的要求。就这样，三德范村和周边的几个村落一样，最迟到1975年，就较为彻底地推行火葬制度了。从三德范村档案馆里发现的一份历史档案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份题为《中共三德范大队支部关于继续推行移风易俗的意见》做了这样的要求：

一、不论任何情况，死亡者一律实行火葬。

二、禁止戴孝帽，提倡戴青袖章，禁止打祭、打路典，提倡开追悼会。

三、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对死者不要穿过多过好的衣服，用过好的骨灰盒。致使花钱太多，造成经济上的困难。

上述几条望认真执行。

中共三德范大队支部

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

虽然这份《意见》强调要继续推行，听起来貌似生产大队对殡葬改革有层层推进的姿态，实则不然。据村民们回忆，1957年至1974年初，虽然生产大队以“响应政府号召”的名义做过丧葬改革的思想动员，但有些干部仍悄悄按传统葬俗给老人出丧、送殡。所以除了因修大寨田平掉的部分坟头，村内火葬和繁杂的丧葬仪式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符合国家期待的火葬行为也并未在村内和周边地区发生，这也是当时因公死亡的几位家属对土葬抱有幻想的直接原因。不过，自1975年这份文件颁布之日起，在熟悉村落礼俗传统同时也比较懂政策的新任领导张福经（1975年3月就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指挥下，短短一两年内，三德范村就结合“农田基本建设”平掉了村周围田地里的坟头，并依靠各种综合手段（如前十名的火化者，报销运尸费、火化费和骨灰盒费），迅速地实现了以火葬为标志的丧俗改革。(www.xing528.com)

1976年，三德范村南还建了骨灰堂。当时要求所有亡者的家属将亡者的骨灰放入骨灰堂，火化后不再埋入地下。

1975年以前（丧葬改革）推不动，“上头”要求得不严，老百姓的积极性不高，村干部们也怕挨骂。这是“老传统”，你不是说谁想动就能动的，村干部不想干，群众不想干，那就没用。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在坡里干活，要是老远地听到谁站在屋顶上喊“爹（娘）啊，来家吧，来家吧”，就知道坏了，有人没了，这是在“叫魂”呢。那个时代就是穿完寿衣后放在棺材里埋了。1975年，政策要求得严了，文祖镇的村都得变。我记得是从一户姓赵的开始，以后就得火化，实行土葬了。叫魂啊，打祭啊，这一阵开始也就慢慢不兴了。^[56]

（2）国家强力整合和干预政策退场，火葬方式逐步达成共识，民间仪式逐渐抬头和开始复兴的时期（1978—1990）。1978年，已经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取得政府高度评价的丧葬改革迎来了传统习俗的反弹和冲击。在鲁中、鲁东和鲁西南等有些地区，人们认为推行火化是“冒进”的产物，大办丧事是“丧葬自由”，不应被干涉。在很多地市，尤其是农村地区，出现了火化量普遍下降，“出大殡”及各种迷信活动抬头，已经基本废除的旧葬风俗复兴的现象。此时，政府不得不再次出面并进行直接干预。例如，1981年12月，中共山东省委下发了第66号文件，主题是“要坚持殡葬改革，提倡火葬，破除旧葬习俗，反对封建迷信”，山东电视台和《大众日报》等主流媒体，也分别播发了民政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讲话，刊发了题为“把丧葬改革坚持下去”的评论员文章。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省委、省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多次对丧葬改革工作提出具体任务和明确要求。在市场经济改革节奏加快，都市化、工业化以及经济财富增长的情况下，除了死后“必须火化”达成广泛共识，传统的丧葬习俗及其仪式反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复兴的现象。村民张烈民、冯昭宝的观察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鲁中村落丧俗仪礼在前后两个阶段的转折过程：

1975年，大队第一回正式要求火化，以前除了修大寨田的地方不能土葬，其他地方该打棺材还是打棺材。1974年，村里在南边建了骨灰堂，从1975年开始这几年，国家要求人死了必须火化，骨灰堂专门打了一口铁棺材，哪个巷道有人去世，就得用拖拉机和铁棺材拉着去枣园东面的火葬场去火化。这样从报丧、发送（出殡）到进骨灰堂，谁火化，谁没火化，清清楚楚，不存在隐瞒不报的情况。这段时间就是不能打祭、打路典了，一律带黑袖章，胸口戴个小白花。^[57]

1975年要求丧葬改革，那是因为国家这次更严格了，以前都不重视。你不想办也不行啊，大队一个通知下来，从干部到群众必须执行。巷道的“领头的”都统一了思想，个别户家你不干没人敢给你“忙丧”了。大队也不给你开死亡证明。再说还有治安股、民兵连，那个时代不像现在，老百姓没有敢不听话的。

我记得清楚是因为俺奶奶就是那个时候（1974年或1975年）去世的，直接去火化，骨灰也不埋，放到骨灰堂里。骨灰堂有大队专门的人看管，有工资。第二年到了清明，就去村南头的骨灰堂把骨灰盒从橱子里“请”出来，简单地摆上点东西“供享供享”。又过了两年，就有人偷偷地去把骨灰盒拿出来埋了，管得也是越来越松。后来生产大队解散，成立了四个行政村（1984年），骨灰堂也没有专门的人看管了。有一天晚上，我父亲和我大哥悄悄把奶奶的骨灰“请”出来埋了。差不多这时候，群众除了认火化，其他的形式（丧葬仪式）就恢复得差不多了。^[58]

（3）丧葬仪式全面恢复，铺张浪费现象日益严重，最终以群众意愿为内在驱动力，国家力量结合乡民意愿，着手对丧葬仪式进行管控的反复期（1990年至今）。在国家层面，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管理氛围的宽松，传统的丧葬仪式出现了全面复兴的趋势。据山东省民政厅1981年的统计数据发现，当年“全省化尸量仅212806具，火化率下降到45．2%；已经基本废除的旧葬习俗，如埋坟头、出殡发丧、摆供祭灵、烧香烧纸、扎制祭品等在一些地方又风行起来”^[59]。实际上，鲁中地区广大农村有关丧葬仪式的各种现象要比官方统计所显示的数字复杂得多。在民间仪式层面，三德范及其周边村落如同章丘地区“生在杭州，死在章丘”的俗语一样，丧葬仪式向来也以繁杂著称。从死亡到埋葬，整个葬礼主要由“停灵、封门、变服、入殓、送浆水、打神食、家祭、出丧、摔老盆、圆坟、烧三七、烧五七”等仪式组成，在核心仪式以外，还有无数个由村落内部十条巷道之间自由把握且略有差异的仪式环节。这种建立在“不隆重就不孝顺”和“礼多人不怪”等心理基础上的繁文缛节，除了在“文革”期间有所弱化，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所简化，迈入1990年，随着村民家庭收入的增加和攀比风气的流行，除了火化得到坚持，传统丧葬的繁文缛节在三德范村的一街十巷几乎全面恢复了。其中最令人头疼的仪式环节就是“打神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虽然整个丧葬仪式由七天或五天进一步简化成了“三日丧”，也就是从报丧之日起，三天之内完成报丧、吊唁与下葬的过程，在三德范村，“打神食”（又称打祭）仪式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谓的“打神食”大致是这样一个景象：

出殡这天上午开丧以后，灵棚内要摆上“家祭”，孝子要一起跪在灵棚的左侧痛哭。亲朋好友要到灵棚前面“打神食”，一般的街坊邻居前来，烧“一刀纸”就行。但稍微重要点的亲戚，特别是死者的娘家或丈人家、闺女的婆家、儿媳妇的娘家是群众特别注意的对象，他们不但要“打祭”，而且打祭的规格也得表现得花样最多、质量最高。“神食”就是抬着装有祭品的食盒到灵前摆供，一般是四干、四鲜、四碟、四个中碗、两个或者四个“大件”。食盒抬到家门口，特别近的亲戚必须哭着进来，“忙丧的”就接过食盒，“主事的”就在灵棚前喊“哪个庄哪里的客”，然后这些亲戚按仪式鞠躬或者磕头。孝子一般跪着不动，在灵棚一边痛哭答礼，等这拨打祭的走时，亡者长子有时会哭着送到大门口。谁先进门吊丧谁后进门吊丧都有次序。后一个“打神食”的来了，就由“忙丧的”撤下前一个的祭品。祭品全部留在丧家，等着发丧这天“打路典（路祭）”再用一次。整个过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铺张浪费。比方说，丧事遇到夏天，“打神食”的时候苍蝇、蚊虫满天飞，丧局一完事就得赶紧吃，以前那个时代没冰箱，现在就是有冰箱了，也装不下啊。很多肉菜吃也来不及，最后全都得扔了，败坏了。^[60]

实际上，完整的丧葬仪式除了亲友们要在灵棚前“打神食”，还要在参拜后把“神食”抬往出殡所经之路依次摆开，准备“打路典”。以“打神食”为祭祀过程的核心仪式元素，葬礼中需要准备的内容和付出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远比上述文字描述复杂和沉重得多。

打祭不光有鱼、有肉，这里面的学问大了。比方说有个常见的名堂叫“五福捧寿”。它需要六只鸡，六只鸡你要盘成六个样（注：以鸡的头、脖子和翅膀为轴，扭曲而成的各种造型）。这几只鸡也只顶一个菜。“五福捧寿”嘛，此外还要再加四个菜。比方说“琵琶肘子过桥肉”，就是一根猪腿加上两个（猪）肋扇子，它们合起来才像“琵琶肘子过桥肉”——这个也只能顶一个菜。你说都得这样，这个闺女多了都来打祭那浪不浪费啊？有的闺女过得不好，她就出不起钱，她就没“面子”嫌丢人啊。所以这种情况你找人借钱也得把祭品准备上。可是除了这些祭品你还得拿钱，按照现在的水平，每个闺女至少得六百块钱、八百块钱甚至还得更高。^[61]

在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惯性下，三德范管理区在2015年召集十条巷道各自的红白理事会共同讨论丧葬改革问题。由管理区主持，几乎没有费多少口舌，各条巷道就一致同意简化丧葬仪式和杜绝铺张浪费的现象。随后，从2015年开始，虽然各条巷道在仪式细节、程序和具体组织机制上大同小异，但改变最明显，也是乡民们最拥护的两点是：丧期从“七日丧”“五日丧”或“三日丧”，统一改成了“二日丧”。同时，鉴于传统丧葬仪式那种“让活人和死人都受罪的政策”，各条巷道在红白理事会的主持下，一致取消了“打神食”和“打路典”（路祭）的仪式。

2018年前后，从国家到地方，要求丧葬仪式进一步简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例如，缩短停灵、出殡时间，简化吊唁、出殡流程，舍弃制作、穿戴白衣白帽的习俗，不送花圈、挽幛，不烧纸、燃香、哭丧等。俗话说，死生事大。作为背负着一套礼俗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中国人，到底应当怎样安顿逝者？不光三德范人，据说外地的乡民现在也没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