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來，論者批評王粲心無漢帝、諂媚曹操，大多徵引《從軍詩》五首之一、二、四为說，經由本文前述之討論，據《三國志》本傳之敘事，早在建安十三年（208）王粲降曹封侯之時，其罔顧東漢之君臣觀念而非議劉表稱頌曹操已然如此，只是《從軍詩》較淺顯直露，易引起關注而已。若論王粲對曹操諂媚的詩文，確實應以《從軍詩》最为顯著，如前引三首用“神”“聖”字極度頌揚曹操，其所以再度稱頌曹操功德，固然受到曹植之鼓勵，但其諛辭獻媚，或與其職官之由軍謀祭酒升遷侍中有關，遂感恩戴德而藉詩表態，詩中自言其“懼”其“愧”尸位素餐即關涉其職務。按建安十八年（213），獻帝策命曹操为魏公，曹操前後三讓，荀攸等兩次上牋勸進，王粲亦以軍謀祭酒、關内侯銜署名[87]，曹操進爵魏公即以王粲为侍中。曹操其後又逐次進爵魏王、設天子旌旗、冠冕車乘，擴張其權力，若無王粲等不斷之推波助瀾，又豈能成事？《從軍詩》撰於建安二十一年，在此現實政治情境之中，王粲作詩稱頌，自言“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除了向曹操輸誠表態，其鼓舞催促曹操篡取帝位之意亦不言而喻。
王粲《從軍詩》是其後期文學中極晚的作品，對曹操之稱頌可謂不遺餘力，且再看其另一首詩，曰：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萑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遊。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鷄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廛里，女士滿莊馗。自非聖賢國，誰能享斯休？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之五）
此詩前十四句，敘述行軍之辛苦及途中所見蕭條荒涼之景況；後十句，寫其進入譙郡後，眼見富庶繁榮而心情豁然開朗，不禁興發讚歎。抒情寫景，前後對比映襯，具象生動，堪稱佳作。然而若想到譙郡（今安徽亳縣）是曹操故鄉，當時曹操權傾朝野，地方官吏焉能不盡心經營？對照其言“四望無煙火”“城郭生榛棘”，應是兵連禍結，人民逃散，則譙郡之安樂景象，就有刻意營造美化以迎合曹操的成分。王粲言“自非聖賢國，誰能享斯休”，想必知曉此中情況，倘若如此，則以“聖賢國”稱美曹操故里，實大有問題，僅澤及鄉里而不能兼濟天下者，豈可稱之为“聖賢”？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此詩末尾二句，王粲既已知譙郡乃为刻意營造的人間樂園，竟然願意長久居留，若讀過王粲《登樓賦》，必覺其與此詩之語句頗有類似處，作者之情意卻大不相同[88]，如《登樓賦》云：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紀以迄今。情眷眷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黍稷盈疇”一句，《從軍詩》亦見，同樣身在異地他鄉，而心思迥別。《登樓賦》充滿思鄉懷歸之情，何以此首《從軍詩》竟無鄉土情懷而想客居久留？是否荊州居住太久則懷歸，譙郡初來乍到即不思鄉？久留後又如何？“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當真如此？抑或依附“非有霸王之才”的劉表前途堪憂，遂不如歸去；而隨從曹操至今，志願已酬，則此間可樂？王粲似乎为向曹操輸誠表態，已無暇顧及前後期作品之間，是否辭情反覆，彼此矛盾，是以虛實難辨，難免使人疑其言不由衷。王粲身處亂世，《硯銘》曰：“在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寫行，書不盡心。淳朴澆散，俗以崩沉。”無可否認，其人必有道德覺知之心，然而若從東漢當時的君臣觀念論其“文”與“行”，不容諱言，其要求他人的成分恐多，而律己者較少。綜觀本文所述，若論王粲一生所为，當是側重當世立功，文章著述、進德修業，或非真正關心；細察陳壽評語，雖讚王粲“興一代之制”，卻評其“沖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實可發人深省。
（作者簡介：李錫鎮，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1]唐李善注：《文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278頁。
[2]按《文選》，第1061頁，作“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據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84年版，第608頁，《魏書》卷二十一《王粲傳》，“續”作“獨”。
[3]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臺北：臺灣明倫書局，1974年版，第700頁。
[4]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第67頁。
[5]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第241頁。
[6]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第255頁。
[7]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第327頁。
[8]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版，第67頁。
[9]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第156頁。
[10]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第160頁。
[11]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第23頁。
[12]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第719頁。
[13]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頁。
[14]見《文心·銘箴》，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第193頁。
[15]詳參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第718、719頁。
[16]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版，第221頁。
[17]詳參楊明照：《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605頁。
[18]唐·孔穎達：《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版，清·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第184頁。
[19]見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五十六《王龔附王暢傳》，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版，第1820—1826頁。
[20]參俞紹初：《建安七子年譜》，《建安七子集》，第367頁。
[21]詳見俞紹初：《建安七子年譜》，同上注，第378頁。
[22]見《後漢書》卷五十六《王暢傳》，第1825頁。
[23]清·王夫之：《讀通鑑論》，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版，第283、284頁。
[24]參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9頁。
[25]詳參余英時：《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中國古代知識階層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第333—337頁。錢穆先生曾指出東漢至南朝，“當時的士大夫，似乎已有兩重的君主觀念”，詳見《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217、218頁；此說應是本於清·趙翼《廿二史劄記》，趙翼云：“自漢制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從事，二千石得辟功曹，掾吏不由尚書選授，为所辟置者，即同家臣，故有君臣之誼。其後相沿，凡屬吏之於長官皆如之。”見楊家駱主編，《廿二史劄記及補編》，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版，第70頁。以上二書之說，依張蓓蓓教授建議予以注明，謹此申謝。
[26]余英時先生言地方長官或舉主之臣下，若“以後進身於朝廷，依當時的道德觀念，他們仍然要忠於‘故主’”，同上註，第333頁。據余先生注引杜佑《通典》，事涉为“舊君”或“舉主”服喪，按禮俗制度重視人際之情誼，臣下为“舊君”“故主”服喪乃報答其提擕之“恩”，“忠”則牽涉職務上的責任義務，東漢時人特以“義”字言；以下據韓嵩事，試作區辨。
[27]東漢末刺史之屬吏及其職務，詳參陳長琦：《漢代刺史制度的演變及特點》，《戰國秦漢六朝史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130頁。劉表之治荊州，與荊襄士族之歸附甚有關聯，詳參王永平：《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章《漢末士人之流動與劉表政權之興衰》，第28—61頁。
[28]按杜襲、繁欽亦移居長沙郡，見《三國志》卷二十三《杜襲傳》，第665頁。
[29]《三國志》裴注引張騭《文士傳》載王粲勸劉琮降曹之說辭，裴松之指證駁斥其敘事不符史實，言是“張騭假偽之辭”。詳見第598、599頁。
[30]並參《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卷三十二《蜀書·先主傳》，第30頁、878頁。
[31]參俞紹初：《建安七子年譜》，《建安七子集》，第412、413頁。
[32]詳參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66、67頁。
[33]《三國志》卷十二《魏書·司馬芝傳》，第386頁。
[34]《文心·誄碑》，見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第112、113頁。
[35]按《三輔論》當作於建安三年，《荊州文學記官志》作於建安五年，为劉表作《與袁譚書》《與袁尚書》成於建安八年，參俞紹初：《建安七子年譜》，《建安七子集》，第392、396、399頁。
[36]徐公持已曾言“王粲在荊州，事實上也曾为劉表效勞，劉表也非完全不重視他”，參見《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110頁。
[37]“響”，通“向”，敬仰之意。參傅亞庶：《三曹詩文全集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2頁。
[38]見唐·李善注：《文選》，第1380頁，《王仲宣誄》。
[39]《三國志》，第599頁，卷二十一《魏書·王粲傳》云：“粲二子，为魏諷所引，誅。後絕。”魏諷謀反在建安二十四年（219）九月，見卷一《魏書·武帝紀》，第52頁。
[40]見《三國志》卷二十八《鍾會傳》裴注引《魏氏春秋》，第796頁。
[41]錢志熙先生言王粲“與劉表沒有真正的君臣之誼，只是形式上的關係”；見《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頁。(www.xing528.com)
[42]《論語·季氏》孔子有云：“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參梁·皇侃：《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430頁。
[43]《三國志》卷二十一《王粲傳》云：“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第598頁。清·何焯云：“以此獨为粲立傳”，見《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450頁。
[44]見《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裴注引《魏氏春秋》，第42頁；又卷二十一《衛覬傳》云：“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为尚書”，第611頁。
[45]詳見《三國志》卷二十一《衛覬傳》，第610、611頁。
[46]見《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32、44、49、50頁。
[47]清·黃汝成：《日知錄集釋》，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469、470頁。
[48]詳見《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裴注引孫盛《異同雜語》，第3頁。
[49]如建安八年（203）令郡國各修文學，置校官，有言“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建安十年（205）又令冀州整齊風俗。詳見《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24、27頁。
[50]除了陳壽記載建安十八年“天子使御史大夫郄慮持節策公为魏公”，还有建安十三年曹操为丞相，裴注引《獻帝起居注》言“使太常徐璆即授印綬”；建安十八年天子聘曹操三女为貴人，裴注亦引《獻帝起居注》言“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納聘；建安十九年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裴注亦引《獻帝起居注》言“使左中郎將楊宣、亭侯裴茂持節、印授之”。見《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30、42、43頁。雖不知曹操背後如何運作，唯據此可知陳壽言“天子使”“天子命”，皆經由合法程序，派漢廷朝官为使者授予。
[51]詳見《三國志》卷三十六《蜀書·關羽傳》，第939頁。按演義小說所述桃園三結義事，史傳未載。
[52]《三國志》卷十七《魏書·張遼傳》云：“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賜關内侯”，第517頁。
[53]裴松之云：“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實曹公之休美。”見《三國志》卷三十六《蜀書·關羽傳》，第940頁。
[54]詳見《三國志》卷十二《魏書·崔琰、毛玠傳》，第367、369、374—377頁；又《資治通鑑》卷六十七亦記載，見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章鈺校記：《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書局，1993年版，第2144、2145頁。
[55]見《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裴注引孫盛《雜記》，第5頁。
[56]見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版，第367、368頁。
[57]詳見俞紹初：《建安七子年譜》，《建安七子集》，第418—420頁。
[58]參《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45—49頁；俞紹初，同上註，第437、438頁。
[59]參郁賢皓、張采民：《建安七子詩箋注》，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版，第75、76頁；吳雲主編：《建安七子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頁。
[60]見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第60、68頁；錢志熙：《魏晉詩歌藝術原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頁。
[61]見徐公持：《魏晉文學史》，第111頁。
[62]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71年版，第475、476頁。
[63]參胡大雷：《文選詩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299頁。
[64]“夫子詩”典出《孔叢子·記問》，詳參郁賢皓、張采民：《建安七子詩箋注》，第84頁。
[65]參徐公持：《魏晉文學史》，第109—111頁。
[66]韓格平言“厎原作底，據影宋本《藝文類聚》改”，見《建安七子詩文集校注譯析》，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頁。
[67]詳參俞紹初：《建安七子年譜》，《建安七子集》，第331、332頁；又錢志熙：《魏晉詩歌藝術原論》，第104、153頁。
[68]錢志熙言王粲焚書之動機，“有可能與曹魏政治有所抵觸”，同上註，第153頁。
[69]《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載建安十三年劉琮降曹後，曹操“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第30頁，此令乃在赦免附從劉表、劉琮者之罪。
[70]參韓格平：《建安七子詩文集校注譯析》，第258、259頁。
[71]見黃節：《曹子建詩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55頁。
[72]參余冠英：《三曹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86、87頁；傅亞庶：《三曹詩文全集譯注》，第580、581頁；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第43、44頁。
[73]參俞紹初：《建安七子年譜》，《建安七子集》，第426頁。
[74]《文選》選曹植這兩首詩，即以《贈王粲》居前，而後一首題作《又贈丁儀王粲》，有“又”字。
[75]參俞紹初：《建安七子年譜》，见《建安七子集》，第422頁。
[76]見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第241頁。
[77]《藝文類聚》作“世”，俞紹初言：“與上下韻不協，疑誤。張本作‘仁’，嚴輯本作‘念’。”見《建安七子集》，第136頁。
[78]俞紹初引陸雲《與兄平原書》，言《藝文類聚》錄此文有刪略。同上註，第136、137頁。
[79]唐·司馬貞語，見（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宏業書局，1977年版，第826頁。
[80]唐·韓愈《伯夷頌》，乃由此觀點稱揚夷、齊。參見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5、66頁。
[81]《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又言“末世奔義，唯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見《史記會注考證》，第1341、1343頁。
[82]孟子對齊宣王語，詳《孟子·梁惠王下》，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鵝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頁。
[83]梁·皇侃：《論語義疏》，第486頁。
[84]（日）村尾元融曰：“義不食周粟，謂不仁周而食其祿，非謂不食周地所生之粟也。”見《史記會注考證》，第826頁。
[85]梁·皇侃：《論語義疏》，第488頁。
[86]興平二年（195），袁術欲稱帝，閻象反對之語。詳見《三國志》卷六《魏書·袁術傳》，第209頁。
[87]見《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裴注引《魏書》，第40頁；參俞紹初，《建安七子年譜》，《建安七子集》，第428、429頁。
[88]黃侃言詩末尾二句“此意寧不與《登樓》相違？”見黃侃平點，黃焯編次：《文選平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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