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統《文選》載錄王粲詩十三首，其中《公讌詩》一首，《從軍詩》五首。宋代以來論者對王粲諂媚曹操屢有批評，宋·葛立方云：
王仲宣作《從軍詩》，則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思（當作“師”）？”謂從曹操也。其詩有“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似非擬人必於其倫之義。蓋仲宣時为操軍謀祭酒，則亦無所不至矣。（《韻語陽秋》卷四）
《文選》載王粲《公讌詩》，注云：“此侍曹操宴也。操未为天子，故云公讌耳。”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錫之命，公知眾情未順，終其身不敢稱尊。而粲詩已有“願吾賢主人，與天享巍巍”之語，則粲豈復有心於漢邪？……（《韻語陽秋》卷八）
宋·嚴羽云：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蓋指曹操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譙郡也。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聖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干湯以伐桀也。是时，汉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一曰聖君，正與荀彧比曹操为髙、光同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为不屈，是未为知人之論。《春秋》誅心之法，二子其何逃？（《滄浪詩話·詩評》）
清·方東樹亦云：
仲宣工於干諂，凡媚操無不極口頌揚，犯義而不顧，余平生最惡其人。……使粲此詩止於“含情欲待誰”，豈不雅音乎？……然粲以周公、文王聖武等語稱曹操，不一而足，豈謂非媚子哉？……仲宣頌之曰“神武”“聖君”，是为無羞惡是非之心，豈余苛責之哉？（《昭昧詹言》卷二）
余嘗論曹操淩君逼上，天下不知有帝，其惡塞於天地。而王粲、劉楨輩，當此亂世，饕其豢養，昵比私門，諂媚竊容，苟以志士潔身守道之義如龐公諸人衡之，則羞役賤行也，是豈可以阮公、陶公、陳思、杜、韓並論哉？但取其一能，乃亦流傳不朽。文士之不足校人品也，久矣。粲为伯喈所賞，伯喈懷董，仲宣藉曹，名澆身毀，方以類聚而已。范史《馬融傳論》，言之詳矣。（《昭昩詹言》卷二）
按《文選》王粲《公讌詩》，唐李善、呂延濟、張銑注皆謂宴會主人为曹操[56]，歷來解此詩者多承其說。唯俞紹初先生指出不僅曹操，曹丕亦以周公自況：建安十六年，曹丕、曹植在鄴中讌集，阮瑀等六人各有詩作，王粲此詩“周公當喻丕”[57]。又王粲《從軍詩》五首，第一首敍述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張魯，乃二十一年二月還鄴後所作；後四首敘建安二十一年十月隨曹操征孫權，十一月至曹操故鄉譙郡[58]，此時王粲已任侍中，葛立方言軍謀祭酒有誤。《公讌詩》的稱頌對象，可有異說，即使仍如舊解以周公喻曹操，詩末尾“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前二句酒宴場合祝主人福祿齊天，仿如一般奉承客套語，而周公輔佐成王，功業卓著，名傳後世[59]，以比曹操位居漢丞相佐獻帝，若作期望之辭解，似無引喻失義，故此詩可暫且不論。
葛立方等人論及《從軍詩》五首之一、二、四，認为曹操淩逼獻帝，王粲竟以“神武”“周公”“聖君”稱許曹操，以伊尹負鼎干湯自比，譬喻不倫，可見其逢迎諂媚，心已無漢。現代學者欲为王粲開解，或言宋人誅心之說不可取，王粲歌功頌德是感其知遇之恩[60]，或言其頌美曹操與自我表態雖顯過分，作为張揚軍威、鼓舞士氣、激勵鬥志之詩仍屬佳作[61]。《從軍詩》寫於建安二十一年，隔年正月王粲病故，其詩可見王粲生命晚期之心態，其中三首云：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飫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外參時明政，内不廢家私。禽獸憚为犧，良苗實已揮。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犂。熟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之一）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泛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日月不安處，人誰獲常寧？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棄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夙夜自恲性，思逝若抽縈。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之二）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逍遙河堤上，左右望我軍。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堅内，微畫無所陳。許歷为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之四）
蕭統《文選》詩分二十三類，“軍戎”類僅選王粲《從軍詩》；宋郭茂倩《樂府詩集》，題作《從軍行》，歸於相和歌辭平調曲[62]。略以上引三首而言，王粲敍述西征張魯凱旋而歸及出師伐孫權，歸“軍戎”類，當因詩篇内容有紀實性成分；據《樂府詩集》解題，《從軍行》皆言軍旅苦辛之辭，王粲詩述及從軍之樂，並不強調邊地生活，疑是郭茂倩改題而歸之樂府詩[63]。考察這三首詩，均採取第一人稱的敍事觀點，然而指稱曹操則有差異，第一首稱“相公”，指其为漢丞相，曹操自建安十三年起一直居此官職，爵位为魏公，其二稱之“我君”、其三稱“我聖君”，其時已進爵魏王；第一首稱謂詞較中性，後二者加上“我”顯示對曹操極具髙度認同感，所謂“君”當是由實質的君臣關係上說。其次，敘事者在詩中指稱自己，第一首無自稱詞“我”，後二首則多用“我”或“余”。至於這三首詩結尾部分，都有向曹操表態竭誠效忠之意，但是對自我的身份认識頗有差異，情感態度大不相同，第一首以伊尹干湯自比，不僅否定長沮、桀溺避世，甚而對孔子感世亂而有欲隱之想亦加批判[64]，王粲顯然表現得很有自信，用典影射其欲助曹操開創帝業的強烈企圖心；然而後二首王粲則顯得氣餒，兩度自言尸位素餐，自稱“懼無一夫用”“恨我無時謀”，憂懼自責不能为曹操出謀定計。
據本文前述，建安十三年王粲稱頌曹操“三王之舉”，可知其心早已無漢帝，其諂媚曹操之事跡也已顯露，是以“誅心”之說亦可不論。若論東漢當時君臣觀念，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後歸順曹操，並为其辟用，必須唯曹操是從，因此“饕其豢養，昵比私門”，亦不違背其時代觀念。可議之處乃在過於諂媚曹操，以致有失人格自尊，由《從軍詩》三首，即可發現其時而自負自信，時而自卑自責，因企求獲得曹操賞識而患得患失，缺乏明確的自我定位。王粲以“我君”“我聖君”指稱曹操，若考察其現存作品，並非只有《從軍詩》採用這樣的稱代詞，但其指稱對象則是劉表，而非曹操[65]，如云：
長沙不軌，敢作亂違。我牧覩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劉牧之懿，子又未聞乎？履道懷智，休跡顯光，灑掃羣虜，艾撥穢荒。走袁術於西境，馘射貢乎武當，遏孫堅於漢南，追楊定於析商。（《三輔論》）
天降純嘏，有所厎授[66]。臻於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荊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繇。……和化普暢，休徵時敘。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勳格皇穹，聲被四宇。（《荊州文學記官志》）
此二文載於唐宋類書，並非完整篇章，然猶可見其篇製及大意，如《三輔論》採假設人物問答體，上引文字即藉由“江濱逸老”之口，辨明劉表討伐長沙太守張羨反叛有其正當性，不同於從第一人稱觀點直接稱讚劉表的《荊州文學記》。儘管篇章結構有異，以“我君”指稱荊州牧劉表，實不能排除王粲撰文時乃以荊州治下之臣民立場自居，其稱述劉表之道德才智，文治武功，讚美之情可謂溢乎言表。如果對照建安十三年王粲批評“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荊州實非太平無事，劉表亦非不作为，而王粲明知之，竟在後來略而不提，是以令人不得不懷疑其存心。
若就相關史料來看，建安十三年王粲於眾人廣座中稱頌曹操批評劉表，刻意與劉表劃清界限，當是早有盤算。梁·蕭繹云：
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存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金樓子》卷六《雜記篇》）
學者推測王粲“著書數十篇”，可能是子書而非詩文之類[67]，其性質内容究竟如何，實已難知。此條資料最可思量者，是“荊州壞，盡焚其書”一語。按：荊州不戰而降，投降對象为曹操，州治襄陽並未遭兵燹，王粲焚書有可能欲掩蓋其不利於己之事證，内容或事涉劉表，或與曹操有所關聯[68]。如王粲为劉表《與袁尚書》有云：(www.xing528.com)
仁君智數宏大，綽有餘裕，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歸是於此，乃道教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爾，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邪？
此雖屬代人立言之文書，亦足以證明王粲曾为劉表效勞，政治立場原與曹操對立。《三輔論》等少數作品透露出王粲在荊州時期對劉表存有認同感，這些作品如何流傳下來，是否當初也在焚燬之列，今已不得而知。總之，荊州降曹之際，王粲焚其著作，事有蹊蹺，似乎企圖掩飾其身份角色或過去作为，否則应坦然以對，實不必有此舉措而落人把柄[69]。
王粲歸順曹操後，一直擔任其幕僚；曹操譎詐多疑，王粲之底細焉能不知，王粲受其禮敬程度不能與杜襲、和洽相比，其對王粲之輕視當不會只限於任侍中之時。王粲有詩表現出抑鬱不得志之情，可據以推測其降曹初期極可能受到冷遇，《雜詩》四首之四曰：
鷙鳥化为鳩，遠竄江漢邊。遭遇風雲會，託身鸞鳳間。天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閑。邂逅見逼迫，俛仰不得言。
按“遭遇風雲會”二句，乃指建安十三年降曹，以鸞鳳喻曹氏父子[70]。“天姿既否戾”二句，言其容貌、稟賦，頗類似《三國志》本傳所謂“貌寢”“通侻”，此二句在解釋其“見逼迫”之原因；至於受誰逼迫，且因何不便用言語辯解，則未明說。依人際交往情況，若王粲深受曹操推重禮遇，則其同僚揣摩上情，亦將不敢傾軋排擠。又另首《雜詩》曰：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褰衽欲從之，路險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飇揚塵起，白日忽已冥。回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王粲《雜詩》多用比興，借物寓情；此詩乃抒發其在鄴下孤獨之憂思，詩末結尾二句則是自我寬解語。至於王粲憂懼不獲實現之“欲”，雖未明言，亦呼之欲出，曹植讀此詩遂有《贈王粲》，其詩曰：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
黃節言“植此詩蓋擬粲詩作也。自‘羲和逝不留’句以上，皆逐句相擬。‘重陰’二句乃擬粲詩‘人欲’二句，‘誰令’云云始是植意。‘君’指王粲，多念、百憂，指粲詩言也。……‘重陰’句，李善云：‘以喻太祖’；按其時操尚为漢臣。王逸《楚辭》注曰：‘陽者，君也。陰者，臣也。’此詩用‘重陰’，與《贈丁儀王粲》詩稱‘皇佐’義同。”[71]據此解說，可知曹植覺察王粲所憂懼者，在其不能獲得曹操眷顧，故以“重陰潤萬物”四句安慰，喻曹操恩澤廣被，不必懷憂。
王粲降曹初期抑鬱寡歡，透過曹植《贈王粲》詩，可知是因遭受曹操的冷漠對待所致，王粲初始與曹操的關係應是頗为疏離；就親疏關係論其職官，則可推王粲尚未任侍中，而是居官丞相掾或軍謀祭酒，則前引兩首《雜詩》不可能寫於建安十八年（213）之後。曹植以公子身份主動給予王粲關懷，若細察曹植之贈詩，確實尚蘊含若干有關王粲之訊息，如《贈丁儀王粲》詩云：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髙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概泰清。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为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曹植此詩作於建安十六年（211），隨從曹操西征馬超、韓遂，平定關中，北圍安定，招降楊秋之後[72]。此役王粲以丞相軍謀祭酒隨行，途中作《弔夷齊文》[73]。按曹植詩言“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批評丁儀、王粲不能以文辭彰顯曹操之功德，言及“王子歡自營”，意謂王粲只是自得其樂，並未專心投入吏職。若與《贈王粲》詩參照，在《贈丁儀王粲》詩中王粲顯露於外可被人感知的心情，已由“憂”轉而“歡”，曹植對王粲的態度，則是由表達關懷進而提出規勸，據此可推曹植兩首贈詩之先後[74]，《贈王粲》詩當作於建安十六年之前，王粲或許因为曹植寬解且得其青睞，心情有所改變。其次，據“不能歌德聲”一句，可知王粲擔任曹操幕僚之後，在建安十六年之前，並未有言辭或文章稱頌曹操，王粲顯然知曉曹操對其猜忌，事涉其非議劉表，不屑其趨炎附勢。又曹植此詩指出“歌德聲”亦为僚屬之職責，似提醒王粲可運用文辭頌揚，以博得曹操眷顧或恩寵。此後王粲於《從軍詩》熱烈讚頌曹操西征張魯，討伐孫權，極可能即因受到曹植之鼓勵，而自以为有其正當性。
王粲《弔夷齊文》作於建安十六年，此文頗受劉勰稱賞，《文心雕龍·哀弔》云：
胡（廣）、阮（瑀）之弔夷齊，褒而無間；仲宣所製，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其志也。
按阮瑀《弔伯夷文》，乃與王粲同時之作[75]。劉勰認为“弔”這一文類，“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剖析褒貶，哀而有正”[76]，因而批評胡廣、阮瑀褒而無貶，特別稱許王粲“譏呵實工”，唯劉勰亦指出作者之褒貶，反映各自之情志。且看王粲如何譏評呵責伯夷、叔齊，《弔夷齊文》曰：
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悒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为仁[77]。絜己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概，要既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于今而見稱，为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尼父之所誊，原书作此字。
根據引文[78]，“知養老之可歸”四句，即所謂“譏呵實工”者，“雖不同於大道”二句，即“傷其隘”者。按夷齊事蹟，見於《史記·伯夷列傳》，《論語》《孟子》中孔、孟多有討論，王粲之褒貶則據其說而有所取捨。依《史記》所述，夷齊諫武王伐紂言“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此乃訴諸君臣倫理，言以下伐上不可，夷齊不食周粟，臨終歌有言“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則是反對武王以暴力手段，遂行其改朝換代之實，等同於“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79]是以寧可餓死抗議。按照夷齊之意向，衍申其義，若罔顧君臣倫理，則“亂臣賊子”亦可以假借弔民伐罪为口號，憑藉武力奪取政權，則強取豪奪，勢必朝代交替，禍亂不已，[80]故處在帝制時代，司馬遷亦標舉禪讓为政權轉移的最佳方式。[81]據此而論，王粲譏評夷齊“忘除暴之为仁”，實未深入體察夷齊心意，略而不談“以臣弑君”之为不仁，似乎君臣倫理可以不顧。若試为解釋，或許王粲依據孟子所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82]为說，針對夷齊以紂为君的觀點提出反駁，君臣關係既已消解，則以暴制暴亦無不可。但是，是否亦可藉此手段進而取代其政權，君臨天下？王粲雖未明言，據其批評夷齊“潔己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二句，答案應是肯定的。按王粲“絜己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之評語，本於《論語·微子》敘荷蓧丈人事，云：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
子路所述，“悉是孔子使子路語丈人之言”[83]，故王粲所說的“聖哲”，指孔子。據此可知，孔子言“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乃批評荷蓧丈人隱居不仕，違背“君臣之義”，王粲借用以論夷齊不當“不仕周”而隱於首陽山[84]。若加思辨，王粲對夷齊之批評顯與情理不合，蓋因夷齊既已反對“以臣弑君”“以暴易暴”，又豈肯承認武王为“君”？王粲倘若知曉夷齊選擇隱居意在表達其抗議，是否認为武王君臨天下已成事實，夷齊就必須妥協？按王粲所引，《論語·微子》之下一則，孔子稱許夷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皇侃言“隱居餓死，是不降其志也；不仕亂朝，是不辱其身也，是心跡俱超逸也”[85]，據此而言，孔子豈會怪罪夷齊不仕周？王粲批評夷齊而肯定武王伐紂，看似持之有故，其實不免強詞奪理，故劉勰評曰“譏呵實工”，似有失察之處。
從《弔夷齊文》來看，王粲可能認为不應拘守君臣名分，若君不君則可臣不臣，不僅可改投明主，甚且可取而代之。倘若君臣關係可以如此簡易處置：君不仁則臣可不義，則豈復有倫理問題可言？“君臣之義”又將要落在何處說？如果對照建安十三年王粲非議劉表而稱許曹操“三王之舉”，其君臣觀念之内涵可謂前後一致，皆有利己为目的之功利傾向；因此若論《弔夷齊文》之所以褒貶夷齊，確實反映作者之心志，不能排除王粲撰文中有为自己辯解的現實目的，亦即为求重新獲取曹操之認可而自圓其說。如果再與前述《從軍詩》第一首參照，王粲欲效法伊尹干湯，自況其歸順曹操，而凡有避世隱居之心跡者，無論長沮、桀溺或孔子均一概加以否定，將可發現其與《弔夷齊文》之思維都有相通之處。綜觀上述，王粲自建安十三年以來，始終沒有放棄向曹操輸誠表態，其言辭與文章所蘊含的君臣觀念，頗多暗示曹操篡取政權之意。然而“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86]，漢獻帝並非桀紂一類暴君，曹操亦必識此理；而王粲竟昧於此一事實，其難以避免主觀偏執，或許只能歸諸熱切急於立功揚名，若說慿此可贏得曹操敬重，則大有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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