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有一次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对于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莫过于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的支配。[1]后来他又说过，要是他重新开始生命历程，他仍会选择革命道路，但他不会再结婚了[2]。
这么看来，是马克思厌恶家庭生活？其实不然。上面那些话是无奈的感慨，是他在感到由于自己投身社会事业而无力承负家庭重担，从而陷入深深的烦恼和负疚中时发出的悲怆心声。马克思这个经常被描述为冷漠无情的人，事实上非常热爱自己的家庭，对妻子和儿女都充满了感情。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在少女时期是特里尔城迷人的公主，出名的美人。马克思对此是非常自豪的。流寓伦敦后，燕妮已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但这对患难夫妇的爱仍未减当年，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爱在艰难困苦的磨砺下愈来愈转为生活上的相依为命、事业上的彼此激励。
凡认识马克思夫人的人，没有不对她身上那种高贵庄重的气质表示欣赏的。这是一种天生的气质，也是从小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熏陶的结果。应当说，燕妮身上终生保留着一些贵族的习惯，例如她热爱古典戏剧和诗歌，爱好音乐，在给恩格斯这样的密友的信件中也总是以“先生”相称等等。但另一方面，燕妮又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信念与丈夫的事业联在一起，在这方面，她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当她救助马克思的穷困潦倒的战友们时，当她参加他们的会议和工作时，她表现出的是饱经风霜的革命家的坚韧，而丝毫不会让人想到她原是名门出身的贵族小姐。
定居伦敦后，燕妮担负起家庭主妇、马克思助手和秘书这三重职责。生活的日常琐事、照顾孩子、缝缝补补这些事情，都交给她了。她在给女友的信中，曾描写过她怎样亲手缝补、修理、造啤酒，当厨师、司酒官、裁缝、洗衣匠和鞋匠，“总是忙个不停”。同时，燕妮是她丈夫的不付薪水的秘书。马克思的字迹非常潦草，因为他的思想过于丰富活跃，只有用飞快的速度才能把它们记录下来，久而久之，他的书法就“糟”得没法辨认了。因此，他的手稿除非誊写一遍，否则无法拿去发表。燕妮这时便是最理想的誊写员，她不光字迹娟秀，而且文笔流畅，有时甚至可以挑马克思的文字毛病。她又是马克思著作的第一个读者和批评者，她高度的文化修养和鉴赏力，使得马克思总是非常重视她的意见。
马克思对妻子是满怀感激之情的。这一点在他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反复看到。他经常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3]。在激烈的政治争论中，他最感愤怒的就是敌手的诬陷栽赃首先伤害了他的妻子，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像狮子一样跳起来马上要去反击敌手，再也不能在博物馆里潜心钻研自己的“纯理论”问题了。
当然，这对夫妇之间也有不愉快的时候，而这多半是由艰难的生活引起的。燕妮出身高贵，从小生活无忧无虑，因而缺少劳动妇女那样的应付生活的足够能力。当整天要为吃饭发愁，债主三天两头来包围的时候，当心爱的孩子们缺衣少穿，无法和别人相比时，家庭主妇的耐心是要受到严峻考验的。像燕妮这样的看重尊严的知识妇女，不免感到烦恼和伤心。这使得马克思异常痛苦，有时也会失去自制力。但过后他便加倍地负疚，在信中痛责自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4]。
琳蘅这位忠实的女佣，是家庭中不可缺少的成员。她是家里的“执政者”，马克思夫人是“最高统治者”，而马克思“就像驯羊一般地服从琳蘅的执政”（李卜克内西这样说）。她是马克思的好朋友，她管他的吃喝，和他下棋，了解他的脾气和弱点。当他心情烦躁大发雷霆时，别人都躲得远远的，琳蘅却敢“直入狮穴”，狠狠训他一顿，“于是，狮子就变得像羊一般驯服了”。
写到这里，好像应该谈谈“马克思的私生子”这个早已炒得沸沸扬扬的问题了。1997年，当笔者初次写《马克思传》时，就曾想根据手中掌握的有关资料，稍微提一下这件事。但是，那个时代禁忌重重，最终无法实现。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英国学者麦克莱伦的《卡尔·马克思传》中译本出版后，对此事的叙述激起了大众的热心，网络上的评论更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有幸灾乐祸的，有痛心疾首的，更有一些是捕风捉影、信口开河的。到了这一步，事情想回避也是不可能的了。堵起自己的耳朵，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认为是不真诚的，也是愚蠢的。
马克思夫人和大女儿燕妮（1855年左右）
其实，这件事情对马克思的研究者们来说并不那么陌生。我们在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纪念馆里，早就见到过一些介绍和图片。有关的种种说法汇集起来大略如下：1851年，琳蘅·德穆特生了一个孩子，父亲是卡尔·马克思。孩子出生后就被送到了别人那里，秘密本身则一直保留下来，恩格斯直到晚年才将真相告知了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关于这件事情，国外早就有一些文章谈论过，不少人确信属实，但也有些学者表示怀疑。所以，马克思故居纪念馆的介绍始终使用了“据说”的字眼，负责接待我们的诺伊女士在我们询问此事时，也句句不离“据说”。我们无法在这儿对事情的始末作详考，只是感到，人们之所以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是由于像马克思这样的人物许久以来都被塑造成高耸云端、没有常人弱点的神像，而他的学说又被连马克思学说ABC都不懂的人们（这样的人可真不少！）当成道德说教的缘故。在我们看来，如果此事是真实的，那自然没有什么光彩，但也并不具有一些人所渲染的那种爆炸性效果。毕竟，对思想者的评价要以他的思想为依据，而不能以他行止的永远端方无瑕为尺度。
不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和燕妮这对夫妇爱情的航程尽管有时被生活的暗礁搅起漩涡，但总的说来却是一路向前。他们谁也离不开对方，偶有小别，但他们的爱情便很快化成抑制不住的思念，这时，他们的话语竟像热恋少年一样浪漫多情。
1856年6月21日，马克思给回到特里尔省亲的妻子写了一封信，激情汹涌有如求爱的情书：
我的亲爱的：
我又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孤独，因为我感到难过，我经常在心里和你交谈，但你根本不知道，既听不到也不能回答我。你的照片纵然照得不高明，但对我却极有用，现在我才懂得，为什么“阴郁的圣母”，最丑陋的圣母像，能有狂热的崇拜者，甚至比一些优美的像有更多的崇拜者。无论如何，这些阴郁的圣母像中没有一张像你这张照片那样被吻过这么多次，被这样深情地看过并受到这样的崇拜；你这张照片即使不是阴郁的，至少也是郁闷的，它决不能反映你那可爱的、迷人的、“甜蜜的”、好像专供亲吻的面庞。但是我把阳光晒坏的地方还原了，并且发现，我的眼睛虽然为灯光和烟草所损坏，但仍能不仅在梦中，甚至不在梦中也在描绘形象。你好像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5]
马克思在自己孩子们眼中，是一个完全平等的老朋友，玩耍时的大伙伴。他们不是叫他“父亲”，而是叫他的绰号“摩尔”，这是因为他一头乌发，面色黝黑，像个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的摩尔人。威廉·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是离不开孩子的，和孩子们在一起他就能减少疲劳，恢复精力。[6]他可以经常和孩子们玩上几个小时，每当这时候，“摩尔”自己也变成了孩子。
马克思是孩子们的一匹出色的“马”。当他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三个还小的孩子（燕妮、劳拉、埃德加尔）不顾他的精神紧张专注，坐在他身后的椅子上，把他当成拉车的马，不停地用小鞭子驱赶他。后来，他又成了“骑手”们的乘马。他的女儿们在成年后的回忆中多次写到，他和别的大人们怎样在肩上架着她们，在汉普斯泰特草地上展开“赛马”，有时候还进行“骑兵战斗”。
汉普斯泰特荒阜是马克思一家和其他流亡者们的神奇乐园，是艰难生活中的一块绿洲。19世纪50年代住在伦敦的马克思密友李卜克内西曾以动人的文字描写过这里的郊游。汉普斯泰特荒阜空旷开阔，绿草如茵，遍地长满野花和灌木丛，到处是山峦幽谷。风和日丽的星期天（孩子们星期天是不准马克思工作的）到那里去，是让马克思一家和家庭的亲密朋友们兴奋的事，孩子们可以谈论上整整一个星期。从第恩街的家到那里要走一个小时零一刻钟，他们通常上午将近11点动身，队伍可大可小。马克思一路走一路给孩子们讲故事，摘野花。家庭的忠实守护神——琳蘅，提着一只大篮子，里面装上全体人的午餐——通常是一大块烤牛肉，还有茶叶、砂糖，有时还有水果。面包和奶酪在汉普斯泰特现买。到荒阜后先美餐一顿（这对于缺吃少喝的流亡者们可是很大的享受），然后大家各自找舒适的地方或躺或坐，看报纸，聊天，讨论问题，孩子们在树丛里面奔跑、捉迷藏。
汉普斯泰特荒阜(www.xing528.com)
大家有时候想让这种恬静的生活起点变化。于是便举行赛跑、摔跤、投石子或别的什么活动。一次别出心裁的活动在李卜克内西笔下是这样的：
有一个星期日，我们在附近发现一棵果实已熟的毛栗树。有人喊了一声：“看谁打得最多！”于是大家一哄而上便干了起来。摩尔发狂似的敲打，可惜打毛栗子他实在不是一个能手。不过他也和我们大家一样毫不倦怠。直到最后一颗毛栗子在胜利的呼喊声中到手后，才停止了炮击。后来马克思有八天的时间右臂痛得不能动，我的情况也不比他稍好一些。[7]
骑驴子的游戏更令人开心。跨上租来的驴子，大家一片笑声喊声。马克思的骑术本来很糟糕，但他却大肆夸口说他对骑术很有造诣，这就让大家更乐了。
马克思是一个讲故事能手。在去汉普斯泰特荒阜的途中，他给孩子们讲一路故事，这些故事不是按章节而是按里程来分段的。孩子们总是说：“再给我们讲一里吧！”这些无穷无尽的童话故事往往是马克思自己编出来的，随情况、随“里程”可长可短。有一个故事是“汉斯·勒克勒”，它一个月一个月地讲下去，很长很长，总也讲不完。汉斯·勒克勒是个魔术师般的人物，他开了个玩具铺，欠了不少债。他铺子里都是稀奇古怪的东西：木头的男人和女人，巨人和矮子，国王和王后，师傅和徒弟，还有飞禽走兽、桌椅车辆……汉斯·勒克勒由于欠债，不得不把这些宝贝玩意儿一件件卖给魔鬼。但经过一连串奇遇和曲折，玩具总能重新回到汉斯·勒克勒那里。这些故事里有惊险场面，有可笑的情节，有离奇的幻想，让孩子们听得入了迷。
马克思还给孩子们朗诵，朗诵的有荷马史诗、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他跟孩子们一起读书，一起认真地讨论书的内容。在他的影响下，孩子们从小就能背诵许多名作了。他向孩子们指点书的精辟之处，教孩子们怎样思考和理解，但又能不让孩子们觉察出自己的用意来。
马克思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他和他的妻子节衣缩食也要想办法让孩子们的学习得到保证。他的孩子们个个天资聪颖，在家传父教之下，个个有着广博的知识和良好的修养。马克思是个细心的父亲，他在孩子们面前非常注意谈吐文雅，不愿让哪怕一点粗鲁的东西感染了她们。李卜克内西回忆说，有一次在马克思家里，几个朋友“唱”起一支动听但不大文雅的歌“年青的木匠伙计”，他们以为马克思夫人、琳蘅和女孩儿们都不在家，可以“放松”一下。马克思起初也和大家一起唱，后来他突然不安起来，因为他听到了隔壁房间有动静。好一阵他坐立不安，后来他突然跳起来，红着脸嘘了一声，低声叫道：“别唱了！别唱了！姑娘们在呢！”
大家都觉得好笑，因为姑娘们都还小，这首歌不可能对她们的品行有影响。但马克思窘迫地说，让孩子们听到这种歌是不好的。以后，在马克思家里就再也不唱这类歌了。
马克思钟爱所有孩子，包括路上遇到的不认识的孩子。路过贫民区时，他会突然走过去抚摸衣衫褴褛坐在门边的孩子的头发，并把一便士或半便士钱塞进他的小手。对于行乞的人他并不完全相信，因为在伦敦行乞已经成了一种赚大钱的生意，上了多次当后，马克思对这种诈骗行为非常气愤。但是，只要行乞的人手里抱一个眼泪汪汪的孩子，他就肯定又得上当。怜爱孩子，同情弱者，是他的天性，因此他也厌恶打老婆的人。要是遇到打老婆的人，马克思恨不得把他痛揍一顿，结果有一次差点给自己惹来麻烦：他没弄清情况就去帮助一个喝醉了酒和丈夫吵架的女人，可那女人并不领情，她怒气冲冲地反过来上前要揪马克思那浓密的胡须。幸好警察赶来才解了围。
马克思夫妇最感伤心的是几个孩子的夭折。在19世纪50年代的贫困中，他们的七个孩子夭折了四个。其中，死于1855年的8岁的埃德加尔，更是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无法弥合的伤痛。
马克思的儿女们：大女儿燕妮（1850年左右）、二女儿劳拉（1855年左右）、小女儿爱琳娜（1864年）、儿子埃德加尔（1847-1855）
埃德加尔是马克思夫妇唯一的男孩，在家中被叫作“穆希”。他的眼睛长得很漂亮，头脑也非常聪明，他是全家的宠儿和欢乐。马克思在给朋友的信中总是骄傲地提到这个小家伙。
1855年4月6日，这个可怜的孩子在经过长久病痛后，在马克思怀中离开了人世。如果能够早些离开那妨碍健康的狭小住处，把孩子送到有益身体的地方去，他也许还能够得救，但这对当时的马克思一家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空想啊！
李卜克内西留下了这样的回忆：
母亲扑在死了的孩子身上啜泣，琳蘅站在一旁呜咽；马克思悲痛欲绝，狂暴地拒绝任何安慰；两个女孩偎依着母亲低声哭泣；母亲痉挛地抱住两个女儿，唯恐抢去她儿子的死神也会把她们夺走。
孩子死后两天才埋葬。列斯纳、普芬德、罗赫纳、康拉德·施拉姆和我都去了，我陪马克思坐在车里，他一声不响，两只手托着头。[8]
埋葬了孩子，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满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空虚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9]
马克思家长大成人的是三个女儿：燕妮、劳拉和爱琳娜。三个女孩性格各不相同，但都聪明懂事，她们给尝尽生活苦难的双亲带来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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