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2月，在刚刚改版的《晨报》副刊上，李大钊发表了《劳动教育问题》，文中宣称：“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27]1919年6月，《学灯》刊载了谭鸣谦（谭平山）的《“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文章开篇便提出：“今日世界之最大主潮维何？稍有识者，莫不知举‘德谟克拉西’以对矣。”[28]文章同时指出：我国“国体虽属民主，然于‘德谟克拉西’之研究，尚无要领。盖我国普通国民，对于‘德谟克拉西’之各种问题，仍未明瞭者，尚不知有几许人也”[29]。既然在一个民主的时代里国民对于民主仍未明了，那么对国民进行民主观念的启蒙就刻不容缓。承担起这一重任，“四大副刊”义不容辞。
1.民主内涵的阐释
如同科学的启蒙是从基本范畴入手的，“四大副刊”上有关民主的启蒙也首先着眼于基本内涵的阐释。Democracy一语“19世纪后半叶传入中国不久就有‘民主’、‘民主政治’、‘民主主义’、‘民政’等中文译语。在时人心目中，它意味着推翻封建君主制度后建立起的民主政治制度，几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术语”[30]。五四时期，国人对Democracy有了更深入更宽泛的理解，但对于Democracy的翻译与理解并不统一。陈启修发表于1919年1月《北京大学月刊》上的《庶民主义之研究》对五四时期Democracy的翻译与理解进行了梳理，文章写道：“何谓Democracy？西方学者之中，或主张Democracy为一种主义，或主张Democracy为一种形式。故东方学者，关于此语之译法，亦分二派：主张前说者，译为某某主义；主张后说者，则译为某某政治。”[31]陈启修本人认为：“今世之Democracy，认定社会本相为互相扶助，谓大同联合为社会进化公例，主张完成各个人之人格，以增进社会全体之文化；亦是一种理想，故亦不得不称为主义。”[32]陈启修在文中还列举了日本、中国学者对Democracy的八种译法，一一进行了评论，最后主张将Democracy译为“庶民主义”。陈启修的观点代表了“五四”启蒙思想家对民主所取的广义的民主观，在“四大副刊”的有关文章中，我们能读到相似的观点。
五四时期对于民主阐述得较多的李大钊在《劳动教育问题》中指出：“Democracy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33]李大钊发表《劳动教育问题》三年后，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中提到Democracy时，仍认为“这个字最不容易翻译”，“若将他译为‘平民政治’，则只能表明政治，而不能表明政治以外的生活各方面，似不如译为‘平民主义’，较妥帖些，但为免掉弄小他的范围起见，可以直译为‘德谟克拉西’”[34]。
谭鸣谦在《“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中亦认为：“至对于‘德谟克拉西’之解释，普通皆谓‘德谟克拉西’者，国家组织之一种。……如此解释，亦可谓简明稳当矣，但更进一步而求之，则所谓‘德谟克拉西’之根本形式者，非独指政治问题，亦非单称社会问题，而实在表出我辈人类之生活的形式。”[35]谭鸣谦主张将德谟克拉西分为“政治的德谟克拉西”、“经济的德谟克拉西”、“精神的德谟克拉西”、“社会的德谟克拉西”，并强调“所有四方面，非互相分离，而实互相密接也；非各自独立，而实各有关系也”[36]。
曾竖起启蒙大旗的陈独秀在《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中则提出：“政治的德莫克拉西（民治主义）”、“经济的德莫克拉西（社会主义）”、“社会的德莫克拉西（平等主义）”、“道德的德莫克拉西（博爱主义）”、“文学的德莫克拉西（白话文）”[37]。
“四大副刊”上关于民主内涵的阐释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1919年来华的杜威。1919年6月，杜威的著名演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在《晨报》副刊、《学灯》、《觉悟》包括《每周评论》上同时刊出，杜威指出：
民治主义本是狠复杂的东西、内中有许多分子、有许多原素。内容是狠普通的、不单是政治一种。我现在且把他的分子原素数出来：
（一）政治的民治主义 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
（二）民权的民治主义 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
（三）社会的民治主义 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
（四）生计的民治主义 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明白这四个原素，便可以明白民治主义的真意思。[38]
杜威进一步阐述说：“民治主义理想的目的、当法国革命的时候、已经拿很简单的公式表示出来、这个公式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种理想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方面偏重个人、一方面偏重社会。自由是偏重个人的方面、博爱是偏重社会的方面、平等是总括个人社会两方面。世界上实行民治的国家、不必各方面都能做到、有的偏重自由、有的偏重平等、也有的偏重博爱。就是单望一个目的上做去、意思也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39]
1920年6月，《觉悟》刊登了杜威的另一篇演讲《德谟克拉西的真义》。在这篇演讲中，杜威引用了林肯的话作为德谟克拉西的定义：“德谟克拉西主义，是一种政治，是一种‘为民的’、‘由民的’、‘被民的’政治。”[40]这一界定似乎与此前《美国之民治的发展》中的说法有矛盾。其实不然，接下来杜威解释说这个定义里包含三重要素：(www.xing528.com)
第一种要素 谋公众的幸福；政治的所以成立，就是为谋公众幸福而成立的。
第二种要素 政治的基本发源；就是统治权所从出的地方。
第三种要素 政治的组织；这个政治的组织是“被民的”。不过非人民所直接组织的，是从人民选出的代议士所组织的，这种政治的组织，才是政治的目的。是为谋人民幸福的，所以民意，是这种政治的基础。[41]
这三个要素均突出了“政治”，而杜威强调“政治的所以成立，就是为谋公众幸福而成立的”。谋公众的幸福就意味包括政治的、民权的、社会的、生计的等各方面。因此，应该说杜威在这里给出了一个更准确的定义，与他在《美国之民治的发展》中分析的四个元素并不矛盾。
2.民主途径的探讨
除了阐释民主的内涵，“四大副刊”上民主启蒙文章另一个较为集中的话题是探讨民主实现的途径、条件、基础。不少文章都强调了教育对于民主的重要性。
由衡石翻译的杉森孝次郎的《德谟克拉西的本义》专门阐述了教育与民主的关系，文章提出：“凡一个主张、一个学说的成立，必定有一种颠扑不破的精神。那德谟克拉西，便是有这种精神的。它最为世人所注意的一点，就是一切的权威，我们都可以用聪明来接替的，这聪明的中心，便是那教育。……真正的德谟克拉西者，是非常注重那教育方面的。”[42]因为教育是“助成人民聪明的代表方法”[43]。文章进一步说明：“自治和责任这两件事，实在是德谟克拉西的两大条件”[44]，而自治和责任的养成离不开教育；“在机会内开展”，是“德谟克拉西的最主要精义”，而要使“各人能力有极度的发展”[45]，也离不开教育的培养与训练。文章还论及教育机会平等的问题，指出：无论是车夫的儿子还是乘车人的儿子都应受教育，“使各个生徒，成了一个思想家，这就是德谟克拉西所要求的教育方法”[46]。
杜威在《美国之民治的发展》中，也论述了教育与民主的辩证关系：“民治就是教育、教育也就是民治。凡是教育都是为民治设的，必须有这种政治，才可让教育格外发展；也必须有这种教育，才可让政治格外改良。”[47]
也有的文章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进行探讨。高元的《民主政治与伦常主义》从实现民主政治出发，抨击了中国的伦常主义教育。文章指出：“伦常主义的教育，他制造出的社会精神，是维持专制政治的，非维持民主政治的。”伦常主义教育的结果是：“使人养成服从长上，倚赖长上的性质，失却独立的精神”；“使人只有父母的观念，没有自我——个人的自我和社会的自我——的观念”；“使人养成习惯的盲从，没有意志的自由”。文章最后提出：要用人格主义代替伦常主义，人格主义的要旨，“就是要求圆满的自我实现”，“一方面求个人自我的发展，他方面求社会自我的发展。……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根本；就是维持民主政治的社会精神”[48]。
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则认为：“民主政治的精神进展的结果，扩张选举的声音逐渐增高起来，战后各立宪国，苟想把民主主义做到比以前更加充实的地步，至少也要施行普通选举。我们中国将来的选举法，也不能漠视这种趋势，无论所行的是限制选举，抑是普通选举，那选民的生活本据，大多数都在农村。若想扩（廓）清选举，使这种新制度不作高等流氓们藏污纳垢的巢穴、发财作官的捷径，非开发农村不可，非使一般农民有自由判别的知能不可。”[49]因此号召青年到农村去，播撒民主的种子，做“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50]。
如果比较一下“四大副刊”对于科学与民主的传播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数量还是所占篇幅，民主启蒙的文章都大大少于科学启蒙的文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金观涛、刘青峰的《〈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一文或许有助于我们寻求答案。
金观涛、刘青峰在《〈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中曾对《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杂志中“科学”、“民主”两词的出现频度作计量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新青年》中，“‘科学’一词出现了1913次，而‘民主’只出现了305次，加上‘德谟克拉西’和‘德先生’的次数，共有513次，只是‘科学’出现频度的四分之一强。如果把用于翻译democracy的‘民治’（194次）、‘民权’（30次）和‘平民主义’（53次）等词加入，总共也不到‘科学’一词出现频度的一小半”。《新潮》中，“‘科学’出现了1245次，而‘民主’（加上‘德谟克拉西’）一共出现了248次”。《每周评论》中，“‘科学’出现117次，‘民主’只有44次”。《少年中国》中，“‘科学’一词出现2273次，而‘民主’只有365次”[51]。文章指出：这表明在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一词出现的频度远远少于“科学”，“民主”与“科学”这两个词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中是不对称的。究其原因，文章认为：“科学理性和民主这两种西方现代价值在纳入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化本来就存在着视常识为天然合理，并用常识建立宇宙观和使意识形态合理化的基本结构。五四时期对科学的推崇，是因为西方科学被视为一种现代常识，科学理性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常识理性的基本结构。从此科学在建构新意识形态、使宇宙观和社会观的合理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民主进入中国文化的视野意味着基本价值系统的现代转型。由于西方民主背后的价值是个人权利，它是一种非道德的正当性；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始终是道德，中国文化很难理解什么是非道德的正当性；所以民主融入中国价值系统远比科学融入常识理性困难”。
金观涛、刘青峰的结论与分析无疑也适用于“四大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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