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四大副刊对新文学创作的影响

1.文学新人的摇篮

著名作家萧乾曾说：“中国报纸副刊从开始就起着文艺摇篮作用，多少后来成为大作家的，都是先经过向报纸副刊投稿起步的。接着在杂志上出现，最后，由出版社出书。”^[3]萧乾自己是这样走上文坛的，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家也都是这样走上文坛的。

五四时期有多少作家的处女作及代表作发表在“四大副刊”上我们很难准确地统计，这里我们抽取几个有典型意义的作家，通过考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呈现“四大副刊”对文学新人的扶持。

（1）知音偶遇：郭沫若与《学灯》副刊

郭沫若的成名得益于《学灯》副刊是一段著名的文坛佳话，回顾一下这段佳话，有助于我们对“四大副刊”在“五四”文学新人的扶植中所发挥的作用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这样记述当年自己在《学灯》上发表新诗的经过：

我们订的是上海《时事新报》。那个报纸在五四运动以后，很有革新气象，文艺附刊《学灯》特别风行一时。订报是从九月起，第一次寄来的报纸上，我才第一次看见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一首送甚么人往欧州。诗里面有“我们叫得出来，我们便做得出去。”我看了不觉暗暗地惊异：“这是中国的新诗吗？那吗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我便把我一九一八年在冈山时做的几首诗，《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和几首新做的诗投寄了去。这次投机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学灯》上登了出来。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陶醉。这便给与了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〇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但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我同白华最初并不相识，就由投稿的关系才开始通信。白华是研究哲学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泛神论的倾向。这或许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那时候，但凡我做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竟至《学灯》的半面有整个登载我的诗的时候。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像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但到一九二〇年的四五月间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4]

这些话至少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学灯》副刊为郭沫若传递了国内新诗坛创作的信息，让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得以一窥白话新诗之一斑；第二，康白情那直白的白话诗让郭沫若有了自信，开始向《学灯》投稿；第三，投稿的成功以及编辑宗白华的特别优待刺激了郭沫若的创作欲，使他在1919年下半年和1920年上半年，“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5]；第四，宗白华离开《学灯》后，郭沫若的诗潮便消涸了。

反过来说，如果当时郭沫若他们订阅的不是《时事新报》，没有读到《学灯》，而是上海的其他大报，如郭沫若自己所说：“假如那时订阅的是《申报》、《时报》之类，或许我的创作欲的发动还要迟些。”^[6]另外，如果那时《学灯》的编辑不是宗白华，而是其他人，即使郭沫若的新诗能够发表，也不会受到那样优厚的礼遇：在宗白华主编期间，不仅仅是竟至连续两天拿出整个半版来刊载《凤凰涅槃》这样的长诗，而且从12月20日起专门新辟了一个《新诗》栏。“在1920年1、2月间，除了郭沫若激情澎湃的诗行，‘新诗’栏中一度见不到其他作者”，给人的印象是“‘新诗’栏是专为郭沫若所设，而且一度几乎成了他的‘专卖店’”^[7]。这在一个以学术为中心的副刊上显然是破例的。

因此，《学灯》副刊与编辑宗白华这两个因素共同催生了《女神》中的大部分经典诗篇^[8]。更为重要的是，这对于郭沫若来说意义重大。郭沫若留学日本原是决心以医学为志业的，可他的耳疾妨碍了他的学业，使他面临新的选择。郭沫若回忆说：“在进大学后没一年工夫，我深深感觉着我自己的学医是走错了路。一九一九年的暑假，我早就想改入文科……”^[9]而他最初写的两篇小说《骷髅》、《牧羊哀话》投稿并不顺利，因而在《学灯》发表新诗的成功对郭沫若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

宗白华离开后，李石岑接编了《学灯》。据郭沫若回忆：“这位李先生也照常找我投稿，但他每每给我以不公平的待遇，例如他要把两个人或三个人的诗同时发表时，总要把我的诗放在最后。有一次他把我的诗附在另一位诗人的诗后发表了，但那位诗人的诗却是我在《学灯》上发表过的《呜咽》一诗的抄袭，仅仅改头换面地更换了一些字句。”^[10]所以郭沫若说“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11]。但他在《学灯》上仍旧发表了不少诗作，包括他1920年7月回国后创作的诗篇及其他文章^[12]，直至1923年5月《创造》周报创刊后，郭沫若有了属于自己的发表阵地，才基本上从《学灯》上消失。

（2）一路相伴：冰心与《晨报》副刊

冰心是《新文学大系》收录作品最多的女作家，在小说诗歌散文等诸多创作领域都有建树。提到她的文学创作，便不能不提到《晨报》副刊。在冰心创作的最初阶段，她的表兄刘放园及《晨报》副刊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冰心在《冰心全集自序》中曾回忆说：

“五四”运动起时，我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国医院养病，被女校的学生会叫回来当文书。同时又选上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股。联合会还叫我们将宣传的文字，除了会刊外，再找报纸去发表。我找到《晨报副刊》，因为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是《晨报》的编辑。那时我才正式用白话试作，用的是我的学名谢婉莹，发表的是职务内应作的宣传的文字。^[13]

这职务内应作的宣传的文字^[14]却让她的表兄《晨报》编辑刘放园发现了她的写作才华，于是有心让冰心更广泛地接触新文学新文化，“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15]。从书报上，冰心“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16]。

在另一篇《回忆五四》的文章中，冰心也提到了表兄对她的帮助和支持：

他不但在《晨报》上发表我们的宣传文字，还鼓励我们多看关于新思潮的文章，多写问题小说。……我用“冰心”这个笔名投稿，一切稿子都由刘放园先生转交，我和报刊编辑者从来没有会过面。^[17]

冰心是幸运的，她的问题小说《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一篇一篇接连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从1919年8月在《晨报》副刊《自由论坛》栏发表第一篇杂感《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至1920年年底，仅一年多的时间，冰心在《晨报》副刊上共发表了20篇小说和杂感。这对一个文学新人来说，该是多大的鼓舞。1919年12月1日，是《晨报》创刊一周年纪念日，《晨报》专门出了《晨报·周年纪念增刊》。冰心的杂感《晨报……学生……劳动者》与胡适的《周岁》、鲁迅的《一件小事》、周作人的《圣处女的花园》等文化名人的作品同置于一个版面，这无声的版面语言无疑是对冰心最好的推介与宣传，胜过任何广告。

冰心能够如此顺利走上文坛，她自身深厚的文学功底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然而，她表兄刘放园的作用也不能小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在《晨报》当编辑的表兄，冰心走上文坛或许没有这样顺利。

1921年，冰心在许地山、瞿世英的推荐下加入文学研究会后，除了《晨报》副刊，《小说月报》与《学灯》副刊也成为冰心发表作品的报刊，其著名的问题小说《超人》便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然而，《晨报》副刊始终是冰心发表作品的主要媒介，她的小诗《繁星》、《春水》，她的散文《寄小读者》等绝大多数作品，依旧是通过《晨报》副刊与读者见面的。《晨报》副刊不仅为冰心提供了发表阵地，而且让冰心获得了自信。

冰心回忆说：

我立意做诗，还是受了《晨报副刊》记者的鼓励。1921年6月23日，我在西山写了一段《可爱的》，寄到《晨副》去，以后是这样的登出了，下边还有记者的一段按语：

可爱的

除了宇宙，

最可爱的只有孩子。

和他说话不必思索，

态度不必矜持。

抬起头来说笑，

低下头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微讴也好；

驴背上，

山门下，

偶一回头望时，

总是活泼泼地，

笑嘻嘻地。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他一行行的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栏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些极饶诗趣的东西，那么，本栏和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于是畏怯的我，胆子渐渐的大了，我也想打开我心中的文栏与诗栏。^[18]

冰心的诗人生涯由此开始。1922年1月，冰心的《繁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时，从1月1日至26日，几乎连载了一个月。姜涛在《“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中，将此与《学灯》上连续数日刊登郭沫若的新诗并称为新诗坛上的“一个事件”^[19]。可冰心比郭沫若更为幸运，在《晨报》副刊刊载《繁星》的同时，《学灯》副刊亦用五天时间刊载完了70篇《繁星》。无论何时，《晨报》副刊的大门永远热情地向她敞开。此后，她的《春水》、《寄小读者》在《晨报》副刊发表时更是陆续地连载了数月。而《晨报》副刊发表《寄小读者》的《儿童世界》一栏，也是在冰心的建议下开设的，似乎一度也成了冰心的专卖店。

从冰心走上文坛，到成为著名作家，《晨报》副刊可以说是一路与她相伴，见证了她的成长历程。

（3）群星闪烁：其他文学新人与“四大副刊”

郭沫若、冰心无疑是“四大副刊”上最耀眼的两颗新星，可从“四大副刊”上升起的文学新星并不仅仅是他俩，还有梁实秋、徐玉诺、许钦文、凌淑华、沈从文、郁达夫，等等。对于这些作家而言，“四大副刊”同样发挥了“摇篮”的作用，下面我们分别审视考察一下这些作家与“四大副刊”的关系。(www.xing528.com)

梁实秋的文学创作始于他就读于清华留美预科班时期。他的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在1921年5月的《晨报》副刊上，随后，他又创作了《没留神》、《一瞬间的思潮》、《蝉》等散文诗以及少量的杂感、译作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也曾翻译了《托尔斯泰与革命》发表在《学灯》副刊上。作为一个新秀，梁实秋真正在文坛引起注意是他的文艺批评。如前面所提到的，1922年5月，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一文，引发了一场“为艺术”与“为人生”、“贵族化”与“平民化”的论争；随后发表的《读仲密先生的〈丑的字句〉》，直接与文坛老将周作人展开了争论，显示出“五四”新秀身上共有的挑战权威的勇气。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期间，留学美国的梁实秋成为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文学批评辩》等早期理论批评文章，均发表于这一时期的《晨报》副刊。

徐玉诺的第一篇小说《良心》经由郭绍虞的推荐发表在1921年1月的《晨报》副刊上。此后，徐玉诺在《晨报》副刊上相继发表一些小说与诗歌创作，并发表剧本一个。在给《晨报》副刊写稿的同时，徐玉诺从1921年11月开始在《学灯》上发表新诗。从1921年11月至1922年1月短短3个月的时间，徐玉诺在《学灯》上除发表一篇小说与一个短剧之外，共发表新诗30来首，成为当时小有名气的诗人。

许钦文走上文学道路首先应该感谢孙伏园与《晨报》副刊。他与孙伏园既是绍兴同乡又是校友。当许钦文飘流北京四处无着落之时，由孙伏园引介进入了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聆听鲁迅、周作人等文学大师的授课。同时，孙伏园还鼓励许钦文为自己主编的《晨报》副刊写稿，换点稿费以维持生活。因而许钦文晚年曾说自己“我的卖文，无非为着救穷”^[20]。许钦文的第一篇试笔之作《参观女高师第十四周纪念游艺会记》发表于1922年11月《晨报》副刊的“论坛”栏，之后他主要以小说创作为主。其《父亲的花园》、《理想的伴侣》等小说受到鲁迅的高度评价，鲁迅创作小说《幸福的家庭》，其灵感便来缘于许钦文的《理想的伴侣》，因而小说的副标题是“拟许钦文”^[21]。从1922年11月至1924年12月，许钦文以钦文、绳尧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共发表小说60来篇，尔后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小说近20篇，被誉为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重要作家之一。

孙伏园主持《晨报》副刊时期，沈从文便开始向《晨报》副刊投稿，遗憾的是孙伏园完全瞧不上沈从文的习作，全都扔进了字纸篓^[22]。1924年11月，沈从文写信给当时任教于北大的郁达夫，得到了郁达夫的帮助。郁达夫将他“介绍给《晨报副刊》新任主编刘勉己和瞿世英，两人答应给沈从文的习作以发表的机会”^[23]。这样沈从文的作品才得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1925年秋，沈从文结识了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后，将沈从文列入了公布的约稿名单中，此后，沈从文的作品开始大量地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从1924年12月首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至终刊，沈从文在《晨报》副刊上共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各种体裁的作品100余篇，成为文坛上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

2.知名作家的园地

“四大副刊”在扶植文学新人的同时，也成为许多知名作家的园地。翻阅一下“四大副刊”，我们会发现鲁迅、周作人、徐志摩、茅盾、刘大白、叶圣陶、康白情、俞平伯等许多五四时期的著名作家，都是“四大副刊”上的常客。他们在“四大副刊”上辛勤地耕耘，创作、翻译、评论，贡献了无数精品，推动了“五四”新文学的发展。

（1）经典的诞生：鲁迅与“四大副刊”

鲁迅在“四大副刊”上都曾发表过作品，尤以《晨报》副刊与《京报副刊》发表得最多，这与《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与鲁迅既是师生又是同乡不无关系。

1911年鲁迅在绍兴山会师范任监督时，孙伏园正就读于这个学校。有一个时期鲁迅还曾代任孙伏园的国文老师，并对孙伏园的一篇作文十分赞赏，亲笔批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24]八个字。1917年夏，孙伏园到北大做旁听生，鲁迅给予了热情的帮助，介绍他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半工半读。五四运动后，孙伏园参与了《国民公报》的编辑工作，从那时起，孙伏园便开始了向鲁迅的约稿。鲁迅最早的七篇散文、散文诗，统称《自言自语》就发表在《国民公报》的“新文艺栏”。此外，鲁迅还翻译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四幕剧《一个青年的梦》，发表在《国民公报》上。《国民公报》被查封后，孙伏园转到《晨报》编副刊，从此，鲁迅的名字便紧紧地与《晨报》副刊连在了一起。

孙伏园曾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鲁迅对他的支持：“鲁迅先生对我们年轻人办报的热忱，总是极力帮助和支持。”“即如他为《晨报副刊》写文字，就完全出于他要帮助一个青年学生的我，使我能把报办好，把学术空气提倡起来。”^[25]而孙伏园对鲁迅也十分尊重，专门约请鲁迅为《晨报》副刊取名，孙伏园在《三十年前副刊回忆》中说：“以后这个小报的名称，便有了三种写法，一种是鲁迅先生的原文《晨报附刊》，小报的四个报眉上便如此。一种是照着蒲先生的报头《晨报副镌》……还有一种是在头两种中各取一字作为《晨报副刊》。这第三种中的‘副刊’二字以后便成了同类刊物的通名。”^[26]请鲁迅写稿待遇也特别从优。对此鲁迅回忆说：“因为先前的师生——恕我僭妄，暂用这两个字——关系罢，似乎也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费，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有时也送些稿费来。”^[27]

在《晨报》副刊上，鲁迅发表了近60篇作品，包括小说、杂感与译作，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经孙伏园之手刊发的。孙伏园接手《晨报》副刊之前，《晨报》副刊仅发表了鲁迅的《一件小事》，并转录过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这并不意味着李大钊时期鲁迅受到忽视，而是这一时期鲁迅的作品大都发表在《新青年》上）孙伏园离开后，鲁迅便再没有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字了。鲁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最著名的当属《阿Q正传》，而这一经典的诞生也与孙伏园密不可分。

1921年12月，孙伏园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请他为《晨报》副刊新添的“开心话”栏写点东西，这一下子触发了鲁迅的创作激情，当晚便写出了《阿Q正传》的第一章。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较为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创作经过：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

……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话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28]

或许孙伏园的初衷是想请鲁迅为新增的“开心话”栏目撑门面，没想到却催生了《阿Q正传》这一传世经典。如果没有孙伏园的约稿，鲁迅显然不会开笔，而《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两个月，其中也有孙伏园的催逼之功。孙伏园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阿Q正传》似乎有做长之趋势，我极盼望他（指鲁迅）尽管宽心的写下去，在他集子（《呐喊》）中成为唯一的长短篇。有许多平凡生活，要是没有人写他，真是恐怕永久不会见书面的了，岂不可惜。”^[29]遗憾的是，孙伏园因事暂时离去，代理编辑“于阿Q素无爱憎”，鲁迅便枪毙了阿Q。从开头“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到最后提前收束，《阿Q正传》真是深深地印上了《晨报》副刊及孙伏园的痕迹。

《阿Q正传》之外，鲁迅在《晨报》副刊上还发表了《故乡》、《肥皂》、《兔和猫》等著名小说，翻译了爱罗先珂等人的多部作品及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撰写了《估〈学衡〉》、《反对“含泪”的批评家》等大量杂文。孙伏园离开《晨报》主编《京报副刊》之后，鲁迅也随之将创作阵地转移到《京报副刊》上。鲁迅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40多篇杂感，并翻译了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中的论文以及希伯来的小说《不幸》等。

鲁迅在给《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写稿的同时，在《学灯》副刊与《觉悟》副刊上也发表过极少量的作品。在《学灯》副刊上，鲁迅创作了《头发的故事》，翻译了爱罗先珂的《狭的笼》；在《觉悟》副刊上，鲁迅发表了《呐喊自序》，创作了《白光》，《不周山》，翻译了爱罗先珂的多篇小说与剧本《桃色的云》等。

鲁迅在“四大副刊”上算不上是发表作品最多的作家，却是发表精品最多的作家之一。尤其是他的《阿Q正传》，成为了传世的经典。

（2）自己的园地：周作人与“四大副刊”

周作人与“四大副刊”的关系与鲁迅颇有一些相似之处：同样在“四大副刊”上都发表过作品，同样以《晨报》副刊与《京报副刊》发表得最多，其原因同样缘于与《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既是师生又是同乡，给予过孙伏园热情的帮助^[30]。不同的是，周作人在“四大副刊”上发表的作品数量远远超过鲁迅。

周作人在“四大副刊”上发表的文字包括演讲、译作、杂感、美文、文艺评论等诸多文类。他的演讲《新文学的要求》、《新村的理想与实际》，文艺批评《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等曾同时在《晨报》副刊、《学灯》副刊、《觉悟》副刊上刊载，但总的来看，周作人在《学灯》副刊与《觉悟》副刊上发表的作品数量十分有限，完全不能与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的数量相比。他在《学灯》副刊上总共也就发表过十几篇作品，在《觉悟》上稍多几篇，而在《晨报》副刊上有时候2个月就发表17篇。在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周作人是最高产的作家。或许为了避免同一名字过于频繁的出现，《晨报》副刊上周作人除署名周作人、作人之外，用过的笔名还有仲密、荆生、式芬、岂明、子严、陶然、槐寿，等等，“四大副刊”上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人用过如此多的笔名。孙伏园转到《京报副刊》之后，周作人随之开始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作品，但数量并不多，且主要是杂感。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在文学理论、翻译、杂文与美文等诸多领域都有建树的文学大家。作为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周作人在“四大副刊”上（主要是《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理论批评文章，其中主要包括两类，一类属一般性的理论评论文章如《新文学的要求》、《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美文》、《新诗》、《论小诗》、《日本的小诗》等文，一类属具体作品的批评如《介绍小诗集“湖畔”》、《沉沦》、《情诗》、《阿Q正传》等，这一系列理论批评文章弥补了五四时期理论批评尤其是针对具体作品批评的不足，推动了创作的发展。

作为翻译家，周作人在“四大副刊”翻译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较广，包括日本、俄国的诗歌、小说，古希腊的神话、短剧，法国现代派诗歌及英国叙事体民歌。

作为杂文与美文大家，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与《京报副刊》上撰写的大量杂文与鲁迅的杂文共同构筑了新文化公共空间中的一道奇特风景，促进了杂文文体的发展。而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等更是不可多得的美文精品。

周作人曾将自己的一本文集取名为《自己的园地》，我们把《晨报》副刊及《京报副刊》等副刊看作是周作人另一种意义上的“自己的园地”又何尝不可？

（3）由作者到编者：徐志摩与“四大副刊”

在“四大副刊”中，徐志摩与《晨报》副刊的关系最为特殊，经历了由作者到编者的变化。徐志摩1922年10月从英国回国之后便开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字。最早两篇文章为《罗素与中国》^[31]、《印度洋上的秋思》^[32]，此后他成为《晨报》副刊重要的撰稿人。从1922年12月至1925年9月他成为《晨报》副刊编辑之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近百篇。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徐志摩担任了《晨报》副刊的主编，更是时常在上面发表作品。

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作品主要包括诗歌、散文、杂感、译作、剧评等。其中最多的是诗歌创作，约有60来首，像《夜半松风》、《半夜深巷琵琶》、《为要寻一个明星》、《一条金色的光痕》、《偶然》、《大帅》、《梅雪争春》、《海韵》等这些著名作品，都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

徐志摩在《学灯》副刊上发表的作品远不如《晨报》副刊多，但他早期创作于国外的20来首诗歌却基本上发表于1923年3月至7月的《学灯》副刊上，这归因于当时《学灯》编辑柯一岑的索稿。徐志摩在给伏庐的《一封公开信》中提到：

……我年初路过上海时，柯一岑君问我要稿子，我说新作没有，在国外时的烂笔头倒不少，我就打开一包稿子，请他选择，看到《康桥西野暮景》（《学灯》七月七日）我就说这诗很糟，只是随口曲，前面一段序，也是无所谓的（那时我正在看James Joyce轰动一时的Ulysses所以乘兴写了下来），不要登吧。后来也还是一起拿了去，陆续在《学灯》上发表。^[33]

这些诗被徐志摩自谦地称为“烂笔头”，但这些“烂笔头”一刊出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赵景深曾这样评论徐志摩的出现：“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开始实是新诗，在小说只出了两三本的时候，新诗倒出了十几种，当时人们习惯了无韵诗和小诗。徐诗忽以西洋体诗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栏内刊出，记得这首诗的题目是康桥再会罢……从此我于俞平伯、汪静之等名字外，又记住了一个徐志摩。”^[34]可见人们最初是从《学灯》副刊上认识诗人徐志摩的。

1925年10月，徐志摩应邀担任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并依托《晨报》副刊创办了《诗镌》、《剧刊》。应该说徐志摩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副刊作者，却不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副刊编者。尽管徐志摩在副刊上发表过很多东西，但他对副刊却心存偏见。他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的上任宣言中坦言：“早就想办一份报，最早想办《理想月刊》，随后有了‘新月社’，又想办新月周刊或月刊”^[35]，但他从没想过要编副刊。因为在徐志摩看来，“一个月来一回比较还可以支持，一星期开一次口已经是极勉强了，每天要说话简直是不可思议”^[36]。徐志摩所谓“一个月来一回”实际上是指月刊，“一星期开一次口”指的是周刊，“每天要说话”自然是指报纸副刊。既然不可思议，他又该如何办呢？徐志摩声称：“办法可得完全由我，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37]，同时声明“我约了几位朋友常常替我帮忙”，“当然更盼望随时有外来精卓的稿件”^[38]。

从徐志摩后来一年的编辑实践看，的确如他所言，《晨报》副刊上的稿常常是他朋友的，诸如胡适、梁启超、张奚若、赵元任、陈西滢、陶孟和、张歆海、沈性仁、凌叔华、刘海粟、邓以蛰、闻一多、余上沅、梁实秋、刘梦苇、饶梦侃、沈从文、焦菊隐等早期新月同人或与徐志摩过从甚密义气相投者。他与闻一多等人合办《诗镌》、与余上沅等人合办《剧刊》实际上是他早先想办月刊、周刊理想的一种实现。按徐志摩的话说“一星期开一次口已经是极勉强了”^[39]，《诗镌》出了11期，《剧刊》出了15期，便支撑不下去了。

总的来看，徐志摩主编副刊的特点是同仁化、精英化、专刊化。《晨报》副刊原本是面向普通知识分子的综合性副刊，同仁化使它的作者圈子缩小，精英化、专刊化则带来了内容的专与深，必然丧失部分读者，因而《晨报》副刊在徐志摩手上销数下跌。徐志摩原本无心办副刊，一年后便由其他人接手。

（4）其他知名作家与“四大副刊”

茅盾早期的文学活动以翻译与文艺批评为主，且大多发表在上海的报刊上。“四大副刊”中，茅盾主要是在上海的《学灯》副刊与《觉悟》副刊上发表文字。从1919年至1925年，茅盾在这两个副刊上共发表了100来篇作品，主要是一些译作和文艺批评文章，也包括少量的杂感。他早期翻译的契诃夫的《在家里》、《他的仆》、《夜》、《日落》、《万卡》，高尔基的《情人》，莫泊桑的《一段弦线》等作品均发表在《学灯》副刊上。此外，茅盾还参与了新文学阵营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对“学衡”派的反击，以及新文学阵营内部的几次论争，撰写了《“写实小说之流弊”——请教吴宓君：黑幕派与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评梅光迪之所评》、《〈创造〉给我的印象》等文发表在《学灯》副刊的《文学旬刊》上，成为新文学阵营后起的文艺评论家。

刘大白早年曾从事旧体诗的写作，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白话新诗的创作，是五四时期重要的白话诗人，也是《觉悟》副刊上的一个多产作家。从1920年5月至1924年年底，除少数几个月，几乎每个月都能在《觉悟》上看见署名为大白写的新诗，共计140多首。不仅如此，刘大白还以汉胄或靖裔为笔名，在《觉悟》上发表大量杂感，有时一个月达30多篇。以1921年3月为例，刘大白在《觉悟》上发表新诗16首，杂感35篇。同时，这一年的1月至4月，《觉悟》还陆续刊载了刘大白的文学欣赏论著《旧诗新话》。除了《觉悟》，刘大白在《晨报》与《学灯》副刊也发表过少量诗作。

叶圣陶是新文学运动初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也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早年曾在《礼拜六》等杂志上发表过数篇文言小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新文学的创作，在《晨报》副刊与《学灯》副刊上发表过数十篇作品，包括小说、新诗、杂感、文艺评论等，是“四大副刊”上“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

王统照是五四时期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一个多面手，也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中的一个。从1920年2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两首译诗起，他在《晨报》副刊与《学灯》副刊上发表译作、小说、诗歌、文艺评论、杂感等140多篇，这还不包括他以王剑三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的76则小诗。此外，他还是《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