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战略收缩与敌后战场的反攻

日军为了维持其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于1943年夏季以后陆续从中国战场调出部分兵力，使得其在中国占领区的兵力相对减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抗战军民，尤其是敌后抗战军民经受住了日军在1941年至1942年毁灭性“扫荡”的严峻考验。日军在华北战场上逐步失去了主动权，而力量处于上升阶段的八路军在一些地区开始占有了局部的优势。从1943年起，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进入恢复和再发展新阶段。由于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广大抗日军民已把斗争的焦点逐步引向了敌占区，逐渐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促进了斗争形势的变化。在华中敌后抗日军民取得了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的一系列胜利，有力打击了日军的扩张行动。

1944年初，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军民抓紧有利时机，展开了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在华北，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在春夏季攻势中，一面巩固了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一面积极向游击区和敌占区伸展，扩大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抓住日、伪军自9月起向边区内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间隙，后方城镇据点和交通线兵力空虚的弱点，展开了向敌占区城镇和交通线的攻势。在华中，根据地军民共歼敌军约5万人，收复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基本上遏制了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同时也将津浦路东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各地斗争局面进一步改善。在华南，抗日游击队积极配合国民党军的作战，广泛向日、伪军出击，有效地牵制了敌人，在巩固原有根据地的同时，开辟了粤北、粤中部分新区，同时也发展了潮汕地区和雷州半岛的抗日游击武装。(www.xing528.com)

为了适应国内战局转向局部反攻的需要，迎接全面反攻的到来，为最后的胜利准备坚实的基础，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推动大生产运动，并将发展生产作为边区的中心任务。1942年12月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确定了“生产第一，教育第二”的方针。1943年1月1日，《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词》中指出“1943年将是我国更加接近胜利的一年，但同时也将是我国遭遇到空前困难的一年”，而对于“一个比较处于后方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而言，“‘发展生产，加强教育’，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心任务，而‘发展生产’，尤为中心中的中心”^[24]。1943年1月25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对战后形势的分析和关于当前工作问题的指示》电文中，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25]。随后，大生产运动也在其他敌后根据地全面展开。1944年6月12日，八路军总部召开了生产会议，确定了生产原则，即“将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的原则更加具体化而愈益促进生产运动之开展”^[26]，以及生产自给的标准问题。1944年4月到6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政治部先后下达了《关于开展部队与机关生产运动的指示》和《关于生产计划的通知》，对如何继续开展生产运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大生产运动的继续开展，进一步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进行局部反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