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霞》杂志始末及其影响

本文所指的《朝霞》杂志，包括“上海文艺丛刊”“《朝霞》丛刊”和《朝霞》杂志三部分，凡参与过这三项文学工作的人（包括编辑、作者以及美术设计者如陈逸飞等），都被视为《朝霞》作者群。

“上海文艺丛刊”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的一本丛刊，第一辑名为《朝霞》。这个名字来源于这本丛刊中史汉富一篇同名小说。

当时的体例是“丛刊名”取自丛刊中某一篇作品的篇名。从《朝霞》开始，加上随后出版的《金钟长鸣》《珍泉》《钢铁洪流》共4本，标明是“上海文艺丛刊”，32开本，当时印数极高。

随后出版的另外8本丛刊，虽然延续了“丛刊名”的编辑体例，但不再标明“上海文艺丛刊”，而是标明为“《朝霞》丛刊”。也就是说，后来人们所谓的“《朝霞》丛刊”，其实包括了4本“上海文艺丛刊”。《珍泉》一书的“征稿启事”中说：

本刊1973年已出《朝霞》、《金钟长鸣》、《钢铁洪流》、《珍泉》四辑。1974年开始，改名为《朝霞》丛刊，仍为不定期出版，主要发表小说（包括中、短篇小说和长篇选载）以及话剧剧本、电影文学剧本等。

从1974年起，还将同时出版《朝霞》月刊，每月廿日出版，是综合性文艺刊物，内容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发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6]

“上海文艺丛刊”和“《朝霞》丛刊”，前后共出版了12本，按先后顺序分别是：

需要说明的是，从已有的材料判断，计划中的“《朝霞》丛刊”还有另外两本，分别是《无产者》和《铁肩谱》。据《朝霞》杂志1976年7月号任犊《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一文的注释，《无产者》将于当年9月出版（此文即是《无产者》一书的序言）。而《铁肩谱》一书，《全国总书目》中有记载，但很难见到实物。^[7]

《朝霞》杂志1974年1月20日出版，16开本。它的出版情况是1974、1975年完整出版，每年12期，年终编有总目。1976年第9期出版后，因为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以后就不再出版。当年的第9期杂志，可以视为终刊。所以，完整的《朝霞》杂志共有33本。《朝霞》月刊出版后，“《朝霞》丛刊”还在出版，其中有些主要作品在杂志和丛刊同时发表。

关于《朝霞》杂志的创办，笔者认为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文艺工作的需要自然延伸出的一项工作，它的编辑方针和编辑实践完全服务和配合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当时全国在此前后创办的各种文艺杂志，编辑思路和编辑体例基本相同。

对照已知的历史文件和相关人士的回忆，我们可以发现，《朝霞》的创办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有联系，但不能说它的出现是阴谋。从后来的历史判断，《朝霞》完全是以文艺形式配合和图解当时的政治，但杂志本身并不是阴谋集团，也不是阴谋的产物。徐景贤回忆“文革”时期，他帮助时任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完成的几件事时，特别提到《朝霞》杂志创办的事，他说：“在出版方面，重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图书。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主编出版了《朝霞》杂志和《朝霞》丛书，还搞了《外国文艺摘译》等。”^[8]

当时负责参与创办《朝霞》的施燕平晚年回忆说：

1974年，上海市决定要出一本书，开头不是书，开头叫丛书，出丛书，就是专门找一些新的工、农、兵作者，反映当前的，出一本书。当时写作组的领导，陈冀德跟萧木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把作家协会还没有完全打倒或者已经打倒了以后解放出来的，把这一批人开了个座谈会，参加的人我记得有涵子、茹志鹃、我，还有一个郭卓。(www.xing528.com)

几个人召齐，召齐以后，当时市委写作组提出，征求我们的意见，你们看现在是不是需要办一个刊物，是不是要重新议议，大家都不写了，是不是还应该写东西？我们都表示，办刊物都是很需要的，因为一个国家总要有一点刊物吧？读者也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们这批人都不想搞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吃了苦头了，都不想搞了。结果呢，这个会散了以后呢，它就决定有两个人出来，要编书。一个是欧阳文彬，一个是我。两个人到出版社，不是属于出版社领导，属于市委写作组直接领导，就是编一本书，编一本丛刊。这个第一期的丛刊叫《朝霞》，每一期的名字不同的，总的叫《文艺丛刊》。第一期的名字叫《朝霞》，第二期换成其它一个名字了。它是这一期上哪篇文章写得比较好的，就用这个题目作为丛刊的书名。实际上是一个刊物。

《文艺丛刊》以后出了大概十本，十本左右。每一期的名字是不同的。那个丛刊，当时只有两个人，就是我跟欧阳文彬两个人。

当时市委有个写作组，市委写作组下面有文艺组，这个文艺组大致相当于现在市委宣传部的文艺处，文艺组的负责人叫陈冀德。

当时我们没有名义上说谁是主要负责，就是我和欧阳两个人共同负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过渡。到1975年开始正式办月刊，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基础了。月刊叫什么名字呢？大家想来想去，就叫《朝霞》。所以1975年开始，正式出了《朝霞》。出了《朝霞》以后，欧阳文彬跟我两个人，她是政治上负责，我是业务上负责。当时不叫主编，是编委。这个都是当时写作组决定的，这样子就办了《朝霞》了。

办了《朝霞》以后，到了1975年的10月份，北京要办《人民文学》，这就插到《人民文学》了。北京要办《人民文学》呢，他们提出希望上海办《朝霞》的，因为《朝霞》当时是“四人帮”下面的一个直接的刊物，全国比较有影响，在这个里面找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来准备这个《人民文学》复刊。^[9]

施燕平的回忆，虽然个别时间不准确，但大体的基本情况属实。

《朝霞》创刊时，编者在《致读者》中说：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批修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上海同全国各地一样，革命和生产都有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此同时，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也正在蓬勃兴起。为了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推动创作队伍的发展，我们决定出版不定期的《上海文艺丛刊》。

现在出版的《丛刊》第一辑，以小说为主，作品绝大多数是工农兵业余作者写的，其中近半数作者还是刚开始写作的新手。是火热的斗争生活激励他们拿起文艺武器，通过革命英雄形象的塑造，努力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风貌，热情歌颂毛主席路线的胜利。

《丛刊》将发表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除小说、散文、叙事诗外，还准备发表话剧、电影剧本和报告文学以及文艺评论等。以后也可能出某一种文艺形式的专辑。热切希望得到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的支持。让我们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共同努力学习和实践，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争取文艺革命的更大胜利！^[10]

《朝霞》杂志受控于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它的工作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为当时的主流政治服务。《朝霞》创办前后，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还创办了几种杂志，如《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教育实践》《摘译》等。^[11]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几十年后再观察，创办这些杂志比不创办要有益于社会，我们可以否定杂志的内容，但不能否定杂志存在本身。如果完全以政治关系的转换评价历史，那是不客观的。就以《朝霞》杂志的出现来观察，因为有了这本杂志，文学活动提前得以恢复，虽然文学创作本身仍然受制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但作为文学活动本身，《朝霞》的创办，使部分作家提前回到写作中。特别是随着大学的恢复和工农兵学员的出现，使文学训练和学术研究工作，得以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方式展开。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偏重于从工农兵和知识青年中选拔文学和学术精英，客观上为知识精英的上升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