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前清廷决定“从速变计”，提出两个强国富民的方针：“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公为本源”[226]，所谓“急务”是指整军经武，“本源”就是振兴工商，合而言之，也就是军事与经济。一般而言两者并无抵牾，但在禁政背景下，两者却形成严重的对峙，这与鸦片税厘的用途及数量变动有密切关系。此前，人们对禁政、练兵、振兴工商三者均寄予美好的期望，“不先禁烟，即开矿亦无用也，矿之所出不敌烟之所耗，相安糜费储积仍无由基，是灌漏卮也。即练兵也无裨也。持戟之士即属吸烟之徒，一遇惊慌，遁逃惟恐不速，是张空弮也”[227]，意思是鸦片一禁百政必兴；即使到1909年的万国禁烟会上，唐国安等人的演说依然将鸦片视为国家振兴的最大阻力，国人也大都相信：禁政与富强息息相关。但是清廷将大部分鸦片税收入用于练兵，这项收入失去后，一系列矛盾不断孕育和激化，“急务”与“本源”的对峙就是一个突出的矛盾。
一、清理财政中的军备争议
（一）禁政与清理财政之关系
禁政加速推行，鸦片税收由增昂趋向缩减，在“抵补财政”并无明显成效的情况下，度支部主政的清理财政举措因之出台。[228]换言之，鸦片税量缩减，抵补措施缺乏显效，成为度支部重视财政清理的机缘和诱因。此根据清末会议政务处等现存档案，将1906年禁政开始至1909年清理财政开始进入实际运作为止，度支部参与或介入的重要奏折检列如下，藉此观览鸦片禁政进程与度支部对清理财政重视的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表4-4 度支部基于鸦片税厘缩减逐渐重视全国性清查财政简表
续表
其实，清理财政的重要性早在1905年时已由外人提议，美国驻华公使曾向清廷要员建议“中国维新当自财政入手，财政理则百事举矣”，这位清廷要员甚不以为然，美使大为不解，慨叹“殊属怪事”，并向日本的大隈重信述及此事。翌年，日本大隈重信在早稻田大学向学生发表演说时提及此事，申言政府应该嘉纳善言，批评中国要员不善此道：“中国今日之维新亦犹日本昔日维新也，然日本维新之初，政府枢臣于有人以嘉言进者则察纳而力行之，垂三十年始获今日之幸福，今中国之枢臣如是，可不为叹息。痛恨哉！”[229]当时土药统捐制度开始酝酿实行，练兵经费的筹措并不困难，朝臣不纳其议，情有可原。
禁政开始以后，赵炳麟预计中央财政将受影响，特别提议应编制预算以维邦本，但度支部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1906年9月清廷就发布禁烟谕旨，至1907年1月时各省并未进行真正的禁绝措施，而是彼此观望，鸦片税的收入继续大幅度增长，因而中央财政部门对赵炳麟的建议并未引起重视；但是鸦片税增长的趋势在1908年下半年以后开始出现明显的回落，此后直线下降。印花税、盐斤加价、举办牌照捐、整顿田房税契等抵补政策也才接踵而至，不料这些抵补措施并不具有明显的成效，这种情况下，清理财政的重要性才显现出来。度支部1909年8月的一份奏折中可以窥见真因，该部对国用危殆的原因概括为新政出款剧增、庚子赔款镑价跌落、铜圆失利以及鸦片禁政导致的税厘短缺而抵补政策不奏效等五个原因，后两个原因距离度支部真正重视清理财政的时间最近，试看度支部对这两个原因的看法：
土药统税本以专供练饷，开办以后溢收颇巨，自奉明诏禁烟，各省分年减种，间或先期禁绝，于是土税分局均次第议裁，此项统税又成弩末……
查禁烟命下，臣部即设法预筹抵补，于是有仿办印花税及盐斤加价之奏。印花税当创办之始，立法尽从宽简，现各省始将印花票陆续领去，将来能否集款未可预期；盐斤加价一项虽约略可以预计，然以每岁洋土药税并计二千万，以区区加价抵补，仅得五分之一；而近日如江南兴筑要塞，四川、云南等处练兵，业经先后提拨凑用。[230]
细心琢磨，这份奏折的用意有两层意思，其一，度支部财政困绌甚为严重，已经影响到中央练兵新政的进行；其二，这一层意思是背后的，度支部主张清理财政意在将各省隐藏的财源和盘托出，并将各省财源的使用权收归中央。当然该部在这份奏折中并无此类露骨的表白，相反它的说法光明而正大：“此次清理各省财政为试办预算起见，原非望于各省有所取赢，诚以近来大省，如两江、两湖、四川、两广久已支绌异常，其他受协省份更何待论。然经一次清理之后，若盈若绌，使内外晓然于财政之艰难。或省不急之务，或裁无名之费，并力合谋，再图兴作。”[231]这一清理意图贯彻以后，各省督抚以及在野人士均对中央的做法隐相抵制，其中关于军备问题成为清理财政过程中，纠纷和议论较多的问题。
（二）清理财政之前的军备争议
突出军备是日俄战争以后清廷始终奉行的政策。整军经武被无限突出后，各省财源也就主要挹注于军事项目，练兵经费成为各省首要的支出大项，其中鸦片税收入在这项支出中举足轻重。直隶省的情况较为突出，颇具典型，根据那桐奏报，自1905至1907年，该省筹款局的收入和支出结构颇能反映这一趋势：
新收项下：新收土药税共银60余万两，烟酒税共银221万余两；
开除项下：支解陆军第二镇饷银80万两，支解常备军第一镇、陆军第二镇饷银40万两，支解练兵处及陆军部银55万两，支解还筹垫练兵处开办经费银30万两，支解抵还公债票银35万两，支解藩库凑还洋款银6万两，支解“土药税一五经费”银9万余两，支解“烟酒税一成经费”银22万余两；
实存项下：土药、烟酒税银5万余两。[232]
如此算来，直隶筹款局的军费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将近73%。1907年7月份的统计说，直隶筹款局的收入每年约80万两，其中一半左右为洋土药税，军费支出的项目：陆军第一镇兵饷银40万两，海防经费为20万两，学堂经费为10万两，另外10万两作为该局的行政经费，军事支出的比例高达75%。当鸦片统税制度未及实行之前，直隶省的财政尚不致因军费庞大而困顿，但随后实行的土药统税制度却将直隶财政推向捉襟见肘的境地。清廷在直隶省设立统税局，将洋土药税收30—40万两全部从筹款局的收入中划出，不再归该省支配，督辕不得不设法另行筹划收入问题，[233]无形之中该省军费负担加重，对地方新政推行构成威胁，清廷与外省的矛盾开始突出。广东省认解中央的练兵经费系由土药税项下解付，部章规定每年85万两，1908年3月份时该省统计土药税不敷这笔解款，要求减少认解，两广总督给清廷的电文中说，“土税一项抵去年解缴之练兵费，尚不敷甚巨，且目下款项支绌，若八十五万全数解缴，实属更难为力”[234]。1908年8月江苏省宁、苏两属均奏请减解练兵经费，度支部与陆军部会商后予以拒绝。[235]浙江省对海军经费的筹措亦十分犯难，土膏捐、烟酒税等均已挪垫一空，不得已只能认解开办费5万两，常年经费则委实无法筹解。[236]与浙省情形类似的省份尚有广西、甘肃等诸多省份。[237]四川省虽然鸦片岁入甚巨，但京协各饷占去大半，赵尔巽表示海军经费万难多认，即使勉强认筹，也无的款可以支持，[238]军费膨胀已经使地方财政难以支撑，反对突出军备的言论愈来愈多。
在度支部积极推行清理财政、编制各省预算之前，针对军事费用庞大所引发的反对意见已经出现。1907年3月署广西巡抚张鸣岐奏请中央注意财政困境，必须停止练兵国策，适时更张，“时危财竭，若复严督各省急练新军，恐生内讧”。练兵处等部门的意见则与其相反，“现在积弱之际，如必诸事完备，始行练兵，恐事变之来，我不能待”，各省练兵仍不可稍缓，未纳张之献策。[239]这个时期禁政对练兵经费尚未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清廷自然不会改弦更张。11月份当某御史奏请清廷反省新政用款问题时，军机大臣中便产生意见分歧，袁世凯主张整军经武不可放缓，“虽库藏奇绌，亦当勉力实行”[240]，而另一军机大臣则甚不谓然，“军者，虽有国者之不可不讲，然头等强国非尽以其兵强而能致此也。目前即使果有巨款，内政之待理者不知凡几，岂能独及军备”[241]。言者疑为张之洞，早在1901年7月份时张之洞曾有振兴工商官助资本的主张，军备、兴学和实业等应该并行不悖，这是张氏一贯的做法。[242]张之洞入枢之后，正值清廷加意讲求整军经武，以各种方式搜括各地财源，以供中央练兵新政之用，洋土药税自不必说，连盐斤加价、田房税契、印花税等，均将这类新增收入的支配权收归中央，对地方新政用款百般限制。[243]这种趋向引起张之洞的不快，他表示各省绿营、巡防队裁撤后的款项，至少要腾出一半用于开办实业。为了与袁世凯相区别，他甚至认为实业为国家富强之本，军务为富强之末，袁、张之争在军务与庶务问题上表现尤为激烈。练新军与办理海军均属中央财政集权的手段，这类削弱督抚财权的举措，早在1907年时清廷与外省就有函电议驳之事，世续与荣庆曾就中央集权问题与鄂督张之洞密商，张氏覆电极力反对，谓“削督抚之权，则处理地方行政窒碍必多”，不加隐瞒地予以回绝。[244]后来权贵争夺中央财政的支配权，张氏又一次陷入朝争调停的运筹之中。[245]
（三）清理财政中的预算案争议
当各省因禁政加速推行渐失财源后，清廷一意练兵，借清理财政之名而收权，借编制各省预算、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手法来控制各省财政，继续为其整军经武搜括财源，此举必然导致地方官民更大烈度的反对，矛头直接指向度支部对各省预算案编制的干预和控制，中央预算案中的军备问题也成为诟病的焦点。
闽浙总督松涛对度支部要求编制预算应大加压缩开支一事十分不满，该省在禁政推行后，“土税膏捐尤多无着，以今较昔，短收不下数十万”，而出款剧增，军谘处经费、海军经费等均属新增加的支出大项，款项多达80余万，“出入相权，实难适合”，该省呼吁会议政务处、宪政编查馆应该会同度支部等通盘筹画，“应将新政所需酌分缓急，俾得稍纾财力”[246]，这已隐讳地对急办海军一事表示反对。江西巡抚对筹解海军经费表示无能为力，该省预算册显示，每年不敷款银270余万两，经度支部和该省删减尚有100余万的亏空，所以赣省奏陈：“岁解北洋海防经费银十万两，本系海军经费改拨，现海军经费已派巨款，实无余力再解此款。”载泽对江西的理由甚不以为然，议覆中给赣省出谋划策，“该省控引江湖，交通便利，所出物产向称富厚，臣部复核预算各册，如印花税等税及官业收入之类振兴有待，遗利尚多，果能力濬财源，严杜欺隐，当不致无以自给”[247]，为迫令赣省认解海军经费，度支部挖空心思，不遗余力。河南巡抚宝棻力主压缩中央新政经费，缓办陆军，“方今内外臣工所日汲汲者地方自治也，审判庭也，实业也，教育、警察、新军也，而所恃以筹款者，不外增租税、行印花、盐斤加价、募集公债。臣恐利未见而害丛生”，“抑臣更有请者，豫省陆军见止混成一协，明初当添练成镇，综计饷需一百八十余万，以豫省财力断难举此，似又当酌量宜缓者矣”。[248]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吉林巡抚陈昭常对预算案屡经删减以及向度支部邀款却遭顿挫等愤愤不平，其奏曰“昔日入款少而用足，今日入款多而用不足；昔日以吉财治吉而用足，今日若仍以吉财治吉，不仅其用不足，而贻误大局非浅鲜矣。然使吉林今日财政无异常危迫之象，犹得有所凭藉，逐渐不苴；无如病源已深，其势岌岌不可终日。凡政务之已办者，皆将有累卵之危；未办者亦徒作画饼之叹，既不能守株以待，又难于无米为炊”，吉省的兴利事业非常之多，碍于财政窘绌，难于伸张铺陈。[249]摄政王载沣初掌国柄时，徐世昌即将东三省的危迫窘况专折奏闻于上，对地方新政规模恢宏而经费困绌的情形披沥痛陈，尤其对三省收支亏款太巨嘘唏不已。关于新政经费，徐折称：“新政之属，学堂巡警，东省最为普及，然需款大率取之于地方及各项公益捐，官所补助者仅十之二三，已苦不及。”[250]然而，东三省虽屡经邀款，但度支部官员甚为不悦，限制綦严，即使拨补，款项也甚少，东三省必将陷入上下交征的困境，对清廷甚有微词。
江苏等省份对度支部大幅度删减兴学和自治经费以编制预算的做法深表不满。该省高等学堂的办学经费一再压缩，该校不得不首先力争，地方自治筹办处也因经费被删减太大而万难应允。[251]舆论对于清廷硬性压缩地方振兴实业经费、教育经费和警政经费的做法颇为反感，认为单纯裁减地方宪政经费的财政消极主义并非根本办法，军政费用的压缩才是出路。[252]陆军部坚决反对这种说法。度支部夹处其间，左右为难，对各省抵制预算办法极为愤慨，该部对各省的反击说，宣统三年预算案系“皆各省认为能行，并非臣部强定。今则各省于前此认定之案，又多借词翻异，试问已定预算案内不敷之款尚苦无可筹挪，若再将原认者复行翻异，又将何以应付”，督抚力争行政经费的动机十分复杂，维护本省各项新政，保护本省固有利益恐怕是一个主要的动机。对此，度支部指责说：“各省近年积习，以挥霍为固然，视公帑若私物，稍为限制则百计相偿，必令破坏；偶从宽大则觊觎投隙，甘弃成言，非独有碍财权，抑亦贻误大局。”[253]上下顶牛之态势十分明显。
海陆军经费预算也成为朝臣、疆臣议论纷纷的焦点。根据预算，这项费用十分庞大，七年之内约需投入1亿5000万金，[254]在预算案中，岁出经费最多者为海陆军经费，“约占全额的三分之一，其次则赔款，亦有五千一百万两之多。至于一切行政费用不及费额之半”，舆论愤懑不平：“呜呼！由此预算案推之，国家一半岁入，大半消耗于不生产的事业，其用于吾民者不及其半。呜呼！吾民生气尽矣！”[255]闻知度支部预算表中海陆军经费数目之庞大，江苏金匮县拔贡生杨忠钰直接上书资政院，禀陈缩减军事规模，提醒朝廷注意整军经武的严重后果：
值此民穷财尽之秋，而扩张军备，万一饷项不继，则脱巾哗噪，兵变堪虞；如再剥民以奉军，则生计愈艰，民□可畏。今各省陆军不足三十镇，海军尚未成立，然饷源涸竭，罗掘俱穹（穷）。放饷之期偶愆旬日，则全军哗然，刻□滋事……今米珠薪桂数倍从前，月饷四两余尚不敷用，零星赊贷，待哺嗷嗷。故月饷万难悬欠，军无的饷，虽孙关不能约束。若再扩张海陆军，而给饷不时，危险可想，此兵变之可虑也。[256]
兵变可虑，民变可畏，杨忠钰的禀请着眼于整军经武的严重后果，语皆沉痛。山东谘议局议员尚庆翰则力请清廷缓筹经费，藉纾民困[257]汤寿潜密陈清廷说，海军不可急办，宜力求兼顾民艰。[258]御史王乃征、赵炳麟奏闻清廷，主张停办海军，办理新政也应量力而行。[259]胡思敬早先有移海军经费专办陆军的议论，[260]后来干脆力请罢斥新政，谓兴复海军系国家速贫之策，应全面对新政改革进行检讨。[261]开缺陕甘总督升允痛诋新政虚妄，对大练新军的成效提出质询，主张以振兴实业为当务之急。[262]资政院议员中对海军兴复一事持反对主张者不乏其人，认为当前应注重海军学堂的创办，以培养人才为急务，主张循序渐进，而不是倾注匮乏的国力来创建并无实效的海军。[263]
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是清末财政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各方的立场相距甚远，态度也相当复杂。督抚大员认定清廷的意图系欲以此策攫取地方财力，因而暗中抵制。张之洞早先曾表示“断宜划分酌留，不致竭泽而渔，庶教养诸政可以实行”[264]，这是对中央窥伺地方财政的一个警告。两广总督周馥对类似设专门机构侵夺地方财权的意图也反对甚力，“如今日兴学练兵颇急，而群向藩司索款，几无以应。然犹勉强图维者，以藩司为一省领袖，督抚得以通盘筹计，移缓就急。若另立财政司，直隶度支部，则督抚省事，藩司更不过问，欲兴新政，其道无由”[265]。当鸦片税已经无可凭恃时，地方必然固守一己之利。
1910年清廷拨还各省的鸦片统税已经微不足道，铜币盈余早已化为乌有，各类抵补措施成效颇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各省究竟财力如何，能否继续办理新政，军政与民生如何兼顾，大局如何扭转，这是各省要员面临的现实问题。江苏巡抚程德全对此类大政方针颇有惊人伟论，他断言“今日百姓困穷非担负过重之故，乃生利无术之由”，对于宪政编查馆要求各省督抚每半年将宪政办理成绩胪列奏闻一事愤然抨击，他称：“内外臣工明知竭蹶应付，如限奏报，精神全非，实效安在？”他甚至警告说，“将来财政日窘一日，政务日紊一日，臣恐不待九年而国事之溃决已不可闻矣”，这份奏折被报界誉为“各督抚封奏中罕见之伟论也”。[266]督抚中除江苏巡抚程德全提出振聋发聩的创见外，更有人提出联合各省督抚将各省实情剀切入告，敦促清廷改弦更张，阻止有名无实的新政继续敷衍下去，此人就是云贵总督李经羲。1910年夏天，为了请拨土药税款，与度支部屡屡交锋之后，李督愤然通电各省督抚，呼吁联袂入奏，以“规步伟画”来惊醒内廷，这份电文大约是新政晚期督抚对清廷敲响的“警世钟”，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希冀力挽狂澜于既倒，阻止清廷的衰败下滑。电文称：
近日旧政轮廓难存，新政支离日甚，其大病则在无人，无人之病在于欲速而不图根本。世风之糜，人心之幻，因而中之。于是强事就人，强人就事，无人即先办事，无事即先用人，种种枝蔓相因而起。守旧时之酿衅，维新后之造作，诸症如一。故欲求人才，人才欲不出。其大难在无主脑，诸部各自为谋，而无审国情、量国力，联合主新之人，徒委编查馆为细碎调停。改革不从简单入手，故文法愈密，措理愈难。坐此二病，智愚同困，其妨碍维新阻力甚大，即有一二枝节眉目何补大局？及至财尽民散，事已无救，今幸以款绌见端，正可进求病本，羲深虑时不我与，驯至外人干预，群沸交腾，本藉宪政以固人心，转因宪政以速国祸。[267]
文中“无人”系指权贵揽政而见解平庸，即便是“中流砥柱者”，如度支部尚书载泽也因不谙省情，擘画方略多与地方冲突，其余揽权之徒更不甚高明。[268]“欲速而不图根本”则指因军政、宪政而误国祸民，不计财政不达民隐，孤军冒进，即时人所言“以练兵、宪政而亡国”之意。李经羲的期望虽高，但“惊醒内廷”的目标很难实现。其提议并无多少督抚回应，清廷败局已无多少挽回的余地。民国年间胡思敬评论政局坍塌的情形时说，“至其所行宪政，若新军，若学堂，若新刑律，若警察，固人人皆知其有害无利，各督抚奉令，惟谨卒隐忍不发一词者，保持禄位之心过重，患得患失，而不虞辛亥变起，内外大小官员同时并罢也”[269]，这种说辞基本若合符节，虽有慷慨陈词者，如程德全、李经羲等督抚，但声势甚微，无裨于朝政转圜。
二、养其一指，失其肩背
与整军经武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振兴工商、发展实业，这是鸦片禁政后期财政困顿背景下舆论甚为关注的问题。整军经武与振兴实业在清廷的实际行动中互为矛盾，在财政安排上，军备冲击实业非常严重，实业和民生陷入衰败，阻力重重，这也是鸦片税厘抵补政策无法显效的重要原因；抵补鸦片税收的税政措施不是扶植实业发展，而是赤裸裸的搜括和阻遏，时人赠一言曰：“养其一指，失其肩背。”[270]该词的确切含义是指清廷对军事与经济措置失当，或者说是以军事冲击振兴实业的矛盾。论者大多是在报章杂志撰述意见的趋新人士，有关言论多刊发在报纸的“时评”“杂论”“社说”等栏目上，言辞犀利而痛切，直砭时弊。
1910年夏天《申报》就刊发了两个“时评”，乍看似乎洞见不同，实有相通之处，持论者均认为清廷的新政有一些最具成效的表现，兹转录于下：
（《时评·其二》）
中国近年举行之新政不得不以禁烟为强人意。革官吏也，禁播种也，虽不能谓其有十分之成效，而大员中有以戒烟致疾者，各州县有以铲除烟苗起风潮者，则是其事已明明举办，固非筹备宪政涂饰耳目者比也……[271]
（《时评·其一》）
近日朝廷预备立宪，百度维新，清理财政也，变通旗制也，申严禁烟也，通达民情也。涣汗之颁布者皇皇，奏牍之覆陈者鉴鉴，就表面言之，宜若完美富有者然。虽然清理财政，则蹙额咨嗟矣；变通旗制，则无声无臭矣；申严烟禁，则泄泄沓沓矣；通达民情，则民变四起矣。然则今日之筹备，其成绩果以何者为最优乎？曰：雪来柳往之星轺，东抽西提之军饷。[272]
两个“时评”对新政成效的认识判然有别，前者认为最具成效者是鸦片禁政，后者认为朝臣赴各国考察宪政和筹措练兵经费两个方面最具成效。细品此意，论者的手法颇为高明，揶揄口吻是也。禁政与练兵经费的筹集两者均具成效，大致不错，禁政有效的后果是鸦片税厘的财政意义丧失；练兵经费筹措有效的后果，则意味着在鸦片税厘短绌后，清廷必然加大对民生日用必需品的搜括力度，各种商品的税率一再提高，捐税丛出，苛虐不绝。练兵与保商本不矛盾，两项新政均关求强与求富，构成新政的两个主轴。在禁政背景下，两者对峙的潜因已蕴含其间，清廷“恤商惠工”的表态实际上已被现实的税政举措所否定，戎政必然冲击庶政。
日俄战争期间，慈禧极力关注练兵，内外臣工为冀动圣听，呈送各种练兵方案，贡献数目不等的练兵经费，以邀圣眷优隆。外务部、户部等中央部门均有数量不同的练兵经费报效。就连甫经成立的商部1904年3月也拟具一份奏折，跟随外务部、户部之后意图报效，奏折的草稿与成稿之间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兹将成稿的关键部分转录于下：
立国之要以练兵为先，而练兵尤以筹饷为主。上年钦奉设立练兵处，以立自强之基，需费浩繁，筹措不易……凡在臣工宜效涓埃之报，臣等受重，亟思勉竭棉（绵）薄，稍尽微忱。惟臣部系新设衙门，各司官当差为日无多，公费尤属有限。现拟由尚书、侍郎、左右丞参议公费项下，酌提库平银一万两，作为报效练兵处经费。明知区区之数无俾（裨）要需，实以敌忾情殷，愿作壤流之助。[273]
原稿草件与成稿稍有不同，前者有一个细微的内容在堂宪核批时删去不用，这句“废话”位于“筹措不易”一句之后，原文是“近闻外务部、户部先后报效练兵处经费银两，均经奉旨允准在案”，此处透示的信息颇有意味，此且不管外务部与户部贡献了多少银两给练兵处，谕旨如何批示也暂且不管，单看商部紧跟外务部、户部之后的行动本身，就可见朝政运作的一些规律。商部本系新创衙门，经费必然不裕，振兴工商同属清廷新政大策，强化尚且不及，何来闲款报效练兵？
商部尚书由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出任，据台湾学人评价，载振此人乃“标准的纨绔乳臭；生平长技，只是声色犬马，而奕劻却使他出任农工商部尚书。因此他才会被袁世凯所牢笼，成为利用他来结纳奕劻的工具”[274]，载振职司振兴工商要政，难免被袁世凯所控驭，袁氏一心藉练兵揽权，自然不会将商部行政问题列入经略要项，对商部本身的摆布也指臂自如。极力突出练兵，有限的重要财源也就提供给军政部门使用，国家对振兴工商的投资责任无形中被淡化。
“军事与经济”命题的提出，以华人在日本创办的中文报刊《国民报》为权舆，该报有关言论并非直接针对国内问题，用意在于告诫国人免蹈覆辙。其立论对象有日本、欧洲强国和美国，三国提供的教训并不相同。关于日本，该文认为，“甲午以后，日本全国汲汲于扩张军备。政治家之所奔走经营，新闻纸与士大夫之所议论无不集的于是。垂五六年，目的渐达，而国内空虚，财政为之支绌，乃转而注意于经济。今也政治家之所奔走经营，新闻纸与士大夫之所议论，又无不集的于财政与实业上。是诚得谋国之道，知轻重之宜。故因时势而转移其施政之方针也”。日本的经验说明，军事与经济并非并立而存，必须侧重一个方面；关于美国经验，该文认为，“列国之兵多，而美国之兵少也。现列国每岁之统计，其岁出额军事费恒多于其余行政费，甚有多至二倍三倍者，视其军备之盛则宜其财政之不振也……是无他，国之军事与国之经济不并立者也”[275]。这就是该文对中国朝政的警告。
这类警告愈到后来愈加尖锐，对清廷决策均未产生明显的影响。练兵被无限突出，经费筹措首先取利于铜圆，铜币盈余丧失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洋土药税收，尤其是土药统税收入成为清廷和各省筹措练兵经费的主要财源。随着鸦片禁政的加速推进，这项税收也不得不临近弩末，而清廷迭次出台的抵补措施又多不见成效，导致练兵经费不得不以压缩各部和各省的财政支出为替代手段。
关注实业是禁政期间朝野对经济问题的最初反应。在禁政决断作出前，清廷发布立宪上谕，商界人士面对宪政将兴和鸦片禁政极抱希望，认为这是实业振兴的绝好机会，特别是实业振兴的观念将有大的转变，政府保商和税负减轻将会有可能实现。[276]但是这一希望很快就被各地官府的练兵筹款、税捐朘削所击破。镇江牙行对官府决定骤加十倍税负举措群起抗议，商会具禀呈达农工商部，而该部迟迟未能作出处理。[277]上海的商会组织对烟草征税的苛细税则极表不满，上书农工商部，要求最起码按照鸦片统税的做法和税负水平来榷征，禀书对烟草运输一项在各地的苛遇据实陈述说：“自兰州起运，以二百八十斤为一担，就地每担报捐税厘银四两三钱；经陕西长武报捐税厘银七钱，至泾阳报捐七钱，近更加至一两四钱，是经陕西一省共完银二两一钱，经陕西商州纳税钱三百五十文，约合银二钱；经河南紫荆关纳税钱六百五十文，约合银五钱；经湖北老河口又纳统税钱四千文，并印花税，约合银二两；到沪后又落地捐银一两四钱。是每担净烟由兰到沪，共完税银十两五钱。兰州原价贵贱不等，牵算每担约银十两，加以六千余里水路舟车费用，每担共需成本三十九两。在沪发卖，除去种种折耗，约可售银三十三两六钱，实亏成本五两有奇，此西烟商号之所以日少也。”由于烟草税负綦重，商会请求按照土产鸦片的税率征收税捐，“惟查土药一项不独为消耗且为毒害品矣，前经柯大臣奏办统税，寓禁于征，大部议准每百斤征收一百五十两（原文如此，应为115两——引者），以彼时土价每百斤值银六百两核计，亦不过值百抽不及二十耳。今以每担值银十两之西烟，而累征之十两五钱，是值百且不止抽百矣！在消耗品例需重税原不足异，特以西烟与土药比较，畸重畸轻，似未允洽”[278]。农工商部和度支部也想整顿这类苛税和关卡，徒以事端繁杂，关乎地方利益甚多，很难整顿。尽管有人提议新政筹饷应该追求自然之利，诸如兴办矿政之类[279]，但因资金不足，徒托空言。厘金和杂税苛政依然未改，不但地方练兵经费的筹措出于这类苛税，其他新政筹款亦莫不搜括于此，官员和胥吏藉以致富者不在少数，即便是官报局所亦不例外。[280]所以1909年之前的报界言论多有指陈此弊者。[281]
随着1909年以后鸦片税厘缩减，各地政府肆意搜括练兵经费，振兴工商的政策更流于形式，军政与经济的对立愈发严重，报章刊载指责清廷过分突出军政而不顾振兴实业的言论比例更大。不同背景的媒介批评报道的角度有不少差别，兹据江南大报《申报》和北方颇有外人背景的《盛京时报》1909年以后的有关时评，以简表形式胪陈如下。
表4-5 关于军政与实业问题报道比较简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由上表比较可见，具有外人背景的媒介对清廷批评的力度更大一些，所评论的问题也更尖锐，问题的类型更有相当的差别。《申报》的立论较为平和，批评性论题较少，所论问题具有在商言商的意味，某些论题动辄与召开国会问题相联系，尤其是在筹集军政经费方面，认为只要召开国会就可以巨款立筹，认为国会是万能的。[282]《盛京时报》的报道多集中在军事与经济的对立和矛盾上，对编练新军、重兴海军冲击实业振兴问题关注尤多，且抨击甚力，具有国内一般性媒介所没有的超然和对立色彩。
《盛京时报》不断刊登专访外人的文章，更能对清廷单纯追求军事利益的倾向施加压力，这是《申报》等国内报纸所不可比拟的。1910年9月底该报专访日本名流大隈重信，就特赦康梁、推广军备以及中国振兴等问题进行评论。关于“推广军备问题”，该报借用大隈重信的言论批评清廷说，“近闻中国锐意推广陆军、再兴海军，如果信然，则可谓缓其所急、急其所缓也。不知实力充足而后国防乃可完备。中国现在虽如何整顿武备，财力有限，岂能与列强颉顽乎？倘独为弹压内乱之用，五六镇之兵力即足矣，何为须备二十镇、四十镇之多。总而论之，中国今日以统一兵权、财权为急务，苟能解决之，其余问题可迎刃而解耳”[283]。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对中国的政局和国内形势观察甚细，屡屡报道关于中国内政的消息，1911年4月份，《盛京时报》专门将该报的一篇重要报道译成中文，全文刊布，内中就中国地位、财政、两三年之后的危险局势等问题详细剖论，颇具影响力。文章认为，就清国目前的财政现状而言，维持20个师团的兵力断非其所能堪，若要勉强维持，办法有二：一是租税加征，此法虽可，但甚为危险，且非善政；另一个是举借外债，这一数字必定十分庞大，清国外债已经不少，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此两个措施有可能将中国倾覆。[284]此前，《北方日报》派员专访清廷颇具声誉的一个外交家（疑为唐绍仪），就举债练兵问题进行评述，《盛京时报》的总主笔“以其足以警世，特转载之，以备注意时事之浏览”，足见此报对朝政局势的关注。《北方日报》记述说，“中央政府岁入总额二亿九千七百万两，大率由地租、关税、厘金及他种杂税而来者，而反观岁出一面，其不生产之军事费竟占总额三分之一，偿还外债利银又须五千一百万两，而他种行政费遂不及总额之半。国家财政窘迫如此，此其偏枯于不生产之事业；又如彼姑无论暂时短欠之五千三百万两不易弥缝，而三年之后，政府必遭破产之厄运”[285]。与《盛京时报》相类似，拥有日本背景的另一份报纸——具有更大影响力的《顺天时报》也持同样的论点，该报早在1907年9月份时就刊发“论说”，对清廷专注于练兵提出警告，“中国于治兵一事亦欲极意讲求，而于治民之道未能力为振顿，安所得强国之本乎”，“兵气日益盛，民气日益愤，至官吏知重兵不知重民，国家知有兵不知有民，则民之不聊生，难自将作矣。审是以一国之兵敌一国之民族，犹虞其不足，尚何强国之法云！然则强国之道奚恃？曰：治民者利体也，治兵者利用也”。[286]
国内媒介对上述言论亦有回应，但就主要有影响力的媒介来看，能够作出这类回应的报章杂志仅见较少的几种，《东方杂志》是较早的一种。1908年该刊邀人撰著社论，就军事与经济的对峙问题发表看法，因其处于禁政早期，洋土药税厘的缩减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所以，在涉及军事与经济的矛盾问题时，笔锋迂回而又曲折，并不显山露水，“数年以来，各省练兵不遗余力，迩者且有兴复海军之议。其识力不可谓不卓，然而商工实业遂因此而视为不急之务矣”，“吾国实业未兴，则供此重大之军费者尚无所出，而骤以有加无已之负担，强责诸民，窃恐其荒本业而丛怨窦也”。[287]1909年下半年禁政步伐加快，财政抵补的困境开始显现。媒介对清廷注重整军经武的倾向关注较多，以军事与经济矛盾为主题的评论趋于尖锐。[288]1910年6月后不但洋土药税厘缩减大半，各类抵补措施虽纷纷出台，却不见显效。中央则权贵干政，一意经略陆海军，实业振兴更成躯壳，[289]因而有关军事与经济对峙的批评更加尖锐，《国风报》的言论称：
修军备所以戢乱暴也，然正以修军备之故，而举国乃遍伏乱机；兴教育所以养人才也，然正以兴教育之故，而举国乃无复士大夫；奖实业所以群富源也，然正以奖实业之故，而举国乃将成饿殍。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举皆此类，一言以蔽之，则矛盾之政治现象也。
年来以练兵之故，中央政府及各省之岁入，投入此者三而居其一。夫国中则既已民穷财尽矣，而此种经费膨进无已，势不得不历取之于民，民之脂膏竭养于兵，并其仰事俯畜之资而不可得，乃不得不群聚而思乱。[290]
不但有舆论呼吁，上书清廷力陈危迫情形者亦大有其人，诸如山东谘议局议员尚庆翰和江苏士人杨钟玉等。[291]这类陈请的效果极微，如杨钟玉禀请缓办军政的说帖上达该院，资政院在这份禀文上签署的意见依然是主张扩张军备，该院主张，“窃以泰西各国率武装独立，力求均势。现在中国陆军方幼稚时代，海牙之会且以无海军为世诟病，若非及时扩张，实万难立国，已为全国所公认”，断定杨钟玉的说帖危言耸听。[292]陆军部尚书荫昌在资政院发表咨文时也大唱反调，“诸君仅知减轻国民负担，不知国防不备，自政府以至国民损失权利于不觉者，决不止目前核减之数。故某有一言忠告诸君：须用政治家之眼光，统筹全局，再下断语，否则沾沾于一部分，某实不敢随声附和，以期见好诸君”[293]。督催各省练兵的电咨依然联翩不绝，清廷仍不放弃扩张军备的计划，致使各省被拖到一个疲于应付军备而无力兼顾民生的尴尬境地。
辛亥大局鼎沸之际，大江南北义师蜂起，督抚中多半知国内变局不可挽回，纷纷疏请乞退，对清廷冥顽态度已失去希望。23个省份的督抚中，乞退者7人，弃城而循者7人，自称都督复为巡抚者1人，自称都督举兵反清者2人，改任都督者4人，有功于共和者1人。[294]原本应该裁撤的绿营和巡防队亦奏准免裁，军费预算中，这部分节省的费用又不得不成告朔之饩羊。更为严重的是巡防队不但不裁撤，各省又添练155营，需花费银两1700万左右。[295]因此，无论受协还是拨解省份均处于极度困厄之中，向度支部及陆军部邀款的电文络绎不绝，两部应对乏术，暂诺而实延。清廷财政不得不全面陷入干枯亏空而且调拨不灵的窘困状态。
【注释】
[1]《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781页；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第562页。其实，建议清廷大练新军的不仅有日本军官，国内人士也有亟亟以练兵为要者，例如维新言论家汪康年即大声疾呼“明诏天下，自今以后惟武是事”，将军备视为内政第一位应注意的问题。见汪康年：《论宜令全国讲求武事》，《时务报》1898年8月8日。
[2]沈金鉴：《辛亥革命前夕我国之陆军及其军费》，《社会科学》第2卷第2期，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
[3]《容菴弟子记》卷3，转见罗尔纲：《晚清兵志》第4卷，“陆军志”，中华书局1997年，第193页。
[4]《论朝局将有变动》，《时报》1904年10月21日。
[5]尚秉和：《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碑传集补》卷末，转见罗尔纲前揭书，第197页。
[6]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第90—91页。
[7]罗尔纲：《晚清兵志》第6卷，《兵工厂志》中有关的介绍；庞百腾：《沈葆桢评传》，第307—308、321各页；张侠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第635—638、第660—661、684各页，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255、290各页；丁日昌撰，范汉泉、刘治安点校：《丁禹生政书》，第567—568页，丁新豹出版社1987年；《集成报》第1册，影印本，第21—22页；《张文襄公（之洞）全集》，第2254—2256、第2862—第2869、第3381—3383、第4328—4334各页；《李文忠公（鸿章）全集》，第784、第1279—1281、1474、1674、1760—1761、1784、1791、2049各页；林崇墉：《沈葆桢与福州船政》，第410—420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魏允恭编：《江南制造局记》，第503—505、520各页，《丛刊》正编，第404号。
[8]《练兵经费表》，载《政艺通报》，光绪乙巳，“政治图表”，卷3，第2—3页。
[9]《练兵处筹款清单》，载《政艺通报》，光绪丙午，“政治图表”，卷1，第1—4页。中央练兵经费的筹措，户部原来的办法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即加派和整顿烟酒税共计640万两，优缺优差浮收酌提归公、整顿田房税契共计（银）320万两（《清朝续文献通考》卷71，第8277页），各省后来实际的筹款措施，周育民在其《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注意到有所变化，例如，河南是靠司库挪凑、陕西是通过盐斤加价、酌提中饱、官吏报效、江西省是通过整顿烟酒税、丁漕钱价、漕粮脚耗、巡抚司道报效等办法筹措，山西是靠零星拼凑，湖南是靠铜圆余利等等（见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394—396页），周氏依据的材料主要是1905年4月至10月份的督抚奏报。实际上，1905年对练兵经费的来源来说是一个转折性的年份，此后铜圆余利的减少速度极快，代之而起的是推广各省的土药统税收入，这项收入已如前论，解赴中央的部分达到数千万两，主要用于京畿六镇的练兵支出以及江北练饷等，各省名义上虽认解数百万两，但多数并未筹解，中央主要是依靠这笔土药统税溢收款项来挹注，度支部在有关奏折中已有明确的说明，1905年冬季以后编练完成的第五和第六两镇，其经费中就有八省土膏统捐的税收溢款；江北一镇和云南练兵经费中，亦使用较多的土药统税税款。
[10]《抄咨会议土税大臣奏土药收税日绌请裁撤部局归各省自办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91/313。
[11]《度支部咨奏财用窘绌举办新政宜力求撙节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523/4107。
[12]三十六镇可分为四个等级：一等，近畿四镇；二等，四川三镇；三等，直隶、山东、江苏、湖北、广东、云南、甘肃7个省份分别编练两镇；四等，江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浙江、福建、广西、贵州、山西、陕西、新疆、热河、奉天、吉林、黑龙江16个省份各编练一镇，以上共编练三十六镇。见陆军部：《奏定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练章程》，见《光绪新法令》，第八类，“军政”。
[13]这项数据的计算系根据1904年9月12日总理练兵事务庆亲王奕劻、会办练兵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襄办练兵事务兵部左侍郎铁良会同兵部尚书裕德等奏定的营制饷章的有关规定，对第三类杂支活款并未计算进去。
[14]《考察各省铜币事竣恭覆恩命折》，陈璧：《望嵓堂奏稿》卷六，第491页。
[15]《度支部拟提土膏税款》，《大公报》1907年3月18日。
[16]《电饬慎重饷项》，《大公报》1907年6月1日。
[17]《核明练兵费不敷数目》，《申报》1908年6月10日。
[18]《咨请筹款赶练新军》，《申报》1908年5月29日。
[19]《陆军部严催编练新军》，《申报》1908年4月11日。
[20]《陆军部拟请拨款》，《大公报》1908年3月13日。
[21]《不准指拨军饷》，《大公报》1908年6月23日。
[22]《陆部谕饬拟定各省编练新军年限》，《盛京时报》1908年6月14日。
[23]《缩短练兵期限》，《大公报》1908年9月12日；《决议缩短练兵期限》，《盛京时报》1908年9月17日。
[24]《寄谕各省速练陆军》，《申报》1908年10月30日。
[25]《王主政请办奢侈税补助军费条陈》，《申报》1908年10月6日。
[26]《筹拨练兵经费》，《大公报》1908年10月7日。
[27]《筹画陆军经费》，《大公报》1908年10月18日。
[28]《江苏巡抚抄奏学务经费窘迫恳拨关税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179/1314；《度支部奏为江宁学务用款无著银两碍难准其作正开销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195/1098。
[29]《江宁财政之恐慌》，《盛京时报》1908年7月15日。
[30]《浙省停止练军盐斤加价》，《申报》1908年11月2日。
[31]《桂抚再请抽收米谷盐练兵经费》，《申报》1908年11月11日。
[32]《黔省练兵经费之竭蹶》，《申报》1909年2月15日。
[33]《节录川督经画财政军政之奏牍》，《申报》1909年3月1日。
[34]一档馆：赵尔巽档案全宗，档案号：74/375。
[35]《度支部议驳热河添练新军饷无著另筹的款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783/195；《热河练兵经费无著》，《申报》1910年1月17日。
[36]《度支部议覆云贵总督奏滇边饷支绌情形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832/7484。
[37]《闽浙总督具奏闽省预算案成立并沥陈财政艰窘情形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860/8076。
[38]《升允之末路》，《时敏新报》1909年6月12日。
[39]《又一搜括财政之法》，《盛京时报》1909年10月16日。
[40]《时评一·海军陆军与生计》，《时报》1909年3月28日，着重号系笔者所加；《时评·其一》，《申报》1910年8月11日。
[41]《增练全国陆军之计划》，《盛京时报》1909年12月18日；《大公报》1909年12月14日同名报道。
[42]《添练陆军之新计划》，《盛京时报》1910年4月30日。
[43]度支部在1909年8月份时说，中央各项要款的拨解或提拨关税，“或动支练兵经费及土药统税，或迳由部库拨给其各项工程，先后由部拨给者为数亦复不少，皆未敢强派各省。正以各省当悉索之后，元气久伤，但使稍可支持，亦思与各省暂谋苏息”，这是沥陈财政窘迫时该部的自我表白，虽觉露骨，但与事实尚不离大谱。见《度支部咨奏财用窘绌举办新政宜力求撙节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523/4107号。
[44]《度支部会奏请旨通饬各省认真筹解练兵经费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391/5227。
[45]《度支部奏议覆浙抚奏练兵经费另筹抵补请免各州县平余等款折》，《申报》1910年8月1日。
[46]《京师近事》，《申报》1911年2月9日。
[47]《度支部咨奏财用窘绌举办新政宜力求撙节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523/4107号。
[48]《度支大臣因节费丛怨》，《申报》1910年6月22日。
[49]《中国财政影响于军政》，《大公报》1910年6月4日。
[50]《陆军费负担之重》，《盛京时报》1910年7月19日。
[51]《会议练兵问题》，《盛京时报》1910年8月4日；《七千万金之练兵费》，《盛京时报》1910年8月19日。
[52]《各省军事经费不得核减》，《盛京时报》1910年8月25日。
[53]《各省督抚之为难》，《盛京时报》1910年9月6日；《度支部与陆军部》，《盛京时报》1910年9月9日。
[54]《会议扩充军费之述略》，《盛京时报》1910年9月8日。
[55]杨寿楠：《觉花寮杂记》，转见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第859页。
[56]《泽尚书决计乞休再志》，《盛京时报》1910年9月9日。
[57]《中国财政之为难情形》，《盛京时报》1910年9月29日。
[58]材料显示，当时俄国军费比例为44%，英国为38%，德国为34%，法国为31%，日本26%，看来中国陆军费用的支出总量处于中上等水平，见《山西陆军财政说明书》第三篇。
[59]《此为保和会之真相》，《盛京时报》1911年4月11日。
[60]江庸撰：《趋庭随笔》，转见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第867页。与江庸所述不同的是胡思敬著《国闻备乘》，胡认为，宣统初年朝中分为七派甚至更多，“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等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禁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官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按，载泽之妻乃隆裕太后之妹），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财政监理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而庆邸别树一帜，又在七党之外”，见氏著：《国闻备乘》，转见苏同炳前揭书，第563页。
[61]杨寿楠：《觉花寮杂记》，转见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第859页。载泽于宣统间有计划要推倒庆内阁，收拾糜烂的局势，重整人心，一展其救国之抱负，上书见858页。
[62]郭卫东：《不平等条约与鸦片输华合法化》，《历史档案》1998年第2期。
[63]《截留洋税折》（同治十二年十月十二日），《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洋药税厘拨还洋息折》（光绪十三年四月初七日），《李文忠公（鸿章）全集》，第784、1474、1760—1761等页；庞百腾：《沈葆桢评传》，第307—308、321各页。
[64]林崇墉：《沈葆桢与福州船政》，第410—420页；刘伟：《晚清“就地筹款”的演变与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39卷第2期，2000年3月；罗尔纲：《晚清兵志》，第六卷《兵工厂志》，第222页；丁日昌撰，范汉泉、刘治安点校：《丁禹生政书》，第567页，丁新豹出版社，1987年版；《袁世凯奏议》，第42页；荘吉发：《同光年间的地方财政与自强经费的来源》，第1078、1080、1082、1089、1098、1100、1102、1108各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清末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1988年；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503—505页；崔运武：《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地方督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6、84—85页；庞百腾：《维持福州海军船厂：财政与中国早期的近代国防工业1860—1875》，《现代亚洲研究》1987年第2期。
[65]《海关贸易统计年报》，1864、1894年；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0、158页。
[66]薛福成：《滇缅分界通商事宜疏》，《庸盦全集》，《海外文编》卷1。
[67]《清末外交史料》卷68，此转见戴一峰前揭书，第158页。
[68]《清末外交史料》卷64，第13页。
[69]《安徽巡抚奏为风阳关一年期满征收土药税银考核数目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84/379；《户部为议奏福建司案呈本部议复福州将军兼船政大臣崇奏闽厂接造轮船光绪二十五、六、七、八等年收支各款折》，一档馆：政务处档案全宗，“船政类”，第3101号。
[70]李鸿章：《复曾沅甫宫保》，《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函稿”，卷20，第60页。
[71]李鸿章：《复曾颉刚袭侯》，《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函稿”，卷20，第63页。
[72]《醇邸来函》，《李文忠公（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2，第24—25页。
[73]1889年7月8日奕劻等及8月1日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锟等奏，《洋务运动》第3册，第117—119页；天台野叟：《大清见闻录》（上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曾称，“颐和园经费多出自海军经费，闻约计三千万两。其修理费则出土药税，土药税每年有一百四十余万，归户部拨款者才三十余万，余均归颐和园”；《清宫遗闻》也称：“修颐和园款多出之海军经费，闻约计三千万两，其修理费，则出土药税”，见苏同炳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册），第276—277页；另外，如下文章亦谈及此事：戚其章：《颐和园工程与北洋海军》，《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叶志如、唐益年：《光绪朝的三海工程与北洋海军——兼论颐和园工程挪用北洋海军经费问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88年；吴相湘：《清末园苑建筑与海军经费》，载氏著：《近代史事论丛》（第1册）“传记文学丛书”之八十二，1978年再版；罗尔纲：《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考》，载氏著：《晚清兵志》第2卷，《海军志》，第27—38页；姜鸣著：《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三联书店2002年，第225—235页。
[74]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第68页。刘光第亦有类似的想法，见刘光第：《论〈校邠庐抗议〉》，载氏著：《刘光第集》，第15页；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第210页。
[75]转见《海军筹费》（录《福报》），《集成报》1897年5月6日，影印本，第21—22页。
[76]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载氏著：《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404页。
[77]《中国各省裁兵减厘议》，《万国政治艺学全书》，“政治丛考”，卷66，“税则奏议章程”，第5页。
[78]《贝子溥奏敬陈管见上备采择折》，一档馆：总理练兵处档案全宗。
[79]《兴复海军之消息》，《大公报》1906年2月8日。
[80]《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90页。
[81]同上书，第890、903页。
[82]《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968页。
[83]《拟筹海军捐款》，《申报》1906年7月5日。
[84]《铁尚书议办海军捐》，《申报》1907年5月2日。
[85]《度支部决定不开实官捐》，《申报》1907年6月8日。
[86]《萨军门筹措海军经费之政策》，《大公报》1907年7月5日。
[87]《日使忠告政府速兴海军》，《申报》1907年8月1日。
[88]罗尔纲：《晚清兵志》第2卷，《海军志》，第119页。
[89]杨士骧为袁世凯密保，继北洋任，“与之约，有过相护，有急难相援。士骧奉命唯谨，虽例行小事必请命而行”，见胡思敬：《国闻备乘》，卷4，“三杨”条。杨士骧被袁世凯利用挑头奏请兴办海军，清廷却要首先从直隶省开始准备，导致杨士骧非常被动，自吃哑巴亏。不得已，只得举借外债；外债没有借成，替代的筹款手段只有印花税，但印花税最终未能举办，杨士骧不得不心灰意冷，几度想开缺现职。见《规复海军拟借外债之详情》，《盛京时报》1908年9月27日；《直督借债办海军之详情》，《盛京时报》1908年10月1日；《陈督请开缺之慰留》，《盛京时报》1910年4月3日。
[90]吴闿生撰：《杨士骧行状》，《碑传集补》卷15；王栻编：《严复集》第2册，“诗文卷”（下），第256页注释部分。
[91]王栻编：《严复集》第2册，“诗文卷”（下），中华书局1986年，第264—265页。
[92]《碑传集补》卷15。
[93]《德宗实录》卷594，第19页。
[94]《论政府集议举办海军之期限》，《申报》1908年6月19日。
[95]《释公债》，《盛京时报》1909年6月1日。
[96]《海军经费之难筹》，《大公报》1909年4月3日。
[97]《浙省认筹海军经费之为难》，《申报》1909年9月21日。
[98]《桂省认筹海军经费之竭蹶》，《申报》1909年10月7日。
[99]《甘省筹认海军经费之为难》，《申报》1909年10月1日。
[100]《粤省海军经费不准动用关税》，《申报》1910年3月2日。
[101]《各省认解海军经费数目》，《大公报》1908年7月23日。
[102]《饬筹海军经费》，《大公报》1909年9月9日；《会商催解海军经费》，《大公报》1910年5月19日；《部饬分筹海军经费》，《盛京时报》1909年9月9日；《电催各省认筹海军经费数目》，《盛京时报》1909年9月22日等。
[103]《刘廷琛奏请缓办海军》，《申报》1909年9月5日。
[104]《汤寿潜奏陈存亡大计》，《申报》1910年3月19日。
[105]《请缓办海军专办陆军》，《盛京时报》1910年4月19日。
[106]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第994页。
[107]《摄政王不愿缓办海军》，《大公报》1909年9月2日；《监国筹办海军之定见》，《盛京时报》1909年9月21日。
[108]池仲佑撰：《海军大事记》称1910年下半年以后，载洵、萨镇冰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先后购置英国军舰应瑞、肇和号，德国军舰建康、豫章、同安、江鲲、江犀号，日本军舰永丰、永翔等舰，国内亦有制造，“一时海军颇有蒸蒸日上的希望”（罗尔纲引此文时的用语，见《晚清兵志》第2卷，《海军志》，第121—122页。罗氏直引其文，惜其未作考辨，似欠慎重），此论看来是夸大其词。实际上，这次欧美考察购舰，问题太多，莫理循在1911年3月从国外返回北京，认为中国的新政事业蒸蒸日上，只有一样不好，那就是中国的海军建设，莫理循的说法是：“除庆亲王外，北京高级官员中，最贪污的要算海军大臣载洵了。他按照他欧洲之行中所受各国招待的程度而向各国分购军舰，以作报答。以致一舰一式，各各不同。零件不能互换。有人把中国海军譬作海军博物馆”。转见刘渭平：《早年澳洲籍中国政府顾问之一：莫理循的生平及其对华的影响》，《传记文学》第29卷第1期，第84页。
[109]《泽贝子财政之计划》，《大公报》1909年3月1日。
[110]《力驳海军外债》，《盛京时报》1909年3月12日。
[111]《绍侍郎反对以盐款办理海军》，《盛京时报》1909年3月24日；《申报》1909年3月16日同名报道。
[112]《论重兴海军之方法》，《申报》1909年2月24日。
[113]《商议筹办海军情形》，《申报》1909年3月1日。
[114]《奏请收回筹划海军基础之成命》，《申报》1909年3月2日。
[115]《筹办海军之为难》，《申报》1909年3月9日。(www.xing528.com)
[116]《度支部咨奏财用窘绌举办新政宜力求撙节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523/4107。
[117]《度支部奏筹拨海军经费折》，《盛京时报》1909年10月24日。
[118]同上。
[119]竹园：《演说·中国八大隐忧说》，《正宗爱国报》第1017号，1909年10月4日。
[120]《议颁海军筹款之议案》，《大公报》1910年3月5日。
[121]《政府不赞成海军公债之举》，《大公报》1910年4月20日；《海军捐决不举办》，《大公报》1910年4月27；《盛京时报》1910年4月30日同名报道。
[122]《议核减海军开办经费》，《大公报》1910年5月24日。
[123]《海军处迫令度部垫款》，《盛京时报》1910年6月1日。
[124]《拨用内帑筹办海军原因》，《申报》1910年7月17日。
[125]《度支部难为无米之炊》，《盛京时报》1910年8月9日。
[126]《泽尚书辞职述闻》，《盛京时报》1910年8月18日；《泽尚书有退志之续闻》，《盛京时报》1910年8月27日；《军处请度支部拨款》，《盛京时报》1910年8月18日；《中央政界之二人物》，《盛京时报》1910年11月1日。
[127]《财政难之一斑》，《盛京时报》，1910年10月1日。外省督抚对海军经费数目庞大颇有意见，各省行政经费在度支部清理财政过程中，均删减过多，要政无法开展，而海军兴复事业却占据大量的资金未被度支部删减，各省纷纷致电清廷，对度支部的重内轻外方针攻击颇力，该部处境极难。见《核减海军经费问题》，《申报》1910年10月10日。
[128]罗尔纲：《晚清兵志》第2卷，《海军志》，第122页。
[129]辛亥鼎革之后，清末之清理财政犹有影响，杨寿楠撰《觉花寮杂记》云：“鼎革以后，整理内外财政，犹以宣四预算为蓝本。袁项城置诸案头，手自批注。尝语余曰：‘前清预备立宪，惟度支部最有成绩，余皆敷衍耳。’时部中司员以兼清理处差事为荣，公牍皆自办，不假手吏胥，故非才不得入选。民国以来，居财政要职者，半为清理处旧僚也”，转见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第859页。
[130]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66—68页。
[131]《论优等教育之经费》，《东吴月报》1906年7月。
[132]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133]《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150吨以上的船舶，每吨征银五钱，150吨以下的每吨征银一钱，1858年《天津条约》时又有所降低，根据条约规定，这项税款用于望楼、塔表、浮桩等项的修建费用，至1868年时十分之七的船钞作税务司经费，其余十分之三用于同文馆经费。见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与分配统计》，中华书局1992年，第17—18页。
[134]汤象龙对船钞入款未作专门的统计，他所统计的1862年中国所收入的船钞总额为库平银137775两，估计其中鸦片趸船的缴纳份额应该不会占少数。见汤象龙前揭书105页。
[135]朱有瓛前揭书，第215、220、259各页。
[136]汤象龙认为，“由于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无限制地大量输入，洋药税便成为海关一项十分重要的税收，从1861到1886年每年征收的数目仅次于进口税而居于第二位，到1887年实行洋药税厘并征，两者合计所占各年税收的比重就更大了”，见汤象龙前揭书，第15页。严中平也有类似的统计，认为1884年以前的鸦片税占进口税的一半左右，1860年甚至占三分之二，见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
[137]转见商丽浩：《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9—90页。江苏省的学堂经费也大量的使用铜圆余利，该省铜圆铸造的起因与筹措练兵经费、学堂经费密切相关，见《饬解学堂经费片》，《端忠敏公奏稿》，第1210—1213页；江宁的银元局铸造铜圆的盈利专门拨给三江师范学堂作为兴学经费，见《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58，第15—18页，此转见苏云峰著《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138]《光绪会典》卷九九，转见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53页。
[139]《潘学祖札》，《荣禄存札》，第205页。
[140]胡钧撰：《张文襄公（之洞）年谱》，第225页。
[141]《膏捐兴学》，《申报》1905年3月25日。
[142]《膏捐申平解助学务处经费》，《申报》1906年2月5日。
[143]《请拨膏捐补助学费》，《申报》1907年5月26日。
[144]《准提亩捐充作学费》，《申报》1907年5月26日。
[145]《开源县兴学告示》，《盛京时报》1906年11月28日。
[146]《请设官膏局消息》，《盛京时报》1907年6月5日。
[147]《度支部议覆山海关副都统儒林奏请将禁烟经费移作学堂的款片》，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612/5362。
[148]同上。
[149]《四川财政考》，“土税考”，第36页；《四川官报》第8册，“奏议”，第10页。
[150]《劝学所筹议设立戒烟局》，《申报》1907年6月7日。
[151]《度支部为议覆江宁学务用款无著银两碍难准其作正开销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195/1098。
[152]《度支部奏妥酌清理财政章程缮单呈览折（附清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031页。
[153]《议拟订定分筹学务经费章程》，《大公报》1907年11月20日。
[154]《鄂绅力争学款》，《大公报》1908年9月10日。
[155]《张相国力筹学款》，《大公报》1908年11月12日。
[156]中央对各省州县的新政进展比较关注，将各地举办新政的成绩记入各级官员的履历中，对本地的审判、警察、学务、自治各项事宜应力图改良，作为确定官员优劣的标准。见《通饬各州县举办要政》，《大公报》1908年9月1日。
[157]《湖北财政之危象》，《盛京时报》1908年12月15日。
[158]《京津时报》1910年7月14日。
[159]陈夔龙：《庸庵尚书奏议》卷12，第16—17页；《国风报》1910年第17号；《鄂省预算岁出入不敷之巨》，《申报》1910年7月19日；《东方杂志》1910年第12期，第32—34页。
[160]《鄂督核减鄂省行政经费详情》，《申报》1910年8月28日。
[161]《鄂督电争新政不得用存款之限制》，《申报》1910年7月7日。
[162]《京津时报》1910年8月18日。鄂省土药税数量至1911年4月份制定预算时已大为跌落，据藩司称，原有的11万两进款已经没有指望，学堂捐的收入也大为减少。见《鄂藩力陈实行预算之困难》，《申报》1911年4月28日。
[163]《鄂省学校乏款会议之结果》，《申报》1910年8月18日。
[164]《鄂学经费支绌之现状》，《申报》1910年8月21日。
[165]《时评·其一》，讽刺新政最有成效者莫如军费之筹措，《申报》1910年8月11日；《论政府核减各省行政经费之非计》，《申报》1910年8月15日；《时评·其一》，称度支部不分轻重缓急核减教育经费的政策为搜括财政的计谋，论者为度支部的做法感到羞耻，《申报》1910年8月18日；《论国事日非之所由来》，《盛京时报》1910年8月12日；等。
[166]《请拨官款补助学费》，《申报》1909年1月23日。
[167]《浙江咨议局第二届常年会议议决案》，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藏件1909年。
[168]转见商丽浩：《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第209页。
[169]《宁郡学费将受膏捐影响》，《申报》1910年8月15日。
[170]同上。
[171]《税契带征警学经费》，《申报》1910年6月13日。
[172]《增抚核减浙省行政经费详情》，《申报》1910年8月29日。
[173]《浙省停止土膏杂捐之手续》，《申报》1911年6月18日。
[174]外务部1911年6月份的通电，对中英续定禁烟条件中容易引起误会的条款进行解释说，第7条载明：印药大宗贸易之各项限制及征收各项税捐自应概行停撤，惟禁烟功令仍应切实进行，故末节又言明为禁绝吸烟及整顿稽查烟土零卖事宜，所颁各法令不用条款致其效力稍受阻抑，即如牌照捐专为稽查零售，取缔吸户，而各省辄责令土膏店代收代缴，或就土计膏而捐之，此即是重征商家并非取缔吸户，嗣后务须就牌照上稽查整顿，即可收禁烟之效果，自不受禁烟条件之阻抑。见《外度两部对于洋土药征税之意见》，载《申报》1911年6月30日。这个解释并未清楚地说明何税该征何捐不该征，各地实行起来仍属茫然，因之，各省在该时期对各类捐税的征收上做法不一，颇为混乱。土药税的情形与此相似，恰逢土药统税局卡裁撤，而且税章增加至每担230两，由各省分征其半，其他税捐一概停止，但在实行时，各地仍有不同的做法。
[175]《劝学所自陈学费支绌之苦状》，《申报》1911年7月16日。
[176]《宣统元年第三次直隶全省学务例会之记述》，《直隶教育官报》1909年4月第4期，转见关晓红著：《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1页。视学员认为，直隶各处学堂多系因陋就简，条件并不符合清廷《奏定学堂章程》的基本要求，如按规定审核，这类学堂的资格应该予以取消，其学堂数量将会减少一半。关于洋药税被中央划出，有关报道说，自办理鸦片统税后，原来由直隶筹款局经收的洋药税数量多达数十万两，其中用于学堂等教育经费有至少十万两，统捐局将此项收入化为己有，导致北洋办理新政极受影响。见《北洋财政支绌》，《申报》1907年7月22日；另见《学部奏派调查直隶学务员报告书》第4年第11期；
[177]《论教育费不当裁减》，《教育杂志》第2卷第8号，1910年。
[178]《学部奏覆陈普及教育最要次要办法案》，《教育杂志》第3卷第1号，1911年。
[179]《论优等教育之经费》，《东吴月报》1906年7月第3期。
[180]根据较为零散的材料可以大体上作一个判断，鸦片税厘与兴学新政相关的程度，基本上与下列两种因素有关：首先是出产和行销洋土药利益较大的省份，两者的关联程度更大一些；其次是与各省中铜圆利益的分配走向有关，铜圆余利向来多支持中央和各地的练兵和兴学事业，这方面江苏省尤为突出，1904年以后，学务经费大量使用这项收入，见《两江总督魏奏江南铜圆局增置机厂改章整理余利拨充兴学、练兵等用折》（《度支部通阜司奏案辑要》，第25—27页），1906年以后，这项收入大为减少，严重影响了兴学经费的筹集。朱家宝曾对人说，“（苏）督练公所各学堂及巡警局等费，向皆取资铜圆余利，今铜圆停铸，款均无着”（见《朱家宝致某人》，《清代名人书札》（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7—408页。但是，如果某省铜圆利益较少，有可能洋土药税中的一部分会被用于兴学事业，这是因为清末能够提供较为充足财源的税种并不多见，洋土药税是仅见的极少数大税之一，食盐税收和厘金的一部等已被用于支付外债或赔款，土药税却被保留下来。
[181]洛阳至甘肃的铁路经费筹集就首先想到了土药税的运用，见《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646页；粤汉、川汉铁路股本中就含有大量土药税的使用情况，见《遵旨议覆川省路股办法折》，《愚斋存稿》卷18、《寄武昌岑宫保、瑞制军等》，《愚斋存稿》卷85；四川省在筹集铁路经费中更长期的在征收土药税中增加铁路经费的名义，在1908年路股总额中土药税占10.9%，1909年占到11.9%，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41页。也参见《四川铁路筹费章程》，载《申报》1905年2月17日；中国西部的西潼铁路经费筹集中也有土药厘金的成分，《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542页；自太原至大同的铁路经费中就有烟户抽捐和土膏业捐，见《宣统政纪》卷8，第33—34页；等。
[182]《请拨药厘疏》，萧荣爵编：《曾忠襄公（国荃）奏议》，《丛刊》正编，第436号，第2743—2745页。洋药税厘并征以后，海关税入款大增。自1887年至1894年每年洋药税厘共占同年海关总税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1888年达到39.37%，1889、1890年也占到38%以上。1995—1904年各年占海关总税收的20—25%，1905年至1910年为13%—19%，从海关五十年税收总的情形来看，有21.66%是洋药税和洋药厘的税收，超过了总税收的五分之一。见汤象龙编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第22页。
[183]托马斯·D.莱因斯：《改革、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1900年中国的禁烟运动与英美的影响》，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5辑，第6页，作者依据的材料有张仲礼、斯坦利·斯佩克特（StanleySpeector）：《19世纪中国七位要员编年史指南》（第285页）、《中国时报》（ChineseTimes，天津）1887年9月3日（第724页），1887年12月3日（第947页）等。
[184]《警察筹款》，《申报》1904年7月14日。
[185]韩延龙等前揭书，第207页。
[186]安徽巡抚的咨文，藏于一档馆，此转见韩延龙前揭书，第207页。
[187]《请饬各省将原认巡警经费仍如数解部折》，《退耕堂政书》卷4，第16页。
[188]《巡警部筹有的款》，《申报》1905年11月13日。除了土膏统捐的税款以外，巡警部还使用大量的海关税，这部分入款虽然名义上为海关税，但亦包括洋药税的成分，在1887年洋药税厘并征以后，关税入款增加迅速，在拨解时自然将洋药税也计算在关税中，但洋药厘金除外。汤象龙在《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一书中指出，清廷有关公文中“六成洋税”或“二成洋税”之类的说法，指的是洋商进出口税及洋药税的六成或二成，意思是海关税这一概念已经包括了洋药税的成分，见汤氏前揭书，第27页等。
[189]《民政部奏为外城添募巡警无著恳恩饬部指拨每月支数即作为膏捐拨款以济要需而维警政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61/89。
[190]“民政部奏本部款项及全年出入预算表”，《大清宣统新法令》第6册，转见韩延龙等前揭书，第207页。
[191]《民政部奏为外城添募巡警无著恳恩饬部指拨每月支数即作为膏捐拨款以济要需而维警政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61/89；《民政部请拨膏捐》，《申报》1907年10月29日。该消息将民政部的奏折截取片段予以报道，与原折相比，歧义纷出，但也可见鸦片税对民政部经费筹措的重要性。
[192]《度支部奏片》，《京报》1907年11月15日。
[193]《民政部奏本部款项及全年出入预算表》，《大清宣统新法令》第6册，转见韩延龙等前揭书，第214页。
[194]《沿村各设官膏局》，《盛京时报》1907年10月5日；《详定官膏章程》，《盛京时报》1907年9月3日。
[195]《定边左副将军为附奏整办烟捐藉练巡警折》，一档馆：宪政编查馆档案全宗；《请以土捐办理警政》，《大公报》1907年6月16日。
[196]《膏捐不能为警察经费》，《申报》1908年6月15日。
[197]《长元吴膏捐统归警局收支》，《申报》1909年1月31日。
[198]《详覆推诿经收膏捐》，《申报》1909年3月8日。后来警察局不但介入膏捐征收事宜，而且将土膏店作为筹集经费的摇钱树，引致较多的纠纷，见《巡警以膏店为鱼肉》，《申报》1910年11月9日。
[199]《派员稽查土膏捐款》，《申报》1911年6月10日。
[200]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10页。
[201]《四川官报》第8册，1910年。
[202]转见何烈：《清咸、同时期的财政》，“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382页。
[203]秦和平：《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第38—45页。
[204]四川巴县档案，1907年8月8日长寿知县高瑞禀文，转见秦和平前揭书，第126页。
[205]秦和平认为，四川警察的部分费用系从官膏收入中支付，“责任与收入同在，既减轻政府的负担，也促进警察局所的建设”，“官府的纯利润往往用于警察局所、劝工局、平民工厂和慈善场所，以及社会治安等方面”，见氏著：《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第126—127页。
[206]《调查川省警察行政沿习利弊报告书》，上、下篇，转见：韩延龙等前揭书，第216—217页；隗瀛涛等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页。
[207]《安徽巡抚奏筹解民政部经费银两片》，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666/5726。
[208]《度支部奏为酌拨民政部整顿京城警务经费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560/5404。
[209]《民政部催解警务协款》，《申报》1907年11月25日。
[210]《两江总督周馥、山西巡抚张人骏等为筹解警政经费电报》，《巡警部拟由榆关铁路余利酌拨银数折》，均见一档馆：巡警部档案全宗，第93号。
[211]《民政部财政困难之原因》，《申报》1908年9月13日。
[212]《警政应用地方税款》，《大公报》1910年5月16日。
[213]《关于警察经费之会商》，《大公报》1910年6月26日。
[214]前有铜币盈余渐失，导致各省从鸦片税等方面进行整顿抵补，以求不致受到严重影响；随着禁政推行，洋土药税厘也渐渐丧失，这是一次更大规模的抵补行动，前已述及，这项抵补并不十分奏效，中央与各省的财政窘困更趋严重；各省也有不同的抵补项目，例如，广东省禁赌抵补，湖北省的签捐抵补等等，因之，1906年以后的中央与各省财政实际上是处于全局性的“抵补财政”时期。
[215]《民政部奏本部款项及全年出入预算表》，《大清宣统新法令》第6册。
[216]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20。
[217]赵炳麟：《赵柏岩集·谏垣奏事录》卷6。
[218]何刚德：《客座偶谈》卷1，第3页。
[219]湖南巡抚杨文鼎1911年1月15日奏，转见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398页。
[220]《清史稿》卷125，“食货志·会计”。
[221]《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1页。
[222]例如浙江省对巡警部催解经费的咨文处理中，就因铜圆失利无法筹解，该省巡抚张曾敭致巡警部的咨文说：“京师巡警根本要图，奉饬筹款理宜竭力。奈浙省洋款累重，铜圆失利，岁短三百余万，现已息借商款，暂济眉急，度支尚难。查悉情形至为焦灼，此项警费万难措设，请大部另行筹拨。现拟整顿财政，如将来有可腾挪，再行设法。敭。佳”，见《浙抚覆警部经费难筹电》，《申报》1906年2月7日。
[223]隗瀛涛等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第115页；蒲殿俊：《流年之慨》，《广益丛报》第9年第5期，1911年4月8日。
[224]各省督抚的奏报时间介于1909年2月28日至1911年4月12日期间，分别见《山东巡抚袁树勋奏山东第一年筹备宪政及第二年预备情形折》《贵州巡抚庞鸿书奏贵州的一年筹办宪政及现办情形折》《河南巡抚吴重熹奏河南第一届筹办宪政及第二年预备情形折》《两广总督张人骏奏广东的一年筹办宪政及第二年开办各事情形折》《湖广总督陈夔龙奏湖北第一年筹办宪政情形及第二年预备事项折》《广西巡抚张鸣岐奏广西第三届筹办县政情形折》《开缺新疆巡抚联魁奏新疆第三年第一届筹办宪政情形折》《安徽巡抚朱家宝走安徽第四届筹办宪政情形折》《湖广总督瑞澂奏湖北第四届筹办宪政情形折》《湖南巡抚杨文鼎奏湖南第四届筹办宪政情形折》《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四川第四届筹办宪政情形折》《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奏报各省筹办宪政情形折》《云贵总督李经羲奏云南第四届筹办宪政情形折》《四川总督赵尔巽等奏四川第三年筹办宪政情形折》《直隶总督陈夔龙奏直隶第三届筹备宪政情形折》《东三省总督锡良奏奉天第三年第二届筹办宪政情形折》《顺天府奏第五届筹办宪政情形折》以及《湖广总督瑞澂奏湖北第五届筹办宪政情形折》等，均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758—820页。
[225]《时评·其二》，《申报》1910年9月4日；《清谈·巡警之规模粗具者若是》，《申报》1910年3月2日。
[226]《光绪朝东华录》，第3637、3631页。
[227]《皇朝经世文编》卷24，第452页，《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228]许多论者对禁政在清廷清理财政成因中的地位并未论及，一般的观点多认为清理财政就是根据清廷制定的预备立宪年度要求而进行的，论者虽注意到财政紊乱和筹措练兵经费的内在原因，但却无法解释1905年就提出财政清理的任务何至于到1909年以后才大张旗鼓进行？1907年初御史赵炳麟专折奏请清理财政，而度支部真正雷厉风行地付诸实施却拖至二年以后，这是为什么？显然，并未发现问题的全部真相。此类倾向见赵学军：《清末的清理财政》，载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6—313页；民国年间的学者受时势潮流的影响，在探讨中国近代预算制度的发轫时，则是着力强调立宪国家的人民有监督政府之权，见吴贯因：《中国预算制度刍议》，北京文益印刷局1918年，第3页。近人赵丰田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一书也坚持这类观点，见赵氏前揭书，第293—300页。
[229]《留日学生邹吉人上赵尔巽书》，一档馆：赵尔巽档案全宗，档案号：81/418。
[230]《度支部奏为财用窘绌举办新政宜力求撙节以维大局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523/4107。
[231]《度支部奏为财用窘绌举办新政宜力求撙节以维大局折》，极力襄助中央集权的铁良曾直言道：“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这种立宪就是集权的说法在中央上层中颇有市场，见《时报》1906年9月30日，转引自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9页。
[232]《度支部奏为核复直隶筹款局光绪三十一、二、三等年分收支药酒等税银两数目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562/4667。
[233]《北洋财政支绌》，《申报》1907年7月22日；《征收土药税之新章》，《华字汇报》1906年10月23日。
[234]《咨请减解练兵经费》，《申报》1908年3月27日。
[235]《江苏练兵经费请减半筹解不准》，《申报》1909年9月20日。
[236]《浙省认筹海军经费之为难》，《申报》1909年9月21日。
[237]《桂省认解海军经费之竭蹶》，《申报》1909年10月7日；《甘省筹认海军经费之为难》，《申报》1909年10月10日；《皖省库帑空虚之真相》，《申报》1910年4月10日；《核减海军经费问题》，《申报》1910年10月10日；等。
[238]《赵尔巽致海军处电》，一档馆：赵尔巽档案全宗，档案号：74/375。
[239]转见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第12卷，第444页。
[240]《袁军机奏对新政之不可缓》，《盛京时报》1907年11月29日。
[241]《某相国不以筹款大兴军政为然》，《大公报》1907年11月30日。
[242]《请专筹巨款举行要政片》，《张文襄公全集》，第3805—3806页。
[243]1908年6月份，内廷饬令度支部，练兵为当前急务，饷糈尤关紧要，“嗣后无论何项要政，其应向各省指拨经费者，概不准在军饷项下拨借，以重兵食”，见《不准指拨军饷》，《大公报》1908年6月23日。
[244]《世荣两相国主张中央集权》，《汉口中西报》1907年9月3日。
[245]《张相国注重实业》，《大公报》1908年11月15日；《张相国体恤商艰》，《大公报》1909年3月26日；孙宝瑄在1907年底即闻知袁张之争事，“袁、张不睦，殆以国事互生意见”，见《忘山庐日记》（下册），第1110页；张文襄氏七十入枢，时常躬逢党争，不得不居间协调，其诗有言亦可为证：“门户都忘薪胆事，调停头白范纯仁”，言调停之憾事，隐对朝政大计之不满。转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246]《闽浙总督具奏闽省预算案成立并沥陈财政艰窘情形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860/8076。
[247]《度支部议覆赣省奏预算出入不敷请减解北洋海防经费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903/7979。
[248]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四），第11496页。刘锦藻称该折“所陈悉中肯綮，可谓铁中铮铮者矣”，也对清廷搜刮行省的做法难以赞同。
[249]《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吉林巡抚陈昭常奏沥陈吉林财政困难情形折》，《东方杂志》第6年第5期，1909年6月12日。
[250]《上监国摄政王条议》，载《退耕堂政书》，此转见沈云龙著：《徐世昌评传》，第100页。
[251]《苏省裁减行政经费续闻》，《豫省预算收支不敷之一斑》，《浙省岁出入预算不敷之筹商》，《申报》1910年8月9日；
[252]《论政府核减各省行政经费之非计》，《申报》1910年8月16日；《书各省督抚议覆行政经费折后》，《申报》1910年10月22日。
[253]《度支部奏为陈明维持预算实行办法折》，《度支部奏维持预算实行办法折稿（附预算案实行简章）》，集成图书公司印刷，原件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
[254]《振兴海军之大计划》，《国风报》第1年第35期。
[255]《预算案之内容》，《盛京时报》1910年11月22日；《度支部宣统三年预算撮要》，《申报》1911年1月24日。
[256]《资政院咨送江苏拔贡生杨忠钰陈请提议暂缓扩张海陆军以纾民困说帖》，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877/8329。
[257]《资政院咨送山东谘议局议员尚庆翰陈请书所陈七事》，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877/8330。
[258]《汤寿潜奏陈存亡大计》，《申报》1910年3月19日。
[259]《汤寿潜奏陈存亡大计》，《申报》1910年3月19日。
[260]胡思敬：《审国病书》，收入《退庐全集》，第1293页。
[261]《御史胡思敬请罢新政折》，《盛京时报》1911年3月9日。
[262]《补录开缺甘督升允痛诋新政折》，《盛京时报》1909年8月10日。
[263]《资政院对于重兴海军之异议》，《大公报》1910年11月5日。《对于重兴海军之异议》，《盛京时报》1910年11月8日。
[264]《致军机处厘定官制大臣》，《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560—9562页。
[265]《两广总督来电》，《清末督抚答复厘定地方官制电稿》，《近代史资料》（总76号），第73页。
[266]《程中丞之伟论》，《盛京时报》1910年9月28日。
[267]《滇督通电各省筹商要政》，《国风报》第1年第22期，1910年8月11日。
[268]1911年4月份赵尔巽蒙监国摄政王召见于三所，载沣垂询财政问题，赵督所对政策与载泽不同，他评价载泽时认为，虽然该尚书纯为国家计，但他并无外任之阅历，不谙各省情势，所以所提政策多与督抚政见不合，龃龉之处甚多。见《赵制军对于整顿财政之异议》，《盛京时报》1911年4月2日。
[269]胡思敬：《审国病书》，见氏著：《退庐全集》，第1283页。
[270]论者称：“子舆氏有云：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今之所见何以异是？是故识时之彦，恒戚然忧之，以为循是以往，军政未必能修，财政必将日紊，筦度支者支柱未能，则谢事以去耳”，见《论国事日非之所由来》，《盛京时报》1910年8月12日。
[271]《时评·其二》，《申报》1910年6月29日。
[272]《时评·其一》，《申报》1910年8月11日。
[273]《奏为拟请报效练兵处经费银两折》，一档馆：农工商部档案全宗，档案号：490，20/1。
[274]苏同炳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载振”图示文字。按：此处评价的依据似乎单单依据丁未政潮前后的情形而作出，似不甚完整。其一，1903年9月份设立商部时的尚书一职即是由载振拜任，1906年官制改革时，将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尚书依然是载振；其二，1903年商部设立以后，经画良多，保商之政日有起色，不可谓无效运作；练兵新政被无限突出之后，该部的作用才发挥不力，日渐式微。
[275]《军事与经济》，“丛谈”，《国民报》第4期，1910年8月10日。
[276]杨志洵：《立宪与实业之关系》，《商务官报》第16期，1906年12月20日。杨氏认为，立宪对实业有十二个好处，例如转移思想、热心国务、消除隔阂、选举资格、补助得宜、租税得当、保护周详等等。
[277]《牙行要求商部减税》，《申报》1907年12月12日。
[278]《沪南商务分会呈请改订西烟税则援照土药统税章程准咨度支部查照办理咨文》，一档馆：农工商部档案全宗，档案号：490，20/1。
[279]邵之棠编：《皇朝经世文统编》，第3400—3402页。
[280]沈惠风著：《眉庐丛话》，第17页。
[281]例如，《论政府与民争利之非计》，《申报》1908年7月4日；《论今日工商生计》，《申报》1908年12月24日；《论奉省之十可十不可》，《盛京时报》1907年10月27日等。
[282]反对将召开国会视为灵丹妙药的言论被舆论认为是不趋时事、不思进取、甚至是保守的。其实对召开国会投反对票的人不一定毫无洞见，1909年时汪康年认为，即使现在就召开国会，也不可能一揽子解决中国的所有危机，国会万能的言论是天真的，没有看到中国蕴含的根本矛盾。但是这种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见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七卷遗文三种》，《自传》，1909年，杭州汪氏1938年铸版。转见廖梅著：《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51页。
[283]《大隈伯爵之中国谈》，《盛京时报》1910年9月28日。
[284]《外交三题话》，《盛京时报》1911年4月1、2日。
[285]《某外交家之财政谈》，《盛京时报》1910年11月12日。
[286]《论强国不能专恃乎兵》，《顺天时报》1907年9月11日。
[287]哈笑：《财政私议》，《东方杂志》第5年第3期，1908年4月25日。
[288]例如《大公报》1909年9月3日即有专论，以“军事与经济论”为题，分析军事冲击经济的后果。论者王景贤认为，军事与经济互为支撑，不可偏废，单独发展军事而不顾经济，则属不健康的治国之道，将会重蹈俄国式的困境。
[289]“本欲阜财，先必费财”，“官设学堂以为教，官创机厂以为式，官助资本以为抚持，然后农工商之利可开”，张之洞、刘坤一联袂上奏的变法三折之外有一个筹款举办要政的奏片，如上官为提倡的观点就是出自这一奏片，见《请专筹巨款举行要政片》，《张文襄公全集》，第3806页。
[290]茶圃：《矛盾之政治现象》，《国风报》第1年第15号，1910年7月7日。
[291]《资政院咨送山东谘议局议员尚庆翰陈请书所陈七事咨文》，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877/8330；《资政院咨送江苏拔贡生杨钟玉陈请提议暂缓扩张海陆军以纾民困说帖》，资政院的批示见诸于该说帖之后。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877/8329。
[292]《资政院咨送江苏拔贡生杨钟玉陈请提议暂缓扩张海陆军以纾民困说帖》，资政院的批示见诸于该说帖之后。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877/8329。
[293]《荫大臣固非肯浪费者》，《申报》1911年1月10日。
[294]乐观道人：《清末督抚佚闻》，《青鹤》第4卷第1期，1935年12月。
[295]《宣统政纪》，第38—4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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