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梦魇：东方战争与蛮族

尤里安东征波斯是罗马帝国历史上史料最丰富的一场战役。[413]对此次远征有详细记载的除马塞里努斯外，还有佐西默斯（Zosi-mus）和利巴尼乌斯。此外还有大量古代史家对此有部分或者简略的叙述，如尤纳皮乌斯（Eunapius）、格雷戈里·纳奇安曾（Gregory Nazi-anzenus）、苏格拉底（Socrates）、马拉拉斯（Malalas Ioannes）、马格努斯（Magnus）、佐那拉斯与索佐门（Sozomen）等。[414]在所有这些史家中，马塞里努斯因其详尽细腻的笔触，军人的专业眼光与亲历者的翔实可靠而独占鳌头。《历史》一直是研究这场战争的首选史料，其史料价值远胜过其他史著。借助马塞里努斯的记载，再加上其他古典史料的补充，我们可以对此次战争有全面清晰的了解。

关于尤里安东征的动机，马塞里努斯提到三点：第一，为了报复波斯的进攻；第二，尤里安厌倦悠闲的生活；第三，尤里安希望给自己加上“帕提亚征服者”（Parthicus，即波斯征服者）的光荣称号。[415]利巴尼乌斯对尤里安发动远征的动机也多有述及，称此举主要是为了惩罚波斯的挑衅。[416]这些都是典型的古典式叙述，实际的情况当然不像马塞里努斯等人所说的那样简单。

事实上，当尤里安成为罗马帝国无可争议的唯一统治者之后，无论是波斯人还是罗马人都明白：罗马即将进攻波斯。由于内部分裂与纷争，此前二十五年间罗马一直对波斯采取守势，东部边疆地区长期遭波斯人蹂躏。现在帝国复归统一，其他边境地区也基本安宁，而且理论上波斯与罗马间的战争并未结束，如此背景下，任何一位合法继位的罗马皇帝都有责任将报复波斯作为首要任务。剩下的问题是罗马进攻的规模将有多大，罗马想达到怎样的战争目标，这主要取决于罗马的内外局势与皇帝的个人考量。尤里安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考虑前面已经分析过，在军事方面，尤里安与所有前辈军人皇帝一样，必须在军队中树立起权威。对西部军队而言这不是问题，尤里安已通过阿尔根托拉图姆战役等众多辉煌胜利赢得了西部军队的拥戴；但东部军队则不然，他们长期效忠尤里安的敌人君士坦提乌斯，对新皇帝无疑有猜忌[417]，想要赢得士兵的忠诚，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率领他们在战场上取胜，给予他们丰厚的战利品回报。[418]

然而对于此次进攻的具体目标，后人却所知有限。对尤里安而言，最基本的目标当然是击败波斯人，收复罗马失地，但更进一步的目标却没有相关史料说明。据《历史》记载，尤里安在出征演说中称波斯将会如迦太基一般被彻底摧毁[419]，这显然只是鼓舞士气的夸张说法。根据后来的势态发展及战局分析，尤里安大概想效法图拉真的业绩，摧毁波斯军队主力，攻占泰西封，扶植一名亲罗马的波斯国王。[420]对于扶植波斯国王这一目标，现代学者们皆无异议，因为马塞里努斯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记载：在进攻过程中，尤里安一直把霍尔米兹德（Hormizd）带在身边[421]，霍尔米兹德为波斯前任国王沙普尔被驱逐的哥哥，亦是一位极具魅力的传奇战士[422]，他显然是尤里安心目中最合适的波斯王人选。[423]

尤里安自登位之日起就决定在东方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准备工作也立即着手进行。362年7月19日，尤里安移驾至东方首府安提奥克，他在那里待了大约八个月，大部分时间用于各项战争准备。[424]据马拉拉斯记载，同时罗马人还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萨摩萨塔大量建造船只，组建后勤舰队。[425]此次进攻还计划动用帝国之外的各方面力量，包括众多罗马盟友，其中最重要者为亚美尼亚王国和萨拉森人。[426]如此大规模的备战活动自然无法保密，波斯人也开始备战，同时展开外交活动。虽然《历史》中对此未有提及，但据其他史料记载，波斯使者于363年初抵达安提奥克，希望和谈，但遭尤里安拒绝。[427]

尤里安的进攻计划大体为巨大的钳形攻势：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分两路进兵。其中侧翼部队约三万人，向东行军越过底格里斯河，在亚美尼亚军队配合下攻略米底地区。[428]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在于把尽可能多的波斯军队牵制到北方，减轻主力部队所面临的压力，然后这支部队将会向南行军与主力部队会合。[429]主力部队约六万五千人[430]，将在皇帝亲自率领下向南进攻波斯统治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然后越过底格里斯河直取泰西封。[431]主力部队有庞大的后勤部队作为支援，后勤部队的主体约为一千一百艘各类舰船[432]，它们将运载各种物资——包括重型工程机械——沿幼发拉底河而下与主力部队保持协同。[433]舰队抵达终点时，后勤部队的大部分人员将加入主力部队，参加最后阶段战斗。[434]

363年3月5日，尤里安离开安提奥克率领远征军出发。[435]3月12日或13日，全部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在巴特耐（Batnae）扎营[436]，随后于18日行军至卡莱。[437]卡莱为三条大路的交会点，其中两条通向波斯：一条向东，一条向南。从这里出发后，罗马人的战略意图便无法掩盖。为最大限度迷惑敌人，罗马侧翼部队先行向东出发，几天后尤里安的主力部队也拔营出发。[438]为给敌人造成错觉，主力部队开始也向东进发，似乎要跟随侧翼部队。夜间罗马大军突然转向，向南疾行，不久后罗马军队与幼发拉底河上的后勤支援舰队汇合。[439]

四天后，即3月27日，主力部队到达幼发拉底河畔的卡利尼库姆（Callinicum）。[440]罗马军队以船只建成浮桥，顺利渡过阿博拉（Abora）河[441]，抵达基尔克西乌姆（Circesium）。[442]4月6日罗马军队经过废弃的城镇杜拉（Dura）[443]，即现代著名的考古遗址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us）。[444]之后罗马大军越过罗马与波斯边界。[445]罗马军队列成严整队形，顺着河岸前进，行军过程中一直与后勤舰队及负责侦察护卫的萨拉森同盟骑兵保持联系。[446]4月10日，罗马军队遇到第一座抵抗的波斯城镇阿那塔（Anatha），次日守军投降，罗马军队将这座城镇付之一炬。[447]

现在罗马军队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人口稠密的灌溉农业区[448]，波斯人在这里效法罗马人的纵深防御系统，修建了众多堡垒，加之河流纵横，因而行军变得非常困难。4月12日，恶劣的天气以及敌人在水中设置的障碍使罗马人损失了几艘补给船。[449]为了不拖延时间，罗马人只攻占并摧毁了部分堡垒，对其余堡垒则绕道而行。[450]因为罗马军队的给养主要通过水路供应，把这些敌人堡垒留在后方暂时不会有太大影响。开始时罗马人攻占的城镇与堡垒都不大，只遇到敌人的小规模袭扰。4月22日罗马军队到达奥佐迦达纳（Ozogardana），在此休整期间，罗马侦察部队遭到波斯人与萨拉森人袭击。[451]罗马人随后击退敌人袭扰继续行军，抵达马可普拉克塔（Macepracta）。连接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纳尔马尔夏大运河（Naarmalcha Canal，意为“国王运河”[452]）西端就位于这里[453]，罗马人架设浮桥，全军越过运河。[454]

4月27日或28日，罗马人终于面对第一座巨大设防城市皮利萨波拉（Pirisabora，波斯语意为“无敌的沙普尔”）。[455]《历史》详细记录了这场攻城战[456]，双方战术上的优势与劣势皆在这场战斗中有充分展示，此战可视为罗马围攻波斯城市的典型。罗马军队在劝降无效后于次日清晨动用各类大型攻城器械发动进攻，首次攻击就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波斯守军退入卫城坚守，随后的战斗持续一天。在这类范围相对较小，主要使用轻武器的近距离围攻战中，波斯军队的反曲弓发挥了威力，罗马军队伤亡很大。第二天，罗马步兵以传统的龟甲阵型（tetudo）[457]进攻，还是被击退。第三天罗马工兵装配好了带有登城设备的高大活动攻城塔楼（Hele-polis），当攻城塔楼移动到卫城附近时，波斯守军宣布投降。罗马人把守军与居民转移后焚毁了整座城市。[458]

次日罗马巡逻骑兵遭到苏雷纳（Surena）[459]率领的波斯军突袭，损失一面旗帜[460]，这虽是很小的失败，但对军队的士气有很大影响。[461]为了保持军队的忠诚及士气，尤里安许诺给士兵更多的赏赐。[462]之后罗马军队继续前进，波斯人为了阻止罗马进军，毁掉了沿途的灌溉工程，致使洪水泛滥，因此行军过程中必须要有舟桥部队配合。加之沿途不断有波斯弓箭手袭扰，罗马军队进展缓慢。[463]罗马人沿着运河行进，途中穿越众多大小河流[464]，还经过被废弃的犹太聚落与宫殿。[465]

大约在5月8日，罗马军队抵达另一座重要设防城市麦奥扎马尔夏（Maiozamalcha，波斯语意为“王者之城”）。[466]此次罗马军队的攻城行动困难重重，不仅因为该城地势险峻、城墙坚固，还因为这里距离泰西封很近，附近集结着大批波斯军队，罗马人必须分兵抵御。[467]苏雷纳率领的波斯骑兵袭击罗马辎重部队，但被击退。[468]罗马军队冒着酷暑攻城，于第二天夜里通过挖掘地道攻入城内。[469]城内守军大部分被杀，罗马军队取得了大批战利品后将这座城市完全摧毁。[470]之后罗马军队击退了一支来自泰西封的波斯军队。[471]

罗马军队稍事修整后于5月中旬继续前进，占领了一处波斯皇家行宫[472]，还沿途攻占摧毁了一些坚固堡垒。[473]之后罗马军队在底格里斯河附近扎营，因为波斯军队的袭击日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罗马人按传统方式修建了防御完备的营寨。[474]几天后，罗马军队清除运河上的障碍，让尾随的舰队驶入底格里斯河，同时罗马分遣队向设防大城市科切（Coche）推进。[475]科切即昔日美索不达米亚著名城市塞琉西亚（Seleucia），约公元前305年由塞琉古帝国的开国君主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 Nicator）作为都城兴建，并以自己名字命名。此城于165年被罗马军队摧毁，3世纪初由萨珊王朝开国君主阿尔达希尔重建，更名为韦·阿尔达希尔（Veh-Ardashir）[476]，之后城中一部分于283年被罗马皇帝卡鲁斯摧毁。[477]此时的科切位于塞琉西亚旧城以西，隔着底格里斯河与泰西封相望。[478]科切与泰西封皆为城墙高厚坚固且守卫严密的巨大城市。[479]两城之间过去有横跨底格里斯河的大桥相连，沙普尔大王在位早年又修建了另一座跨河大桥[480]，因此科切实为波斯首都的延续。

此时河对岸泰西封的城墙已经清晰可见，但大批波斯军队沿河布防，要渡河非常困难。[481]尤里安不顾众人反对命令士兵发动强攻，罗马先头部队驱散对岸的波斯人，随后罗马主力部队成功渡河。[482]苏雷纳很快把波斯大军集结起来，列阵迎战罗马人。这是此次进攻中首次，也是十五年间罗马与波斯间的首次大规模野战。波斯军队中的重甲骑兵与战象给罗马士兵，特别是来自欧洲的罗马士兵带来很大恐慌。[483]但罗马军队的纪律与训练最终占了上风，波斯军溃败，大部分退入泰西封城中。[484]马塞里努斯参加了这次战斗，据《历史》记载此战波斯损失两千五百人，罗马损失七十人[485]，罗马人的真实损失可能远大于此数。其他古典史料称战后波斯王派使者求和，被尤里安拒绝。[486]

对于随后罗马领导层的决策，马塞里努斯记载得颇为简略含糊，而且现存《历史》抄本中此处有残缺，因而现在已无法了解其全貌。[487]马塞里努斯称多数高级将领反对围攻泰西封，皇帝只得接受建议[488]；此外皇帝还有向波斯腹地深入进军的冒险计划，但该计划也被放弃。[489]事实上此时罗马军队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罗马军队一路攻城拔寨，已接近实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此时面对着防守完善且驻有大量守军的泰西封，周围可能还有更多的波斯军队在集结；最重要的是：沙普尔大王率领的波斯精锐主力部队依然位置不明，侧翼罗马军队也杳无音信。在如此险恶环境下，放弃攻城尽快撤退可能是唯一明智的选择。[490]对于尤里安为何率军一路攻城拔寨进军至难以攻克的泰西封城下，后世有种种猜测。一种最有可能的说法是：尤里安与霍尔米兹德曾暗中与一些波斯贵族有联系，希望他们作为内应帮助夺取泰西封，但这些波斯贵族并未采取行动，因此罗马人只得撤退。[491]马塞里努斯对此有所暗示，《历史》记载尤里安下令将八十余名曾答应投降罗马但事后毁约的波斯将领烧死。[492]

波斯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防御罗马人进攻的战略大体上与罗马的纵深防御战略类似，但相对而言缺乏罗马纵深防御战略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人口稠密，地势平坦，并不特别适合实施纵深防御，加之波斯人准备时间有限，亦不可能建立起完备的堡垒群防御系统。因而这场发生于波斯帝国经济中心地带的战役对波斯人而言代价巨大，在抵抗罗马入侵过程中，波斯的人员与财富损失不可估量。除罗马军队的劫掠与破坏之外，波斯军队为了阻止迟滞罗马人进军而毁坏了众多灌溉系统，此举给当地传统的灌溉农业带来长久而严重的损害。[493]沙普尔大王选择如此代价惨重的战争方式，主要是因为波斯军队在实力与技术方面处于下风，只能通过这种无奈的消耗迟滞战术削弱罗马军队。但另一方面，对波斯帝国而言，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虽然经济地位重要，政治地位却相对次要一些，通过牺牲经济地区以换取政治心脏地区安全，从王朝政治角度考虑是合理的。

事实证明，这样的选择虽然艰难，对波斯帝国这样的集权帝国而言却是明智的。罗马此次把帝国军队的大部分精华投入东征，其中包括来自莱茵河与多瑙河地区的强悍部队，其整体实力确非波斯军队所能匹敌。事实上在整个东征战役中，罗马军队从未在正面作战中失利，即便是在后来极度不利的环境下，罗马人也总能战胜对手。无论如何，波斯人的纵深防御战略与迟滞战术虽然效能低于罗马人，但还是发挥了预期作用，波斯人的基本战争目的已经达到：罗马军队的进攻实力终于在波斯都城的城墙之下达到极限，现在罗马人只得撤退。[494]

今天已经无法确知尤里安不愿沿原路撤退的真正原因。可能因为路线太长，耗时太久，加之途中还有大量波斯人控制的堡垒，《历史》还提到进军过程中尤里安下令摧毁身后的桥梁以鼓舞士气[495]，这些都增加了顺着原路行军的困难；同时罗马军队一路焚烧劫掠，所过之处几成荒地，因此走原路难以再获取给养；而且此时已是盛夏，军队在南部烈日之下行军也会异常艰辛。[496]总之，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原路撤退的困难。尤里安则认为原路撤退不会带来荣耀，可能因为这样撤退显得胆怯；也可能因为罗马军队仍有强大实力，尤里安希望在北部较为开阔的地域与沙普尔打一场野战。[497]还有另一种后来广为流传的说法马塞里努斯没有明确提及，即尤里安受到投降波斯人的欺骗，以为走北路能获得丰富的给养供应，而且能捕捉到波斯大王的主力部队。[498]对于尤里安曾受到误导，《历史》只有隐约的暗示。[499]

6月5日的军事会议决定取道内陆撤退。[500]大约十天后召开了第二次高级将领会议，尤里安最后决定向亚美尼亚方向撤退，尽快行军至北方的科尔杜埃尼与罗马侧翼部队及亚美尼亚军队汇合。[501]行军的大体路线为沿着底格里斯河东岸地带，顺着扎格罗斯（Zagros）山脚向北。[502]因为舰队无法跟随主力部队行动，只得全部焚毁，舰船上的两万人员被编入步兵随行。[503]

尤里安此次征战的具体计划与目标尚是争议很大的课题。多数学者认为，仅依靠《历史》的记载难以获取清晰的信息，但由于其他相关史料的缺乏，目前无法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罗马军力有限，攻城器具不足，加之当年适于征战的季节即将结束，实际上尤里安只计划进军至泰西封城下，然后取道北路回国，甚至焚毁舰船等行为都在尤里安计划之内。[504]不过这类说法总体上说缺乏说服力。由于马塞里努斯的记述一般只偏重于具体战斗与行军过程，对统帅们的计划决策含糊其词，这样的争论目前不大可能有定论。《历史》如此记述，一般认为是因为以马塞里努斯的军阶无法了解最高层的军事决策[505]，也可能是因为写作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马塞里努斯说出太多真相。

6月16日，罗马军队拔营出发，前往北面杜罗斯（Douros）河。[506]行军途中，前方突然出现大片烟尘，似乎是一支军队。罗马人希望这是己方的侧翼部队，但他们也很可能是敌军，于是尤里安下令扎营等待。[507]第二天情况终于明朗，这正是沙普尔大王率领的波斯主力。[508]关于此前沙普尔及其主力部队的活动，现存史料中没有记录，《历史》在这里有一大段缺失[509]，一般认为这部分遗失内容中有相关记载。[510]据推测，此前沙普尔一直在北方监视罗马侧翼部队及亚美尼亚军队的行动，在确定米底不是罗马的主攻目标后，他率军南下攻击罗马皇帝率领的主力。[511]至于罗马侧翼部队的行动，我们同样不太清楚。利巴尼乌斯在一篇演讲词中批评侧翼部队的统帅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与塞巴斯蒂安（Sebastianus）不和[512]，似乎他们的军事行动不顺利。但《历史》中无此内容，而且事后皇帝与其他高级将领皆不认为侧翼部队将领有何失职之举。由于沙普尔此间的行动亦晦暗不明，我们对此也不可能有更多的了解。

大约在次日，罗马军队与波斯军队在杜罗斯河岸首先爆发遭遇战，罗马人获胜。[513]之后罗马军队不断击退敌人袭扰，沿着底格里斯河东岸前进。[514]随后罗马军队占领了胡库姆布拉（Hucum-bra），这是罗马人经过的最后一处灌溉农业区，罗马人利用获得的粮食在这里休整了两天[515]，于6月20日继续前进。随后的行军异常艰苦，罗马军队要不断对波斯军队作战，虽然罗马军队总能击败敌人，但波斯军队利用其机动性不断袭扰罗马人，使得罗马军队的行军异常困难。[516]由于此前尤里安拒绝收买这一带的萨拉森人[517]，现在这些萨拉森人加入波斯一方袭击罗马人，他们的轻骑兵给罗马军队带来极大麻烦。[518]6月22日，沙普尔的主力部队在马兰迦（Maranga）进攻罗马人，尤里安率罗马军队迎战。[519]这是此次东征中，亦是整个4世纪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间最激烈血腥的一场战斗。对于波斯人投入的部队，马塞里努斯有详细记述，他们明显比此前遭遇的波斯军队更为精锐[520]，其主力当为波斯的近卫部队。战斗的结果是罗马人获胜[521]，双方的损失可能都很大。

战后双方休战三天[522]，罗马军队留在马兰迦休整。因为波斯人的焦土战术，罗马军队的给养开始短缺。[523]6月26日清晨罗马军队再次出发[524]，这天的一次突发事件结束了尤里安的帝王生涯：当得知左翼辎重部队遭到波斯骑兵与象队袭击时，尤里安没有披甲就前去救援，结果波斯军虽被击退，尤里安也在混战中受了致命伤，当晚便死于军帐。[525]

尤里安死后次日，高级将领们紧急开会讨论由谁来继任帝位。因为君士坦丁家族已经绝嗣，新皇帝只能从高级将领中推选。[526]最终的皇帝人选是近卫军统帅约维安，于是约维安在士兵的拥立中登基。[527]约维安率领疲惫饥饿的罗马军队继续缓慢前进，途中不断与敌人作战，罗马军队损失很大。[528]7月6日，罗马军队发动袭击，占领了底格里斯河对岸一处据点。罗马工兵随后在河上架好浮桥，虽然湍急的水流连续两天阻止了罗马军队渡河，但罗马人撤回罗马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省只是时间问题。[529](www.xing528.com)

沙普尔抓住机会，派人提出和谈，约维安急于回国确立并巩固自己的地位，因而答应了波斯的全部条件[530]：

1.罗马放弃米底五省。

2.罗马放弃三座城市，它们是尼西比斯、辛加拉与莫罗鲁姆堡（Castra Maurorum）。但城中的居民归罗马，必须在波斯人接管以前撤离。[531]

3.罗马放弃十五座堡垒。

4.罗马放弃对亚美尼亚的保护。

和约签订之后罗马人继续北进[532]，在提尔萨法塔（Thilsaphata）跟普罗科皮乌斯与塞巴斯蒂安率领的侧翼部队会合。[533]

这样，沙普尔大王奋斗了二十七年，在屡屡进攻无果之后，终于抓住此次机会，通过意外方式不仅成功挫败了罗马人的进攻，还从罗马帝国手中夺回了被自己祖父割让的土地。沙普尔的巨大成就还不止于此，他达成了历代萨珊君主一直奋斗的战略目标，其成功远远超过了所有前辈。尼西比斯等地是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及交通枢纽，丧失这些地方使得罗马在当地的战略防御体系遭到严重破坏。波斯帝国从此获得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战略要地的控制权，使得罗马此后更难威胁波斯的心脏地带，波斯对罗马的战略地位由此大大改善。对罗马人而言，这是萨珊波斯建国以来罗马在领土上的最大让步，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防御体系此后向北大幅退缩，从塞维鲁到戴克里先一百多年间罗马在东方逐步取得的战略优势大部分丧失。长达二十七年的波斯战争以波斯的胜利告终。

波斯战争虽以罗马失利告终，但对罗马国内局势的影响不大。罗马军队伤亡甚众，不过实力尚存，损失的领土也远离帝国心腹地带，最重要的是与此后三十年间发生于罗马帝国的灾难相比，波斯战争的损失微不足道。波斯虽是战争的胜利者，但在战争中蒙受的损失远大于罗马，因而元气大伤，此后一段时间也无力再对罗马构成实质性的军事威胁。结果此次波斯战争确定的东方边界维持了约三个世纪，7世纪初一度被波斯王斯洛埃斯二世（Chosroes II）的入侵所破坏，但之后又恢复，直至阿拉伯人兴起后才被彻底摧毁。[534]

发生于363年的尤里安东征是晚期罗马帝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对外征战。这场征伐不是孤立事件，它是3世纪以来罗马帝国的社会经济、外部环境、军事战略、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共同演进的结果。这场战役史料最为丰富，也最为复杂，它牵涉面很广，包括罗马的内部军政与政权组织，罗马在东方对外政策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因素。外交与军事不仅涉及波斯，还涉及境内外的蛮族（比如日耳曼人与萨拉森人），涉及亚美尼亚与高加索黑海诸国，甚至涉及遥远的中亚地区及亚欧大草原上的众多游牧民族。

这场战役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发动者的个人气质。尤里安是罗马历史上最后一位异教皇帝，他深深沉浸于古典文明，在古典文学、哲学等方面的造诣堪称一流。尤里安力图对古典文明有所继承与超越，即位后利用种种手段改造并振兴古典文明，试图恢复昔日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荣耀。尤里安发动的东征战役与3世纪以来的东方战役有很大区别。之前的战争主要是基于战略战术与地缘政治，以及巩固统治地位等方面的考虑。但尤里安与那些单纯的军人皇帝不同，他是个深具古典气质的哲学皇帝，类似于图拉真与马尔库斯·奥勒留。他发动战争的动机也与这些杰出古典皇帝相似，除较为现实的打算外，还有追求个人荣耀，效仿亚历山大大帝伟业等方面的考虑。

就战争发动者的意愿而言，这次远征是西方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古典式征伐。这种征伐主要以追求个人荣耀为目的，其精神根植于古典文化传统，而其起源则更为古老，早在文明诞生之前就已十分盛行。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文字与其他艺术的最早功用之一就是记录这类首领与英雄的业绩。在上古时代，交通与通信能力皆很有限，距离成为行使有效统治与管理的首要障碍。对统治者而言，要在相对广大的范围内维持稳定统治，通过定期的征讨树立权威，向臣民们展示自己的权力大概是技术上唯一可行的手段。作战的胜利不仅给统治者带来良好的周边环境，同时也对国内的反对势力起到震慑作用。当这种征伐不断施行时，其影响会逐渐渗入社会习俗，随后扩展到文化，发展为对战场上威望与荣耀的追求，进而成为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这一现象存在于所有上古文明，在世界古代史中层出不穷、难以计数。

根据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将这种传统追溯到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早区域，即古代近东地区，这一地区所兴起的所有早期文明都留下了有关君主对外征战的丰富史料。苏美尔时代著名的鹫碑表现了拉迦什（Lagash）国王安那吐姆（Eanna-tum）对外征战的胜利[535]，可视为早期两河地区征伐文化的典型。记录阿卡德帝国开国君主萨尔贡（Sargon）的文献中有大量对外征战的内容：“我征服了拥有青铜剁斧的强大有力的山区，我登上了高处的山脉，我穿越了低处的山脉。”[536]可见这一时期进行对外征服就已成为统治者炫耀强大王权的重要措施。这种炫耀对外征服的做法在新亚述的文献中比比皆是，亚述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对自己征服耶路撒冷就有这样的叙述：“在紧接着的行军中，我包围了贝丝—达贡，约帕，巴奈—巴尔卡，阿祖鲁，这些属于西德加的城市没有立即弯腰匍匐在我脚下；我征服了它们并将它们的动乱驱散。”[537]

古埃及法老对外征服的记录更为丰富，从纳尔迈（Nemer）到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几乎所有法老即位后都会进行对外征战。纳尔迈调色板是法老对外征服最早的记录，“纳尔迈带着代表上埃及的白色王冠、用力击打敌人的形象，成为前基督教文明时期埃及法老展现其力量的标准形象”。[538]至埃及帝国时代（新王国时期），每位法老登基之后都会率军出征，即便不征服新领土，也会在臣服于埃及的领土上行军，接受这些地区的效忠。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即位仅五年就出征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结果遭劲敌赫梯帝国重创[539]，之后埃及鲜有法老出征近东地区的记录。但为了维护法老的尊严，继任的法老或是转移出征目标，征伐处于埃及势力范围之内的努比亚或利比亚地区；或是在文献中记录虚假的出征业绩，以维护法老的尊严。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看，通过征战树立威望与权势这一观念在古埃及文化中的地位可谓根深蒂固。

进入古典时代，以征伐树立权威的文化继续发展。随着古典时代王权的衰落与个人意识的成长，这种文化发展成为在战场上追寻个人荣耀的英雄主义。《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投身特洛伊远征去追寻永恒的荣耀，即便这种荣耀是以自己的死亡为代价，他也毫不退缩。[540]古典时代固然也是理性与反省质疑的时代，但这种对战场荣耀的追求已深入古典文化的血液，成为所有古典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亚历山大既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亦是《荷马史诗》的热心读者，他通过征伐创建了空前绝后的伟业，但也英年早逝，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荷马史诗》的最佳注脚。

至罗马帝国时代，已经发展出维持与管理国家的众多手段，治理庞大帝国也需要更多的务实考量，加之理性思想趋于成熟，这种荣耀观很大程度上已受到抑制。但它依然根植于统治者潜意识的深处难以磨灭，成为古典罗马军事文化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541]卡西乌斯·狄奥的记载中充斥着对此类征伐的谴责，比如塞维鲁王朝诸帝在东方用兵纯粹只为追求荣耀[542]，似乎一个理智平和之人一旦手握权力就会成为荣耀的俘虏。著名的哲学家皇帝马尔库斯·奥勒留可谓古典时代最具理智的统治者，他在边疆政策上的节制政策受到古典作家的一致赞颂[543]，然而即便是睿智如马尔库斯·奥勒留亦无法完全抵抗战场荣耀的诱惑。据《诸皇帝本纪》（Historia Augusta）记载，马尔库斯·奥勒留一直计划在北方创建新省份，因而在多瑙河边境开启战端。[544]另据卡西乌斯·狄奥的说法，当马尔库斯·奥勒留最终病逝于前线军营时，战争已近尾声，胜利在望[545]，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属日耳曼人）与夸迪人（Quadi，属日耳曼人）即将臣服，雅泽格斯人（Iazyges，属萨尔马提亚人）愿意为罗马骑兵效力，他们的领土被并入罗马帝国。[546]

马尔库斯·奥勒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哲学王”标准的帝王，他是尤里安最为仰慕的帝王，亦是尤里安的楷模。[547]在尤里安的整个统治期间，他都自视为马尔库斯·奥勒留的继承者，一位新的哲学家皇帝。[548]在尤里安看来，自己进行的战争比马尔库斯·奥勒留的战争更艰巨，除了在尘世维护与扩展帝国的权威与荣耀之外，他还要在精神世界捍卫与改造自己所钟爱的古典文化。另一方面，尤里安还被新柏拉图哲学“灵魂转世”说的拥护者视为亚历山大的化身[549]，无论他自己是否真的相信此类说法，这都会增强他通过征伐创立不朽伟业的使命感。[550]马塞里努斯也多次强调尤里安的内心“总是被这些伟业所驱使”（semper ad ulteriora cupi-ditas）。[551]

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日益衰落，种种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引发了3世纪危机。但罗马帝国依然具有雄厚实力，历经半个世纪的调整与组合，于混乱与动荡之后又重建统一。由于东部地区的恢复能力强于西部，3世纪以来政治经济与军事中心逐渐东移，罗马帝国因此投入更多精力经营东部边疆。结果虽然3世纪以来东部边境承受的军事压力空前严重，罗马依然在东方有所推进。3世纪末至4世纪初，经过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诸帝的整合，帝国实力大体恢复，战略战术的一系列改革与调整使得罗马人在军事上更有效率。但帝国内部面临的严重问题却不是军事手段能够解决的，这主要是因为日渐衰落的古典文明越来越难以凝聚帝国，要维持帝国的统一与安定变得更加困难。

当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帝国丧失凝聚力之后，分裂的倾向会日益明显。到了罗马帝国晚期，罗马帝国已经很难说是罗马人的帝国，罗马军队也早已不再是罗马人的军队。很大程度上是少部分军人精英竭尽全力维持着帝国的统一，他们的眼光大多集中于军事与技术层面，无暇顾及其他。卡西乌斯·狄奥记载的一段卡拉卡拉（Caracalla）皇帝对士兵的演讲生动描述了这些军人皇帝对军队的依赖：在演讲中，卡拉卡拉称自己是“士兵的一员”，宁可与士兵同生共死，还许诺给士兵们“所有的财宝”。[552]统治者极端倚重军队，军队则视国家为自己的奴仆与供养者。当武力越来越成为维系国家统一的主要因素时，任何一个眼光超越军营的统治者都会对这一趋势忧心忡忡。此时基督教会成为帝国境内除军队之外组织最好的团体，其他的各类新旧宗教大多是一盘散沙，因而基督教成为唯一能够凝聚帝国的新兴精神力量。事实上君士坦丁除了与基督教会合作，没有其他选择。作为帝国倚重的新兴意识形态，基督教与其他传统宗教不同，它很难与帝国统治机器很好地融合；而且教会的很多功能与政府的功能重叠，长远来看最终会与政府争夺社会资源。比如根据当时的基督教伦理，教徒出任公职即便不是罪行，也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553]君士坦丁及其继承者皆卷入教派冲突，他们以皇权控制教会的企图大体上并不成功，这也是后来复兴古典者反对基督教的原因之一。

基督教与其他传统宗教难以和平共存，与古典精神也难以相容，因而基督教势力的急剧扩张势必引起古典文化崇尚者的全力反抗，尤里安皇帝的举措就是这股恢复古典潮流的集中体现。对深深沉浸于古典精神的尤里安而言，对波斯的进攻至关重要。战争的胜利可以成就其古典英雄的伟业，也可以帮助他获得复兴古典世界的精神与物质资源。但东征的失利，加之尤里安的统治过于短暂，复兴古典的努力遭受沉重打击，此后再也没有什么势力能够有效阻止基督教的胜利。普罗科皮乌斯与尤金尼乌斯（Euge-nius）的绝望努力毫无效果，反而促使基督教对异教更加敌视与警惕。但基督教的胜利并不是帝国的胜利，帝国接受基督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利用其组织与精神资源以增强帝国的凝聚力；而对基督教会而言，帝国只是自己借以发育的蛹体，当羽翼丰满之后帝国的存在会成为障碍。这一过程在西部尤其明显，因此当4世纪末基督教取得最终胜利之后，西罗马帝国完全衰落。

从这个意义上说，尤里安的东征也可以视为他复兴古典世界事业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最被给予厚望，投入的精力及资源最多的部分。尽管4世纪时古典文化尚具有强大影响力，但此时古典世界的衰落与基督教的最后胜利已不可逆转，尤里安的最后一次古典式征伐也最终以失败收场。对于尤里安这种带有古典悲剧色彩的使命感与宿命论，马塞里努斯有极为准确的把握，他的种种记述与安排皆力图将尤里安描绘成一位新的阿喀琉斯。[554]尤里安就任副帝可谓他事业的开端，在加冕仪式上，当众人热情欢呼之时，唯有尤里安低声吟唱着荷马的诗句“他屈从于黑暗的死亡与至高的命运”（）。[555]在尤里安事业的终结之处，马塞里努斯模仿《斐多篇》精心撰写的尤里安与哲学家马克西姆斯（Maximus）等人的临终对话为这场悲剧的终章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尤里安事业的失败，宣告了基督教的最后胜利及古典世界的终结宿命。[556]尤里安死后不过三十年，基督教就取得了全面胜利，古典意识形态全面衰落，信仰与理性的时代降临欧洲。因为宗教与体制等方面问题，皇帝日益远离民众与军队。[557]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之后的罗马战争史，以规模而言，可能只有两百多年后（591年）东罗马皇帝莫里斯（Maurice）的东征勉强可与尤里安东征相比。从结果上看，莫里斯的征伐远比尤里安成功[558]，但这场远征丝毫不具有古典色彩，完全是基于理性的思考以及精明的算计与交易。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莫里斯在个人气质上与尤里安截然相反：他是虔诚的基督徒，生活刻板自律，对天国的关注更甚于对尘世的关注。在同时代人眼中，莫里斯是个冷漠傲慢，极不受欢迎的统治者[559]，他以严苛的法律与条令管理士兵，削减士兵的薪俸，完全得不到士兵们的拥戴，统治期间一直被各种兵变困扰。[560]这样的统治者或统帅在古典时代绝不可能取得成功，更不可能成为英雄。然而莫里斯的时代已是古典时代的尾声，此时的罗马军队不再由古典时代追随英雄统帅创建伟业的士兵组成。在这信仰与理性的时代，莫里斯这个充满信仰与理性气质的人才能够在东西战场上都取得巨大成就。[561]这一时期古典文化依然没有消亡，仍然有最后一批残存的古典作家在从事写作，但毫无疑问，这个信仰与理性的时代已经与尤里安与马塞里努斯生活的时代少有精神上的共同点。

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后世人文学者对尤里安的看法并无大错，尤里安确是一位古典悲剧式人物，363年的东征是尤里安与历史宿命抗争的最后的亦是最决定性的行动，这场失败的征伐可被视为是古典时代的谢幕之战。对于这场最后的古典式远征及其核心人物尤里安的历史文化角色，马塞里努斯有着敏锐的洞察。《历史》对尤里安军事生涯的展示以维吉尔式的史诗段落为开端[562]，最后以古典英雄式的葬礼作为结束。[563]在向心目中的古典英雄告别之际，马塞里努斯也同时结束了自己的古代史记述，之后的“当代史”（propior memoria）则属于另一时代的历史。[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