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消费者的风险判断与保险公司的风险评估存在巨大区别。对保险公司而言，保险公司在承保大量业务（确切地说是大量风险单位）后，可以通过统计专家（如精算师）对经验赔付数据进行统计，进而在风险发生规律基本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基本准确地预测未来的赔付支出，所以，通常可以假定，保险公司对于自己面临的承保风险是基本可度量的。
但是，对于保险消费者而言，第一，消费者实际上是一个个孤零零的个体，根本不具备上述保险公司所拥有的大量损失数据。虽然一些公开的统计数据也会告诉消费者某些风险的出险概率，但一方面这些数据与保险产品的承保风险并不完全对应，更重要的是，统计数据给出的是平均结果，忽略了个体的特殊性，并非对某个消费者风险的准确估计。第二，即便消费者看到了部分相关风险的统计数据，根据大脑的思维方式或运行规则[1]，消费者也很难像统计学家或精算师那样据此对自己面临的风险进行准确量化，更不会据此进行风险评估和应对决策。实际上，从人们的行为来看，抽象的统计数据对人们的影响远不及身边发生的事件，人们通常不会对不利事件的统计数据做出反应，但会对身边发生的不利事件做出反应，例如，只有看到身边有人患癌时，个体才会体验到癌症风险的恐怖，进而可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购买健康保险。
实际上，如第二章第五节所述，人类的大脑有两套思维系统：直觉思维系统（或自动思维系统）和理性思维系统（或控制思维系统），保险消费者的风险判断主要依赖感性的直觉思维系统，而不是像标准经济学理论所预期的那样主要依赖理性思维系统进行基于统计数据的风险评估。风险心理学研究权威斯洛维奇（Slovic，1987）将公众对风险的判断称为“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意指公众对风险的判断是主观的和直觉的，而不是客观的和理性的。特沃斯基和卡尼曼（Tversky and Kahneman，1974）将个体在做不确定判断时所依赖的直觉判断原则称为“启发式原则（heuristics）[2]”，认为人脑中仿佛储存着一个装有“心理启发式”的认知工具箱，用这些启发式来判断和解决问题效率较高，但并不精确，只能对频率、概率、数量等进行粗略的估计。
这会让我们联想到奈特教授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在经济学名著《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为了搞清楚企业利润（指经济利润）的来源，奈特教授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指出风险是可度量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是不可度量的。对于风险，如火灾、爆炸等，由于可度量，企业就可以采取保险等方式以固定成本将其处理。但对于不确定性，如企业家对某新产品的未来市场需求量、未来生产方式和生产成本的估计，则是不可能度量的，这就使整个经济运行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的运行条件，而这种不确定性就成为企业利润的来源。但是，在《风险、不确定和利润》中，奈特的着眼点是企业利润的来源，因此，尽管他认为个人和企业其实也不具备准确评估可保风险的能力，但只要对社会或保险公司而言，这类风险是可以准确评估的，就不具备产生企业利润的能力，进而被划入可度量的风险范畴。也就是说，奈特对风险和不确定的区分，是从社会角度而言的，而非从个体角度而言的，并不符合本文的分析情景。[3](www.xing528.com)
因此，面临同样的可保风险，如死亡、疾病、交通事故、火灾爆炸等，对于保险公司而言，通常属于可度量的风险，但对保险消费者而言，基本都属于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如图5－1所示。
图5－1 可保风险对保险消费者其实是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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