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厚本仕宦的文、武宗二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政治斗争异常激烈。严厚本虽不居重要官职，仕途的波折，暗示其也不可避免地会卷入政争的漩涡之中。
文宗时期，宦官连弑宪宗、敬宗，皇权与宦官的矛盾非常尖锐。严厚本与宦官的关系值得我们关注。众所周知，唐代宦官势力在长安周边尤为强大，严氏为畿内大姓，从一些史实来看，严厚本亲族与宦官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严厚本妻薛氏外祖裴士淹虽为著名文士，与鱼朝恩关系非常密切，代宗诛鱼朝恩，裴士淹也被连累贬官。其堂兄严绶，贞元中为河东节度使时厚结宦官，政事一委监军李辅光。宪宗讨淮西，以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非将兵之才，唯贿赂当权宦官为声援，终遭代回。穆宗长庆四年，严厚本首从鄜坊节度使康艺全之辟。康艺全此前为左神策大将军，实际上属于左神策中尉的势力。另据《金石录》，会昌三年严厚本曾撰写《唐内侍郗士荣碑》，这是给宦官郗士荣撰写的碑志。从这些迹象推测，严厚本对待宦官态度比较平和，没有皇甫湜等激烈反对宦官的举止。
文宗虽为宦官所立，但是宦官对其有弑父弑兄之仇，暗有诛除之意。儒家经学是一种抑制豪强、政治一统、张扬皇权的政治哲学，非常迎合文宗的心境。不过，文宗喜爱的经学，不是繁琐的经义考据，而是其中暗藏的微言大义。
《新唐书》卷二〇〇《许康佐传》：
帝读春秋，至阍弑吴子余祭。问：“阍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强，不敢对。帝嘻笑罢。后观书蓬莱殿，召李训问之。对曰：“古阍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为轻死之道。孔子书之，以为戒。”帝曰：“朕迩刑臣多矣，得不虑哉。”训曰：“列圣知而不能远，恶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庙福也。”于是内谋剪除矣。康佐知帝指，因辞疾，罢为兵部侍郎。[14]
文宗以《春秋》“阍弑吴子余祭”试探身边侍臣，侍讲许康佐知帝旨，恐惹祸上身，称疾辞归。估计文宗也会有类似的方式对严厚本进行试探。根据前面的分析，严厚本虽然也有尊王理念，但是并不激烈地反对宦官。这多少令文宗感到倦怠和失望。相比之下，同样讲授《周易》，却借机鼓动文宗诛除宦官的李训，尽管学术不如严厚本，却更能打动文宗，受到文宗推崇。《杜阳杂编》卷中：“李训讲《周易》微义，颇叶于上意。时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带，及辟暑犀如意以赐训。”文宗定下诛除宦官决心后，为避免宦官猜疑，“疏《易》五义示群臣”，用讨论《周易》来掩人耳目。这种政治格局下，严厚本、裴通等人皆无力与李训相争。大和八年，文宗拜李训为国子《周易》博士，严厚本亦应同时调整为太常博士，丧失与文宗、太子讲授《周易》的资格。
严厚本不谙政治斗争，但尊崇皇室的立场则是毋庸置疑的。文宗的疏远，反而使他躲过了甘露之变的浩劫。开成年间，文宗太子李永遇谗，储君之位岌岌可危。严厚本与太子曾有师傅名分，利用给元载、杨炎拟谥的机会，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元厚本墓志》云：
元载、杨炎之谥，纷而□□有三十余年，公谥元为忠，杨为厉。相国郑公覃问曰：“元载贪冒有状，而恣其悍妻恶子，奈何以忠相之？”公抗辞曰：“元载赃罪盈亿，斯可恶也。然当代宗朝有将不利于东宫者，载有翊戴德宗之功，□欲□之，其可得乎？”其议遂定。
元载、杨炎是中唐时期毁誉参半的两位宰相。元载辅佐代宗，诛鱼朝恩，其后专擅弄权、贿赂公行，被代宗抄家。杨炎定两税法，有不世之功，却诬杀名臣刘晏，亦被德宗赐死。二人都有很多门生故吏，身后谥号问题长期纷争不已。其事《唐会要》卷八〇《谥法下》“朝臣复谥”条有详细记载，此不赘述。简言之，元载初谥“荒”，后谥“成纵”。谥法，“安民立政曰成”，“纵”，古无此谥，唐初宇文士及侈纵，太宗谥其“纵”字。杨炎初谥“肃愍”，后谥“平厉”。“布纲治纪曰平”，“杀戮不辜曰厉”，二人都是一美谥加一恶谥的复谥。唐初宋国公萧瑀卒，太宗以其性多猜贰，追谥“贞褊”。这种褒贬参半的复谥有贞观先例，却遭到部分礼官反对，“二议交持，故事不行”，数十年间仍无确论。
在严厚本所拟新谥中，元载由“成纵”改为“忠”，谥法，“危身奉上曰忠”，元载评价抬升为全面肯定[15]。杨炎则由“平厉”改为“厉”，全面贬斥。宰相郑覃认为元载贪贿巨万，纵其悍妻恶子为恶，不宜谥为“忠”。严厚本则强调，“当代宗朝有将不利于东宫者，载有翊戴德宗之功”。元载其他种种功绩、罪过都忽略不议，仅据其曾庇佑太子定褒贬。今天看来，绝非平允之论，但放到当时语境下，无疑另有所指。严厚本所影射的，正是开成三年的废太子风波。
文宗子嗣单弱，共二子，幼子蒋王宗俭，开成二年始王，大和中仅有一子李永，大和四年封鲁王，六年册为太子，七年，文宗设五经博士，即为教导太子而置。严厚本充任《周易》博士，与太子李永有师徒之份。开成三年太子李永废死事件，诸史记载多有隐晦。《旧唐书》卷一七五《庄恪太子传》：(www.xing528.com)
初，上以太子稍长，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废黜，迫于公卿之请乃止。太子终不悛改，至是暴薨。时传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晩年宠衰。贤妃杨氏，恩渥方深，惧太子他日不利于己，故日加诬谮，太子终不自辨明也。太子既薨，帝意追悔。四年，因会宁殿宴，小儿缘橦，有一夫在下，忧其堕地，有若狂者。帝问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谓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乐官刘楚才、女乐张十十等责之，曰：“陷吾太子，皆尔曹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耶？”立命杀之。[16]
《册府元龟》亦叙此事，文字略同，末句云“立命擒去，案诘前事，诛之”。《旧唐书·武宗纪》亦称“文宗追悔庄恪太子殂不由道”，则太子死于非命甚明。代宗朝元载所保护的太子，即唐德宗李适。德宗本代宗长子，以年长得立，但其母沈氏出身卑贱，安史之乱中两度被代宗遗弃，竟致流落民间，生死不明。代宗大历中，独孤妃有专房之宠，所生韩王渐长，宦官刘清潭、京兆尹黎干等请立独孤妃为皇后，并谋废黜太子。唯宰相元载从中斡旋，对德宗颇有救护之功。文宗开成初，庄恪太子李永日夜遭后妃谗毁，情形与德宗在春宫时极为相似。杨炎与元载相善，但在对待皇室问题上，与元载相去甚远。为打击政敌刘晏，杨炎诬奏刘晏参与谋废太子，刘晏被杀后，又秘遣使诸道，称“晏昔朋附奸邪，请立独孤后，上自恶而杀之”，把恶名全推给德宗。二人一褒一贬，全在于对待君王的态度上。严厚本以改谥为名，讽谏郑覃等保护庄恪太子。
郑覃笃好经学，自然听得明白严厚本的弦外之音。至于严厚本的谥号是否被太常采用，墓志所记未可全信。甘露之变后，宦官专权，宰臣影响力极为微弱。虽有公卿大臣连表奏请，庄恪太子终究没有逃脱被谗死的命运。
开成五年，文宗崩，武宗即位。李德裕自淮南征入为相，朝政进入李党全面执政的新阶段。自薛氏去世后，严厚本深居浅出，潜心撰述，不喜交游。然而，会昌年间，严厚本官运亨通，连擢工部郎中、刑部郎中、司封郎中等官。文学与经学之争是牛李党争的焦点之一，杨厚本以经学知名，其在会昌中历仕清要，与宰相李德裕的择才用人观点有直接关系。《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载有会昌初德裕与武宗讨论贡举的著名的议论，姑引述如下：
时左仆射王起频年知贡举，每贡院考试讫，上榜后，更呈宰相取可否。后人数不多，宰相延英论言：“主司试艺，不合取宰相与夺。比来贡举艰难，放人绝少，恐非弘访之道。”帝曰：“贡院不会我意。不放子弟，即太过。无论子弟、寒门，但取实艺耳。”李德裕对曰：“郑肃、封敖有好子弟，不敢应举。”帝曰：“我比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人道路。昨杨知至、郑朴之徒，并令落下，抑其太甚耳。”德裕曰：“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在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17]
李德裕称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固然是其偏见，但他并不排斥科举，反对科举的态度也不如郑覃那么激进。严厚本为玄宗宰相严挺之侄孙，在公卿子弟之列，而且性格沉静，“揭立孤摽”，与那些趋竞奔走的文学之士交游甚少。从出身上看，严厚本比较符合李德裕的人才观点。
除此之外，严厚本在李德裕把持的权力高层也有奥援。会昌三年，严厚本转刑部郎中，当时的刑部侍郎正是李德裕心腹幕僚刘三复。刘三复，润州人，“聪敏绝人，幼善属文，少孤贫……德裕三为浙西，凡十年，三复皆从之……又从德裕历滑台、西蜀、扬州，累迁御史中丞。会昌中，德裕用事，自谏议给事，拜刑部侍郎、弘文馆学士判馆事”[18]。刘三复如影随形，追随李德裕。严厚本与刘三复同为孤寒，少年经历类似，志趣相投，并结下平生之谊，严厚本墓志即出自刘三复之手。
严厚本与刘三复的友情使其更加接近李德裕政治集团。会昌四年王起主持礼部贡举，以严厚本为副手，主考试策。墓志云：“右仆射王公起之主贡士也，方斥□兢，进寒素，择其人可以阴助者，遂以公为请。策试毕，以劳擢司封郎中。”李德裕主政期间，对进士科多有改革。会昌四年科举以严厚本主考策论，其内容当更侧重经学。过去缺少相关史料，会昌年间科举与经学的关系前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严厚本的仕进与李德裕一派的政治活动息息相关。特别是参与主持会昌四年贡举，或亦被视为李党一员，与牛党结下恩怨。会昌六年，武宗崩，牛党再次得势，李德裕贬死崖州，其所亲重者贬黜殆尽。严厚本此前早卒，未能目睹这场变故，但其声望大受影响，所撰史书、经书唐末罕被提及，今并亡佚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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