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新纪元的基本纲领—历史之谜的理论解答

1894年1月3日,意大利社会党人朱泽培·卡内帕(Canepa,Giuseppe)给恩格斯写信,请求他为1894年3月起在日内瓦出版的《新纪元》周刊题词,简短描述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区别于意大利诗人但丁曾经说过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在回信中说,“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而又不堕入空想主义或者不流于空泛辞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要勉为其难的话,则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之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8]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这句话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但正如黑格尔所言,熟知非真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表达的真实含义却未必尽人皆知,甚至常常连思考的重点方向都弄错了。这么说的意思是,人们往往过于专注于探讨什么是“自由发展”和如何“自由发展”,而下意识地将“每个人”这个主词本身忽略了。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时代原则,意味着人类“史前史”的终结。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个短语中的“每个人”乃是一部人类“史前史”的最高结果,同时是真正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的起点。

正确理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首先必须破除关于“人”的抽象观点。早在《德法年鉴》时期,确切地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已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9]人们常常根据这一命题,想当然地把青年马克思等同于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者。这里不去深入讨论这段思想史上的公案,我们首先可以断定的是,马克思毫无疑问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神圣创世论者,“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意味着世界、国家和社会是“人”的内容,而“人”同时是世界、国家和社会的根据,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上述命题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有异曲同工之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世界、国家和社会,世界、国家和社会就是“人”的现实性,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不同的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马克思明确要求对所谓“人”的“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性的理解:不能非历史地把“人”固定理解为抽象的、孤立的个体,同样不能把“人”抽象理解为内在的、无声的“类”或“普遍性”,恰恰相反,要历史地亦即批判地理解这种抽象的、孤立的个体,以及作为抽象人性的“类”或“普遍性”本身在人类历史中的来龙去脉,理解它们仅仅是人类某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的本质”^[40]。

因此,“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不仅意味着“人”的世界化,而且意味着“人”的历史化,因为世界、国家和社会都是一部历史的产物,而人自身既是这部历史的剧中人,同时又是它的剧作者。(www.xing528.com)

一般来说,黑格尔已经大体上确立了“历史哲学”的基本原则,试图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从根本上把握“世界历史”内在必然的展开过程。按照黑格尔的理解,世界历史是“精神”亦即“自由意识”在时间中的展开,而现代理性国家作为“大地上的圣物”是“精神的现实性”或“自由的实现”。因此,世界历史进程具体表现为一系列民族精神或王国类型:(1)以“实体性精神的形态”为原则的“东方王国”,“个别性”在其中还没有得到独立存在的权力;(2)以“美的伦理性的个体性”为原则的“希腊王国”,其中,“个人的个体性”已经出现,但“伦理性”仍然占上风;(3)以“实体性精神”或“伦理生活”的无限分裂为特征的“罗马王国”,其中,“私人的自我意识”和“抽象的普遍性”的对立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4)以“从无限对立那里返回的精神”为原则的“日耳曼王国”,其中,客观真理和主观性自由和解,尘世王国和彼岸世界和解,个别性的自我意识在自身的有机发展中发现它的“实体性的知识和意志的现实性”,亦即自觉融合于现代理性国家^[41]。

马克思在总体上继承了黑格尔以“实体性”和“个别性”的差异、对立与和解为“世界历史”内在矛盾演进的基本观点,但与黑格尔将“人”等同于“自我意识”(自由意志)不同,马克思将“人”等同于“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劳动)。因此,马克思一方面不满于黑格尔从人类一般精神的发展来解释世界历史,而要从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解剖中去理解“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42];另一方面,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的终结形态,亦即对所谓“日耳曼王国”的现代理性国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证了黑格尔以“国家”理念扬弃“市民社会”从而实现“个体性”与“实体性”原则和解的虚假性和“非批判性”,因为“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而现代国家的实情不是所谓“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恰恰相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43]。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真实根基不是黑格尔所谓纯粹的“自由”意识(意志),而是包含“感性意识”于自身之内的人的“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劳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4];所谓“个别性”和“实体性”在世界历史展开过程中的矛盾,实际上不过是“生产力”与“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交往方式”的实质乃是个人的发展在其中得以进行的“历史地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生存条件”,而“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45]。这里所说的“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毫无疑问指的是无产阶级。

与黑格尔“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要求“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要求终止关于“意识”的思辨的空话,而代之以“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46]。可以说,马克思毕生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都是力图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真正实证地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新的“历史科学”的尝试。这一新的“历史科学”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理论,其根本的立脚点正是作为“人类史前史”终结同时又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新开端的无产阶级。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正是我们前文提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表述中的“每个人”,而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感性意识”及其理论表达,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