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理学发展史：构建法学话语、学科和教材体系

学科话语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学科的学术生命，直接关系该学科基础理论建设的成效，直接反映该学科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向，而且直接影响该学科走向世界的程度。正如一个国家落后就要挨打一样，一个没有独立话语体系的学科，势必失去学术讲话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而最后导致失去生存的空间。因此，构建法学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法学界，特别是法理学界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法学的未来。

党和国家一向重视中国法学话语体系的建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法学家对此作出了巨大努力，先后进行了多次构建法学话语体系的尝试。第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即1949年元月，国民党政府面对“三大战役”的惨败，提出所谓“和谈”的要求。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和谈”作了答复，并且提出八项条件，其中第二条是“废除伪宪法”，第三条是“废除伪法统”，按当时《解放日报》的解释：法统就是法律体系，或者叫“宪法与法律系统”。很显然，在法律体系或法律系统中，无疑包括法学话语体系在内。紧接着于1949年2月，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其中理所当然有构建法学话语体系的初步设想，因为司法原则中自然有新的法学话语体系的基本概念与判断。事实上，这在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已开始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法学家董必武、谢觉哉、杨秀峰等人已经启动了构建马克思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的工作，号召人民“用革命精神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8]接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重大政治活动与政治运动，使党和国家没有时间与空间，来进行法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工作，但一系列立法，特别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与公布，为全面启动法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做了很好的奠基工作。

现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蓬勃发展的当代法学的当代中国，特别是有科学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形势下，集中力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已是主观客观条件具备，必将在深入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中形成法学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以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尤其是其中的基本理念、范畴、重要判断和论述为基础，经过认真的讨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学）话语体系的核心理念，再从中国法治实践中提炼一些基本范畴、概念，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合理继承借鉴中国古代法治文明的精华，即吸收本土资源中的法治文明。同时，有分析地、有目的地合理借鉴西方法治文明的精华，即吸收某些外来的法治资源和国际法治公认的、对人民有利的话语资源及国际惯例中某些合理因素。(www.xing528.com)

构建中国法学话语体系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国人民，特别是法学界、法律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我们相信，有党的领导，有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有全面依法治国的光辉实践，法学话语体系一定能建成。当然，这项伟大工程是艰巨的，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团结合作、共同奋斗。

至于法学学科体系与教材体系的建设工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的一部分，已经从2004年启动了。10多年来，国家成立教材局，并与中宣部、国家教育部抓紧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又将十九大精神和一些重大法治理念、概念灌输其中，形成更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而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的头脑之中，培养出厚基础、宽口径的高规格、高素质、高品位的治国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