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天堂：诺福克岛囚犯数量令人震惊

蔡尔兹少校愚蠢的行为并非无人知晓，实际上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英国政府殖民部都已有所耳闻。到1845年，厄德利-威尔莫特和流放犯总管威廉·钱普已收到大量关于诺福克岛的消息，得知那里的秩序混乱不堪，几近无政府状态。他们委派霍巴特治安官罗伯特·普林格·斯图亚特前往当地调查情况，1846年5月罗伯特提交了报告，其内容简直骇人听闻。

当时岛上共有2000名囚犯，后来改名为金士顿的悉尼湾流放地有1000人，朗里奇高原有600多人，岛北的瀑布湾还有328名囚犯，罗伯特详细描述了金士顿的监狱大楼以及囚犯休息睡觉的监房：整栋大楼为三层建筑，由一幢主楼和两侧的辅楼组成；楼体用砂岩筑就，坚固结实，22间监房里要收押700名囚犯……而最多的一间要挤100名囚犯；最小的也要收押15名。还有一间由7个小隔间组成，每个小隔间都上了锁，里面关押的往往是犯有特殊罪行的犯人。

当地也有伐木场，囚犯们会聚集在一起参加劳动，也有医院和各种牢房，有的已经有些年头，有的是最近才修建的。斯图亚特写道：“灶房附近是个大型的露天厕所。厕所跟流放地的小溪相通，上游不远处就是为士官们提供饮用水源的小水潭。当然，最让人恶心的莫过于这个讨厌的地方散发出的臭气。我都不敢想象，要是哪天小溪涨水了，那小水潭岂不是污物横流啊……

“监狱入口处就是绞刑架；绞刑架非常显眼，只要走进监狱人们肯定不免会看到或者触到这个瘆人的杀人机器。可它一直都安置在那里。监狱拥挤不堪，通风极差，低矮潮湿；囚犯每人一张草席，一条毯子，席子就直接铺在石板地上。这些已经够让人震惊了，可更令人不解的是监狱里到处是同性恋，那天晚上8点我没有事先通知就走进了监房，监房里热气腾腾，一打开门我就看到不少人赶忙从别人的床上爬起来，慌里慌张地找寻自己的铺位，很显然他们不想让人看到那一幕。

“最让我痛苦的是，我要如实报告这里发生的最令人震惊、最令人作呕的罪行。而在这里，这些罪行已经到了无法管束的地步；新来的年轻人个个难逃厄运，有的甚至被暴力胁迫。恐怖事件时有发生，有些人稍有不从或是有点怨言就会遭到打击报复；监狱里很多人都随身带着刀具，性情暴虐、残暴无度的家伙时不时就会威胁要杀了某人。

“我听说，当然我也相信，多达一百对甚至一百五十对伴侣是公开交往的，他们已经对这种令人憎恶的做法习以为常，在他们看来，这没有什么道德问题，他们也已经‘结婚’，成了‘丈夫和妻子’……据说这里也有公开的男妓，他们放纵自己，把这种令人作呕的行为当成了自己的行当。”

抛开道德方面的事情不说，报告中要说的另外一件让人愤怒的事情是这里结帮拉派、争权夺利的情况。蔡尔兹已经默许将监狱交给最为邪恶的囚犯管理。斯图亚特亲眼看到，有一次博特·乔治中尉命令列兵皮尔金顿·理查德收缴灶房里一个家伙手中的烟管，结果那个帮派中的家伙根本没当回事。斯图亚特说，当时那个家伙只是不屑地看了中尉一眼，然后双手插在兜里去找他的帮派去了。博特随后命令治安官鲍多克·艾尔弗雷德把那个家伙抓起来。结果，斯图亚特说，“整个监狱乱成了一锅粥”，“而博特也料定监狱里会发生暴动”。后来，那个家伙怒气冲冲地冲向博特，“照着博特面部猛挥了两拳”，然后又回到那些狐朋狗友中间。没有人去找他的麻烦。博特说，“我们干脆辞职算了，斯图亚特先生，我还亲眼见他们跟我们操刀相向啊！”

厄德利-威尔莫特看到报告后立即命令撤回蔡尔兹。可是，蔡尔兹还没有撤出，他的愚蠢行为已经导致了一场暴乱，其程度与12年前莫里塞叛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导火索是蔡尔兹发出禁令：不准囚犯自己煮玉米粥，要他们从集体厨房领取烤好的面包。

面包下发后，囚犯们随手将其丢弃。按照治安官鲍多克·艾尔弗雷德的说法：“这一创举让那些罪犯很不舒服，于是便大发牢骚。”情况随后变得更糟，其原因是那些帮派与厨子勾结，“从本来已饿得半死的狱友那里强取豪夺”，然后自己大鱼大肉地享受美食。艾尔弗雷德说，不久后“经常接到报告说有人蠢蠢欲动试图暴动，还说有50个人准备落草为寇，占山为王”^[1]。

蔡尔兹收回成命。可就在6月30日夜里，与杰克·杰克同住一间牢房的一个名叫作查尔斯·韦斯特的囚犯听到外面有车轮声，心生怀疑，似乎官方正在清理囚犯的日常用品。“赶牛车的人进来告诉我们说瓶瓶罐罐都已经被拖走。”韦斯特报告说。^[2]

韦斯特伍德当时在接受教育，他是少数能在罗杰斯教士课堂上能保持头脑活跃的学生之一。回到住地，听到这个消息，韦斯特说，他真是气不过。“他说这些混蛋真得好好收拾一顿。”那天晚上他想了一夜。塔斯马尼亚丛林逃犯马丁·卡什当时也在场，据他讲，韦斯特伍德下场很惨。“他遭受了鞭刑，惨遭各种折磨，最后变得疯疯癫癫，神志不清”^[3]。

韦斯特回忆说，第二天上午“礼拜仪式上囚犯们一片混乱。仪式结束后，我看到他们在伐木场里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商议着什么。”韦斯特伍德那时已成了头目：“杰克走进小屋说，‘你们意下如何？我们是不是应该一拥而上，直接冲进仓库抢回我们的罐子和水壶？’大伙儿异口同声说‘好’，接着大家一起冲出了伐木场。”

马丁·卡什亲眼看见杰克·杰克领着20多个囚犯，手里拿着长棍短棒，一哄而上。“冲进灶房后，”卡什写道，“杰克一棍打下去，打死了一个名叫史密斯的自由民监工。完事后，那帮囚犯又返回伐木场。他们横冲直撞，冲出通往机修车间的封闭拱门，在那里他们看到一名执勤的警卫。韦斯特伍德走上前，揪住他的脑袋使劲往他身边的砖墙上撞，吓得警卫跪在地上，浑身不听使唤。接下来，他们朝石灰窑附近的小屋子走去，那里住着几名狱卒。^[4]

“此时，韦斯特伍德手中的棍棒已经换作一把板斧。他冲进小屋，一斧头下去，一个狱卒的脑袋便被劈成两半。见此情形，另一名躺在床上的狱卒大声呼喊，‘别动，我看见是谁动的手了！’

“可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韦斯特伍德就已经把他砍倒在地，接着把他剁成了几块。”随后他们便朝他们恨之入骨的塞缪尔·巴罗的驻地冲去。他们私底下给塞缪尔·巴罗起了一个神圣的绰号“杀人不眨眼的基督”。可看到一身戎装的队伍，暴动人群停下了脚步，原来是博特中尉带着一群士兵来维持秩序。

在石灰窑附近的小屋子里，一名狱卒死亡，另一名狱卒身负重伤，不久也不治身亡。看守人员居住的屋子里乱七八糟，3人身负重伤，其他人也都“浑身是伤”。在伐木场，有着自由之身的看守史蒂芬·史密斯和约翰·莫里斯已经死亡。这3个人——或者说这4个人——都死在韦斯特伍德手里。

塞缪尔·巴罗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所有在押犯人立即集合，凡是身上发现血迹或有其他可疑迹象的人都要拘押管制”。在写给钱普上校的信中，塞缪尔·巴罗说：“大概25到30名囚犯参与了此次暴动，这些人均被处以12个月拘禁并被要求戴着镣铐服重劳役。”他根本没有在意在押人员对于饮食安排的抱怨。“把近日残暴无度的血案归因于在押人员恣意放纵的要求没有获得许可，这样的借口在我看来完全是无稽之谈”。他没有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缘由：是他的残忍无度再加上蔡尔兹变化莫测的管理才导致了暴动。

巴罗的解决方法最后还是与先前别无二致，毕竟“充满血腥的惨案并没有平息……在暗处一团闷烧的火焰终有一日还将爆发，那一团愤怒之火将会烧得更旺，破坏力也会更强，而唯一的办法便是尽快采取有效的措施”。结果，26名在押人员被提交审理：9名囚犯被指控参与袭击看守，17名囚犯被指控故意杀害狱卒约翰·莫里斯。其实当时岛上有7个人已经被处以罚款，蔡尔兹也在暴动发生几周前要求建立一个刑事法院。7月26日，法官弗朗西斯·伯吉斯乘坐“富兰克林夫人号”轮船来到岛上，全然不知等待他的会是什么，事实上二十几名被告的性命全掌握在他的手里。

这还真是个难题。仅仅几天伯吉斯就病倒了，又乘坐“富兰克林夫人号”轮船回了家。不过，这艘船同时也带来另一个更为苛刻的人物——蔡尔兹的接替者、内政部长约翰·吉尔斯·普赖斯。蔡尔兹为他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后启程回了英格兰，一直在那里的海军陆战队任职，直至1857年以少将身份退休。退休后蔡尔兹一直住在康沃尔，1870年去世，享年83岁。

与此同时，普赖斯把此次处决叛乱分子看作一个天赐良机，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削弱帮派的实力，从而实施自己的暴政。9月3日，接替前任法官伯吉斯的菲尔丁·布朗恩到达诺福克岛，普赖斯已做好一切准备，自己提供了很多证词。罗伯特·普林格尔·斯图亚特此次也回来作为公诉人，可是尽管在押人员一再为自己辩护，依然无法为自己洗清罪名。

在等待裁决的日子里，杰克·杰克又一次试图逃跑，有人在杰克的监房里发现一把钢锯，普赖斯狠狠地批评了罗杰斯教士。随后，杰克被转移到另外一间牢房，在那里他的双手被锁在墙上，双脚也用铁制脚镣拴在地板上。9月23日庭审时，杰克还是获准参加，不过是被关在审讯室里。那简直是一场闹剧，共有14人被指控，当普林格尔·斯图亚特质询证人时，每个被指控的人都竭力辩解自己无罪，他们站在被告席上，语气中充满了嘲笑和奚落。

在辩论中，韦斯特伍德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但却尽力为其他人洗脱罪责。证据确凿，是他一个人杀了莫里斯，可是其余12人也被判定同一罪名。另外两个人约翰·莫顿和威廉·劳埃德虽然逃过这个罪名，却难逃普赖斯的残酷管理。普赖斯天天亲自盯着为期9天的审讯。

罗杰斯和罗马天主教邦德神父每天都会去牢房里探视被起诉的犯人，直到10月13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上午，第一批6个人，包括杰克·杰克在内，被带出牢房，押送到监狱院子新安装的绞刑架旁。

受指控的囚犯胳膊被捆得结结实实，不过手铐脚镣已经去掉，所以他们可以走上绞刑架前的台阶。亚伦·普赖斯作为监狱的看守，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场景。“行刑人怀特和哈蒙德把绳索固定好……罗杰斯先生忙了整整一个晚上，当时也在场并主持了葬礼……之后他们与这些把自己推上断头台的冲动的人一个个谈话。所有人合唱了一首曲子，接着肯亚在执行绞刑前自己唱了一首歌。除了一两个人抽搐了几分钟，大多数人都是即刻毙命。”

他们的尸体被放下来，随后另外6人被带上前，绑好后执行绞刑。他们的尸体随后也被放下。人们把全部12具尸体扔进粗糙的木质棺材，然后用三辆牛车运到神圣的墓地旁一处废弃的伐木坑匆匆掩埋。他们的坟墓上被标上记号，从此被称作“谋杀犯之墓”。虽然如此，这些坟墓的具体位置依然不很清楚。之前海水涨潮时一些人的尸骨被冲了出来，本书作者2012年来到当地后，按照旅游指示牌在不远处大致圈定了可能的位置。

在其自传中，韦斯特伍德这样写道：“仁慈的读者，您一定会为我的残忍无度而不寒而栗。不过，我只是杀人而已。如果狱卒不把一个人推上断头台，那他们就只是让他苟延残喘，等着最后的时日。他们会夜以继日地摧残那些囚犯的肉体和精神，如此这般，经年累月，这些人迟早都会提前进入坟墓。这样讲，我只是把残忍做了修饰，然后付诸实践而已。作为英国人，在已经获得启蒙的英国政府的领导下，我为自己的行为而脸红。不知您是否相信，所有这些都发生在19世纪？”

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晚上，韦斯特伍德曾写信给先前的一位牧师，这位牧师是少数对他不错的人中的一位。“……我出生时，心中爱着我的每一位同胞，”韦斯特伍德写道：“可是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的责任，我就已经被剥夺了与生俱来的权利。我成了奴隶，从此被迫远离亲爱的祖国，远离家人，远离兄弟姐妹——我被剥夺了所有珍贵的东西，可这一切只是因为我做了一丁点儿的错事。

“自那时起，我就像牲口一样被人虐待，出于本性，我真的忍不下去了。我跟很多人一样，被那些人的压迫和暴政逼得几近绝望。要知道，他们的职责本来是防止我们变成这个样子。可是这些人相互影响；英国政府又被他们中意的这些人的代表所蒙蔽。于是，先前的制度依然折磨着成千上万大英帝国子民的身体和灵魂……

“先生，地球上最强有力的纽带即将被扭曲，这些鲜活生命燃烧的激情也即将被浇灭，而我的坟墓将会成为一个港湾——一个供我威廉·韦斯特伍德长眠的地方。先生，在过去的16年里——有十个年头度日如年——我品尝了人生的苦涩，也终于尝到了甘甜的美酒，即结束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恶魔不会欺骗凡人，一切都将变得宁静，我真心希望，没有暴君再来打扰我的宁静。”

一个月前韦斯特伍德才刚刚过了第26个生日。

接下来，法院审理了暴动之前被起诉的人，最终5个人也被执行了绞刑。普赖斯跟其他几位法庭工作人员于12月12日动身离开；也是那一天，旧的绞刑架在普赖斯的命令下被拆除，只有新设置的绞刑架被保留下来。

毫无疑问，在奉帝国之命前往诺福克岛的所有管理者中，普赖斯是最为恶毒、最爱打击报复的一位。说也难怪，普赖斯出生于大家族，是罗斯·普赖斯爵士的第四个儿子。普赖斯家族的巨额财富来自其位于牙买加的大型糖业加工作坊，当时家中的奴隶就有247人。约翰·吉尔斯·普赖斯在卡尔特修道院完成学业后，又在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继续深造。不过没有记录显示其何时从大学毕业，而他离开英格兰前往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那段时间，也就是1827年到1836年的履历神秘地成为空白。有人认为，鉴于他对犯罪分子的黑话和对黑社会所作所为和处事风格的了解，他可能花了点时间“打入内部”。这段时间里他父亲也花掉家中大半资财购进康沃尔的神秘地产，并在那里建造了自己的酿酒厂，养了一群猎犬，还盖了自家的庄园，在当地被称为“普赖斯的傻瓜建筑”。也许这位年轻的赌徒参观了一位债主的监牢，但不知在里面看到了什么，反正从此以后他对囚犯的行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产生了变态心理，想要控制并侮辱有罪之人。(www.xing528.com)

普赖斯人高马大，足有六英尺高，阔脸方嘴。左眼上戴了个单片眼镜，讲话时紧盯着别人，总让听众感觉他无所不知。到达塔斯马尼亚后他先是购得里斯登的地产，继而又步入了霍巴特城的上流社会。1838年，29岁的普赖斯娶了24岁的玛丽·富兰克林，副总督约翰·富兰克林的侄女。普赖斯并不认识穆肯奥克，更不知道亚历山大“刚愎自用而危险”的积分制度。1839年，普赖斯在一名监工的护送下离开自己的农场，前往司法系统履职，同时成为囚犯管理处的点名官和地方警署的助理。这种身份的变化让他亲眼看到了屈打成招、跪地求饶的罪犯。每当有罪犯被送到范迪门地，他都认真调查案底，并详尽记录，之后会把相关材料交给有关部门，材料中往往还加入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跟罪犯打交道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那种环境里他可以纵情享受那种折磨他人的快感；不过，这种变态的思想最终也会把他葬送在囚犯手中。

根据他的传记作家、司法官约翰·巴里爵士的说法，“尽管他很反感囚犯心中的那种邪恶，但他似乎也被那种邪恶深深吸引。他把囚犯看成非人的动物，这种思想显然不符合人类文明，可是他天生爱慕虚荣，总希望囚犯个个对自己畏惧三分”。于是，厄德利-威尔莫特在寻找替代蔡尔兹的人选时，一眼就看上了普赖斯。当时普赖斯已经名声在外，被称作流放地司法管理的“铁腕”人物。尽管普赖斯已经染上怪病，但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一新的职位。要知道，当时阻力还是不小的，最明显的就是他的妻子玛丽已经成为5个孩子的母亲，而这些孩子当中最大的也才7岁。除此之外，小城霍巴特的上流社会也不想失去自己的保护伞。

此时此刻普赖斯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满脑子都是那些恶魔的召唤。他出发了，目的地是诺福克岛。厄德利-威尔莫特“完全信任他的敬业、热情和他对这份工作职责的认识，只要他一上任，那里一定会秩序井然，一切都会重归从前……最重要的是，那些囚犯不会再结帮拉派，密不透风的监控一定会消除先前的动荡和恐怖”^[5]。

处理完那些叛乱分子后，普赖斯转而去面对其他形式的影响与权势之源。他立即撤换了罗杰斯教士，不再让其担任法官和代理治安官。塞缪尔·巴罗也被要求收拾行李走人，尽管他依然在监狱系统供职，还会带着自己那有争议的作风继续去墨尔本彭特里奇监狱担任监狱长。随后，普赖斯也将农业主管吉尔伯特·罗伯森停职，之前罗伯森的工作可是受到大家认可的。他无须甩动鞭子就能取得不错的效果，而正是这一点让他成了普赖斯的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更何况他从未打算屈从于上司。

罗伯森对停职提出抗议，两人之间通过信件进行了一系列的唇枪舌剑，最后的结果是罗伯森告饶说他的妻子和生病的孩子已经极度抑郁，请求获得对方的谅解。可普赖斯的回答尖酸刻薄，打碎了罗伯森仅存的一点希望，他最终不得不带着妻儿离开了小岛。罗伯森的女儿伊丽莎白已病得卧床不起，虽然妻子一刻不离地在身旁照顾，女儿伊丽莎白还是在1847年1月溘然长逝，当时罗伯森离开诺福克岛仅仅几周。最终伊丽莎白长眠于诺福克岛。

其他有独立想法的人也很快被一个个换掉，由岛上的马屁精和普赖斯在霍巴特城的熟人替代。罗杰斯教士一直忍耐着，坚持着，并一次次向上司投诉，数落普赖斯对待囚犯的“残忍无度”。但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1847年2月，罗杰斯不得不离开诺福克，后来在朗塞斯顿附近负责一个教区的事务。在那里他又花了好几年时间对普赖斯和他的虐待倾向展开讨伐。

罗杰斯提到，有个曾是马车夫的囚犯，就因为抓到一只小鸟自己养了起来就招来了36鞭的刑罚；一个清洁工因为在警局地板上清理垃圾被指控私藏政府文件，清洁工试图为自己辩解，结果普赖斯大吼一声：“把他的嘴给堵起来！”在普赖斯的管理下，任何细微的违规都会被处以14天的禁闭，譬如“干活时走得不够快”“铃声响起时没能及时进入队列”“铃声响起还在蹲厕所”“身上肉太多”“在监狱院子里行走”等等。

整个监区有2000名囚犯，普赖斯要求把监狱大楼建成八边形（现在已经改建成五边形），周围再围以石质高墙。这样一来，就会有足够的小牢房用来关押需要“关禁闭”的犯人。这些人一次会被关上3个月，牢房里黑乎乎的，每天只提供面包和饮用水。等犯人再次走到阳光耀眼的户外，往往先是一通鞭打，随后再被锁上锁链跟其他人一起干活。

更让监狱在押人员痛苦的是普赖斯又恢复了自己得意的告密制度。他无情地调戏着自己的亲信，就是最为顺从的囚犯有时也会为细小的失误而吃尽苦头，这时他的恩主也会因为听到他的对手或是曾经被他害得吃过苦头的人的密报而将其抛弃。普赖斯最忠实的走狗是马丁·卡什，可是普赖斯在写自传时，显然早已把他给忘得一干二净。不管是被人告密还是恰巧碰上，在监狱里，普赖斯真是谁都躲不开的。唯一不受普赖斯控制的似乎只有军队。他们的上司是第十一团的威廉·哈罗德少校和后来接任的第九十九团的乔治·德·温顿少校。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能插上一手，而且经常如此，叫卫兵为他通风报信。

在霍巴特城，厄德利-威尔莫特看到普赖斯的报告，心中涌现出一股恬不知耻的得意。果然不出所料，岛上又恢复了先前的老样子。受此启发，厄德利-威尔莫特决定把“新人”送回范迪门地，然后再把那些在亚瑟港监狱捣乱的累犯送到大洋对岸普赖斯的地盘。这个主意也获得了他的接任者、总督威廉·丹尼森爵士的支持。于是，从1847年开始，这个做法便成了一项制度延续了下去。

一直到1853年，诺福克岛上伤痕累累的囚犯人数从未减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克·杰弗里。作为一个乡下来的浑小子，马克一下子就成了普赖斯的眼中钉，从此就在普赖斯手下备受摧残和“侮辱，折磨得我毫无生意，意识不清”^[6]。在采石场，杰弗里戴着16公斤重的铁制脚镣，挥舞着手中的镐把朝着岩石猛摔。刚一跟监工顶嘴，重重的鞭子就抽下来，抽得他遍体鳞伤，血流不止。普赖斯上前透过单片眼镜看了看，说：“了不起的马克，现在什么感觉啊？”^[7]

杰弗里硬撑着活了下来，最后也参加了复仇计划，好好报复了这个手段残忍的施虐狂。日复一日，普赖斯对他手下的人更加“铁腕”。终于，霍巴特市的官员开始注意到诺福克岛提交的报告中越来越大的关于鞭刑质疑声。1852年，英国圣公会主教查尔斯·威尔顿到诺福克岛视察，结果发现岛上“一片愁云惨雾”，他离开时失望至极：“我听说，就在两周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监狱长命令所有人双脚都要戴上脚镣，犯错的人还要把脚镣‘叠起来’以加重处罚。3月14日，礼拜天，所有参加礼拜的270名囚犯中只有52个人没有戴脚镣。

“对于频繁鞭刑的抱怨声此起彼伏……监狱院子里到处都是人们背上流下的鲜血，和着从三角刑具上冲下的脏水，场面让人不寒而栗。一大群人站在院子里排着队等着接受鞭刑，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人更让人心生怜悯。他们的喊声此起彼伏，让人难以忍受……”^[8]

上面要求普赖斯解释遭受鞭刑人数猛增的缘由，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自己找了一大堆理由。他声称囚犯就是不情愿严格自律，拒不执行自己制定的规矩，而这些规矩“不过跟军队对士兵的要求或是英国高中的校纪校规相差无几”。他说鞭刑并非他所中意的惩罚手段。“要问我哪种处罚更有效，”他解释道，“我的回答就是禁闭。要是岛上有足够的禁闭室，就是再不羁的罪犯也一定会老老实实，那体罚也就可以立法废除了。”

丹尼森没有接受这样的解释，显然这是合乎情理的。政府开始慎重考虑是否有必要废除这些流放地，毕竟专设流放地的花销远高于将罪犯囚禁在亚瑟港监狱。普赖斯开始担心自己的孩子还能否在岛上上学，而他的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得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病”^[9]。人们猜测可能是梅毒，因为这样可以解释他那诡异的举动，不过没有特别的证据能支持这种猜测。

因为身体原因，丹尼森于1853年1月17日撤走了普赖斯和他的家人，不过还是为普赖斯保留了12个月的职务和薪金。普赖斯在澳大利亚之外的地方寻求职位，但最终未果。后来，他的身体康复了，被任命接替塞缪尔·巴罗，担任维多利亚刑事犯罪总监。他携家人搬到彭特里奇军事监狱的住所。普赖斯在那里待了四年，推行严厉苛刻的制度。重压之下，当地居民在墨尔本《时代报》的支持下成立了居民委员会，强烈要求普赖斯辞职。普赖斯奋力抵抗，并得到了墨尔本《时代报》的对手《阿古斯报》的支持。不过维多利亚议会已有顾虑，也对他的去留有所犹豫。1857年3月26日下午，在墨尔本隔河相望的威廉斯敦港，普赖斯遭遇了命中大劫。

普赖斯在臭气熏天的“莱桑德号”和“成功号”轮船上关押了几百名囚犯，平时这些囚犯要在威廉斯敦码头劳动。船上条件恶劣，看守更是常常克扣囚犯的伙食费，中饱私囊。下午4点，普赖斯跟其他官员一起视察码头。这时，一群囚犯聚在一起为自己所受的待遇声讨。看到对他们不以为然的官员们，几名囚犯搬起大块的石头径直砸向视察队伍。

据目击者讲，普赖斯抬起胳膊，用手保护着脑袋，拔腿就想溜走。这一下他的威信立刻扫地。人们一拥而上，几名囚犯抓住他，可他挣脱后继续逃命。突然，一块巨石砸到他背上，普赖斯摔倒在地。他站起身，刚要逃命，又被下水沟绊了一下，再次跌倒。他迷迷糊糊地刚要站起身，一名囚犯已经将铲子挥向了他。囚犯们大吼着冲了过去，拖着普赖斯一路向前，你一拳我一脚，还有人直接用石头砸向普赖斯的身体，直到普赖斯失去了知觉。最后，囚犯把他扔到一旁，四散逃走。

荷枪实弹的警卫很快把囚犯们团团围住。一个名叫西蒙·拉塞尔的囚犯上前救助，从湿乎乎的地上抬起普赖斯的脑袋，帮他人工呼吸。后来，又来了两个囚犯，大家一起把普赖斯抬到手推车上，一路把他送到了附近的灯塔。约翰·威尔金斯医生为普赖斯做了处置，可他也回天乏术，普赖斯的头盖骨已经破裂。短时恢复意识后，普赖斯很快又晕了过去，最终第二天下午4点与世长辞。

《时代报》为此专门刊登了社论：“毫无疑问，普赖斯死得很惨。可他的不幸完全是咎由自取，是他自己太过残忍，从而让备受压迫的囚犯心生愤恨……普赖斯是个残忍的家伙，正是他的残酷无情导致了他的悲惨结局。”

【注释】

[1]1846年12月4日采集的约翰·普赖斯证词。

[2]1846年11月26日采集的约翰·普赖斯证词。

[3]Cash，Martin，Martin Cash：The Bushranger of Van Diemen’s Land，in 1843-4：A Personal Narrative of His Exploits in the Bush and His Experience at Port Arthur and Norfolk Island，1870，p.154.

[4]Cash，Martin，Martin Cash：The Bushranger of Van Diemen’s Land，in 1843-4：A Personal Narrative of His Exploits in the Bush and His Experience at Port Arthur and Norfolk Island，1870，p.154.

[5]Eardley-Wilmot to Gladstone，6 July 1846，quoted in Hazzard，Margaret，Punishment Short of Death，p.215.

[6]Jeffery，Mark，A Burglar’s Life，1893，p.90，quoted in Hazzard，Margaret，Punishment Short of Death，p.236.

[7]Jeffery，Mark，A Burglar’s Life，1893，p.90，quoted in Hazzard，Margaret，Punishment Short of Death，p.236.

[8]1852年5月22日威尔莫特给丹尼森的通信。

[9]Barry，The Life and Death of John Price，MUP，1964，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