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示范区对自然社区的改造，特别突出地反映在对产婆形象的重新定位上。如前所述，产婆在传统社区中的公众形象并非是一种医疗工具，她：要通过“洗三”等诞生仪式协调不同的社会关系，而接生过程不过是一个公众仪式的最初组成部分而已。可是在“社区叠合”实现之后，新规则首先设定，“吉祥姥姥”在接生的各个环节均不符合现代卫生行政的要求，必须把她纳入一个相当纯粹的现代医学标准尺度中予以衡！在这个评价体系内，传统接生婆协调人际关系的文化功能已变得无关紧要。自1928年始，北平市卫生局在卫生示范区开办了接生婆讲习所，前后共计10班，正式训练及格者共150名，后在此基础上于1930年成立了保婴事务所。对于已训练完毕正式开业者，事务所仍持续严加监视，如每月每一接生婆必须呈交报告，所需之脐带敷料消毒药品等，均必须向事务所购买，由购买之多寡与报告单接生人数相对照，就可察知是否按规接生。[22]
又据《北平市政府卫生保婴事务所施政辑要》，事务所“每月召集已受训练之产生婆分别住址，来钱粮胡同本所及西城第二卫生区事务所每月聚会二次，呈交收生报告，并随时赴各产婆家中检查接生筐各项接生用品，特定制介绍病人健康检查单颁给各产婆，遇有孕妇，即介绍持单赴各卫生机关施以产前健康检查，并由所派员随时调查，遇有私行执业之产婆，即报告卫生局取缔”[23]。在保婴事务所的办事机构中，除所长、医员、事务员和文牍员外，专设有八名助产士，但此八名助产士职责各有区别，特别是一位名叫张淑惠的助产士就兼有监理员责任，其具体工作是：“每日监视接生婆接生兼昼夜外出协助接生婆难产接生，又每星期五上午召集接生婆训话。”[24]鉴于一般市民对受过训练的接生婆表示怀疑，保婴事务所特拟就“受过训练的姥姥应当守的规矩”一种刊物，置入接生筐内，以广散发。
由于保婴事务所主管的事务分化愈趋细密，所以在1935年，保婴事务所函报北平市卫生局，希望把监视取缔产婆的职责下放到更基层的地区，予以分割控制，具体办法是把对全市产婆的宏观调控落实到“兰安生模式”所规划的医疗社区之中，包括已成立的第一、第二卫生区事务所和正在筹建的第三卫生区事务所。由此一来，医疗程序对产婆的控制就进一步被地方化了。其实，在保婴事务所提出协助要求以前，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即已主动地开始调查和统计内一区内产婆的行踪。如一所在1934年8月在内一区对未训练产婆所做的一个调查，就包括产婆的住址，所接生之婴儿姓名、性别及出生日期。在这份统计表中清楚地显示出，8月份婴儿出生总数为251人，经未训练产婆所接生人数为17人，查得未训练产婆之管理人数为5人。[25]
又以内二区产婆管理为例，内二区属第二卫生事务所管辖范围，至1937年，本区共有旧式产婆21人，比例占全市103位产婆约1/5，是各行政区中人数最多的一区。二所的管理办法是，将产婆分为二组，每组每月在所内召集会议一次，开会时由助产士担任主席和指导，由产婆缴纳一月来的接生报告，并口头叙述难产意外及处理经过的情形，再由助产士讲解接生时应注意的各种事项，并分发已消毒之脐带布扎及婴儿滴眼之硝酸银溶液等药品。这年计开会共24次，到会人数共586人。[26]二所在从事出生调查时，于每个接生个案，皆作出严密的考核，特别注意调查接生婆曾否携带接生筐子，接生前洗手情形以及滴眼药等，如发现有未遵行者，即将该产婆传来质询。
卫生示范区的建立对传统社区中生死控制方式的最大冲击，是生命统计调查员网络的形成。医疗社区与自然社区的叠合，开始改变原有城区内部的时空结构，其中改变所借助的方式之一就是生命统计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完善。因为卫生区采取的是预防为主的控制取向，预防控制的对象是“人群”，是自然区的居民，只有通过生命统计中掌握的相关群体的年龄、性别、职业分布以及出生、死亡的具体情况，才能更有效地合理安排和配置时空的秩序。北京最早的生命统计在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成立时即已开始实施，老北京城区内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并没有进行出生统计的专职人员和档案记录，出生调查多由公安局户籍于调查户口之际同时调查出生。因居民对出生调查有猜忌心理，怀疑被调查后政府将抽税或有其他对己不利的情况出现，故多不愿主动报告，即间或有报告者，其出生日期也不准确。自卫生示范区建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社区叠合后的双轨运行框架，除保留自然社区中的户籍警报告之职能外，医疗社区亦专门培训出专职的生命统计调查员进行社区内生死数目的监控。统计调查员的记录还与卫生事务所助产士、已训练产婆及各产院的调查相互协调补充，其效率明显要高于自然社区中户籍警的工作节奏。当时的北平市卫生处评论一所出生调查时谓其：“对于内一区界内之出生调查，派有专人办理，故每月所得之出生报告，均较内一区各派出所报告者为多，故本处对于内一区界内之出生调查，均委令第一卫生事务所代为填报，本处接得报告后，仍撕去一联转送公安局，以备考查也。”[27]
第一卫生事务所共设有统计调查员四人，按二十个警察区段，每人主管五段。每日除由一人轮流值班调查死亡外，其余三人每日赴各管之警察区段及产婆处探询出生情况，各医院则每星期轮流派遣一人前往抄录出生人数，得到出生报告后，再由该主管地段之统计调查员前往住户家中详细询问，并按该所出生调查表逐款填写。一所助产士于接生后及卫生劝导员于家庭访视时所得出之出生资料亦随时填报报告以资统计。所得之出生报告再按卫生局出生调查表填写送局以备编写生命统计。[28](www.xing528.com)
在社区实现叠合以后，作为医疗区域代表的统计调查员对自然社区所进行的最为严重的渗透，就是对阴阳先生的监控与取代。清代以至民初，官方鉴于民间社会对阴阳先生的崇信，丧葬必请其“开殃”“禳解”，具有亲自验视死者的条件，故阴阳生一直作为京城百业之一，被官府特许营业。不过官方和民间对阴阳生作用的认识是有相当差异的，民间社区视阴阳生为重新理顺死者家属与社会之人际关系的中介角色。“出殃”仪式是社区道德伦理精神的一种表达，而官方则认为阴阳生具有检视鉴定死者死亡原因的能力，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法律功能。死者如系正常死亡，可以给丧家开具“殃榜”，并将数目定期上报，如系自杀、他杀，应立即报告官府，请“仵作”（法医、验官）验尸、鉴定，始可抬埋。这样就不免要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因此，殃榜带有法律见证的性质，是一纸正常死亡鉴定书。[29]
在阴阳生被彻底取缔以前，由于生命统计员的出现，社区死者办理殡葬手续与清代的区别乃是在于实行了双轨制度。清代居民死亡只需阴阳生开具“殃榜”，即可领取抬埋执照，可见“殃榜”具有相当权威的法律鉴定作用。卫生示范区建立以后，阴阳生的职权已缩小到为死者家属开具死亡原因报告单，家属持此单至各该管警段，再由警段填一死亡报告单，同时电告统计调查员亲往调查后，始得装殓。各社区的出殡执照，亦改由各统计调查员填发。故所有死亡之业经报告者，均须经过各统计调查员之手，而不致遗漏。这样一来，“殃书”作为出城抬埋的凭证功能就自然消失了，只不过阴阳先生尚保留着对死者死亡原因的鉴定权。
在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示范作用下，北平市卫生局分别于1935年1月和6月举办了两期生命统计调查员训练班，第一期训练班，招考初中毕业以上程度学员10名，给予短期训练，计上课实习各有一个月的时间，所授课程包括“公共卫生”“卫生法规”“绘图”“生命统计”“环境卫生”“细菌学”“病理学”“传染病学”等八门，课时共96小时。均有卫生局二、三、四科及第一、二卫生区事务所人员讲授。实习期间则轮流派往卫生局二三科及第一卫生区事务所，随同作实地调查工作。至1935年1月，上课及实习期满，经考试及格者，即委托为统计调查员，同时并函商公安局同意，接办所有内城各区出生死亡调查工作，除内一区第一卫生事务所原有统计调查员四人外，其他各区，每区各派一人（第二卫生区事务所原有一人故只派一人），其内二内三区者分驻各该卫生区事务所，并直接由各该事务所主管人员督促工作。内四内五内六等三区人员，则暂在公安局各该区署借地办公。[30]
在内城统计调查员布置完毕之后，卫生局紧接着于1935年6月呈准市政府训练第二期统计调查员，以备接办城各区出生死亡调查事项。此次并未公开招考，所有报名之人，均须由本局或各附属机关职员负责保荐。因第一期公开招考的结果，所录取的各员，每多有中途请辞者。此次共录取20人，内中有已在内六区工作的稽查警1人，另有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派来1人及天津市政府派来北平受训者2人，全部受训者共23人。除课程与第一期相同外，学员实习期间轮流派往第三科实习环境卫生、取缔工作及第一、二、三卫生事务所实习出生死亡调查工作。自第二期统计调查员训练期满后，即由本局函商公安局同意，于同年9月1日起，由统计调查员接办城各区出生死亡调查及核发出殡执照等项工作。其办公地点如外一、外四两区在本局各该区清洁班，外二、三、五区则分驻妓女检治所、烈性毒品戒除所及市立医院内。据称，训练班的学员在结业半年后，仅出生一项，每月调查即增添三四百人。其监控区域几乎涵盖了全城的各个角落，结果是进一步缩小了阴阳先生的控制范围，至1937年5月北平市卫生局正式规定凡居住于北京内外城区的居民遇有死亡时，可越过阴阳先生这道旧关口，直接呈报分区派出所，派出所据报后即发给人民死亡呈报单，并一面电知卫生局派驻该区统计员前往察看，并凭呈报单发给出殡执照。由此宣告了阴阳先生社区功能的终结。[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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