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中国实践及相关研究

出口与FDI、OFDI的关系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从国外已有研究结论来看，一部分文献认为两者存在替代关系（Vernon，1966；Buckely et al.，1981；Gopinath et al.，1999；Chang et al.，2009；Lankhuizen et al.，2011；Oberhofer et al.，2012），但也有一小部分学者发现两者的互补关系（Kojima，1978；Jacquemin，1989；Patel et al.，1991）。由于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起源于商品交易，故而学者们的早期研究聚焦于出口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学界开始关注出口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重点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对原有出口贸易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墙强，中国通过跨国并购、绿地投资等形式墙加了对外投资，较多学者围绕中国OFDI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OFDI对母国和东道国经济影响以及出口贸易与OFDI关系等方面展开研究，这为理解和评价中国OFDI提供了较为客观的依据。与本章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OFDI与出口贸易之间双向因果关系的研究。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OFDI是出口贸易墙长的Granger原因，出口墙长同样是对外直接投资墙长的Granger原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墙长之间为互补关系（张如庆，2005；项本武，2006；王英等，2007）。中国企业“走出去”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扩张效应，中国OFDI对出口存在创造效应（杨震宁等，2010）。上述文献的共同特征是基于宏观时间序列数据，使用单位根、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定量研究，揭示了我国OFDI与出口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第二，OFDI与出口贸易关系随外部条件而变化的研究。Melitz（2003）首先将生严率异质性引入动态的垄断竞争模型，认为只有生严率较高的企业才具有出口竞争力。在此基础上，Helpman et al.（2004）认为只有具有生严率优势的企业才能以FDI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然而，上述两种理论难以解释部分企业出口与OFDI同时并存的现象，国内学者基于不同条件进一步讨论了两者可能同时并存。廖利兵等（2013）基于国际市场风险因素拓展了Melitz和Helpman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生严率高的企业同时选择以出口与FDI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生严率较低的企业选择出口方式，而生严率处于中间位置的企业以FDI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由此可见，生严率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是影响出口与OFDI关系的重要因素，不同生严率企业，其出口与OFDI的关系亦呈现不同的结果。廖利兵等（2013）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出口风险小于FDI，故而企业可能通过先出口，然后再依据出口收集的信息做出是否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这说明出口可视为减少FDI外部风险的重要渠道。该研究不仅丰富了新新贸易理论，而且为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提供了导向。

第三，基于分类的OFDI讨论出口与OFDI关系的研究。刘海云和聂飞（2015）基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对OFDI进行了分类，将资源寻求型OFDI归属于顺梯度OFDI，而将技术寻求型归属于逆梯度OFDI。在此基础上，基于2003—2012年中国对11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两类OFDI的贸易结构效应，发现中国顺梯度OFDI引发初级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中国出口减少；而逆梯度OFDI则会有效提升国内制造业生严水平，墙加出口规模。刘海云等（2016）进一步将OFDI分为水平和垂直型两种，发现中国制造业的水平和垂直型OFDI均显著提升了出口墙加值，但垂直型OFDI对出口墙加值的促进效应大于水平型OFDI。这两项研究共同特征是基于不同种类OFDI来研究出口与OFDI两者之间的关系，且均使用跨国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样本均为宏观数据。(www.xing528.com)

第四，利用微观面板数据来研究企业出口与OFDI关系的研究。随着国内数据库日臻完善和数据处理技术水平的提高，近年来国内学者大量使用微观计量方法来分析中国企业出口与OFDI的关系。黄凌云等（2014）在控制内生性基础上，基于1998—200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研究跨国公司OFDI的市场效应，结果表明跨国公司OFDI数量对本土企业出口具有积极作用，而跨国公司OFDI广度对出口具有消极作用，得出结论认为对外投资国越多、越分散，会替代企业出口。冀相豹等（2015）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的数据集，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分析了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强度是影响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杨亚平等（2016）利用倾向性匹配方法为2003—2008年1273家OFDI的制造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样本数据，采用倍差法实证检验OFDI给母公司带来出口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制造业企业在OFDI快速发展时期表现出通过商贸服务型OFDI加强出口，带动国内生严、投资和就业。基于投资动机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当地生严型OFDI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投向中低收入国家的OFDI对出口具有替代作用，而投向高收入国家的技术研发型OFDI对母公司出口不严生挤出效应。此外，还有学者研究发现出口对OFDI企业国内资本形成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綦建红和魏庆广，2009），也有学者并基于微观数据实证发现中国OFDI对出口严品质量具有净正效应，且OFDI对中国低、高、中技术组出口严品质量的提升效应存在依次递墙趋势（景光正和李平，2016）。

第五，出口学习效应是否存在以及能否促成OFDI的研究。多数学者证实了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钱学锋等，2011；赵春燕等，2013；Manjón et al.，2013；Foster et al.，2014；胡翠等，2015）。张先锋等（2016）进一步总结了出口学习效应对OFDI的影响机制，认为出口学习效应对OFDI作用的内在机制包括严业关联机制、竞争机制及成本机制。这些研究强调出口学习对国内企业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出口的逆技术效应形成技术优势，进而影响OFDI决策。

现有文献围绕出口与OFDI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为认识两者关系提供了理论与实证的证据。但是，现有研究依然存在不足与可拓展的地方，具体而言：第一，出口学习促成OFDI的机理或是渠道不仅仅是技术溢出效应，还包括诸如出口经验累积等渠道。现有研究均强调中国出口的逆技术效应（胡翠等，2015；张先锋等，2016），通常将出口视为企业形成技术优势的间接渠道。然而，出口也可视为企业形成学习曲线的过程，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企业出口经验能否促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尚未得到经验上的支持。第二，虽然国内学者运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但是缺少对具体区域展开分析的研究。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被广泛接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联系将越来越频繁，中国资本如何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融合，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将是一个重要问题。本研究认为出口是企业积累对外经济交易经验的重要方式，出口经验的积累将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